开通会员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李靖问对》,或简称《问对》,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内容相传为记录唐太宗和李靖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四十问答,中卷三十三问答,下卷二十五问答,凡九十八次问答,约一万余字。在宋代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关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学者历来意见多有分歧,除了传说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的看法外,主要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 宋人阮逸伪托之作。这一看法首先由北宋陈师道提出,此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从者,这包括陈氏入室弟子何薳以及晁公武、陈振孙、邵博、吴曾等多名学者,他们均对此书进行了考证,结论都认为系阮逸托名之作,是阮氏所撰多种伪作中的一部(参见《后山集》、《春渚纪闻》、《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能改斋漫录》、《邵氏闻见后录》等著述有关记载)。到了近现代,由于疑古之风大盛,所谓“阮逸摹仿杜佑《通典》所载卫公李靖兵法而作”的说法更是广为流传,如张心澂《伪书通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就持这样的看法。
(二) 其书为宋神宗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历史上“阮逸伪托说”虽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元代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就指出:“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他根据《四朝国史·兵志》中关于神宗熙宁间对枢密院诏令内容的记载,认为王震等人所校正及分类解释的李靖军事著作,“岂即此《问答》三卷耶”,“则似即此书”。换言之,今本《问对》就是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
(三) 唐太宗与李靖君臣之间多次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当代一些学者认为“阮逸伪托说”不足据信,其书当是太宗与李靖之间探讨军事问题的言辞汇编辑要。时间当从贞观十八年(644)唐军第一次进攻高丽前夕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逝之前,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的兵学思想。由于其书涉及当时不少的高层机密,因此在唐代未能公之于世,也不见于公私著录。宋代神宗熙宁、元丰之际,朝廷下诏校定李靖兵法,故《问对》终于被辗转发现,并由官方刊刻流布,成为武学经典之一。[1]
(四) 唐末宋初无名氏伪作。历史上还有少数人以其书“浅陋猥俗”的理由,认为它既非李靖所著,亦非阮逸伪托,而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编写而成。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胡应麟,他在其《四部正讹》“卷中”里指出:“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经’,殊可笑。旧咸以阮逸伪撰,谓老苏尝见其草本。案逸所撰《中说序》及《关朗传》等文各可观,不应鄙野至是。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武人不知书,悦其俚近,故多读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的意见与此相似,也认定此书乃伪作,但不一定出于阮逸之手:“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然总之为伪书矣……”以上诸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不能做到完全自圆其说,与其书成书时代与著者的真实面貌均尚有一定的距离。相对而言,第四种观点比较可信一些(然其以“浅陋猥俗”之由为论据,仍嫌武断勉强)。总而言之,今天探讨《问对》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有几点可以明确。
第一,李靖自著之说可以排除。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仅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没有《问对》。《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李靖兵书多种,包括《阴符机》一卷、《韬钤秘术》一卷、《韬钤总要》一卷、《弓诀》一卷、《六军镜》三卷、《卫国公手记》一卷、《兵钤新书》一卷,亦未曾涉及《问对》。且这些兵书早在宋神宗时就已“世无全书”了。清代汪宗沂从《通典》等政书、类书中辑录李靖兵书内容,成《卫公兵法辑本》一书,今细观其书,可知它与《问对》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总体上两者差别比较显著,这表明判《问对》为李靖自著是难以成立的。对此俞正燮《癸巳存稿》曾明确指出:“不得谓卫公自著耳。”其列举的理由是:“太宗谓太子不能控御李勣,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无损。太宗曰善,朕无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又曰: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勣。使卫公自著,有此事乎?”应该说,俞氏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且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第二,当今一些学者论定《问对》一书为唐太宗与李靖两人论兵言辞之辑录,从现象上看似能成立,但细考其书内容,可知其说仍难立足。这主要表现为其书不少内容显然为后人所附益,于逻辑或史实均不宜出于太宗与李靖当时之口。例如,《问对》“卷上”言:“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按,据《唐会要·安北都护府条》,安北都护府之名始于总章二年(669),时太宗、李靖均早已谢世,怎么能在对话中出现“安北都护府”字眼。其实,安北都护府的前身是贞观二十一年(647)所置的燕然都护府,龙朔三年(663)曾改名为瀚海都护府。若《问对》确系太宗、李靖论兵言辞记录,则当依史实称为“燕然都护府”,其言“安北都护府”,则作伪之痕迹昭然若揭。又如,《问对》“卷中”载:“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按,据《通鉴》等史书记载,瑶池都督的设置是在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是年五月,唐太宗逝世。而李靖之死尚在太宗之前。当其生命垂危之时,唐太宗曾亲往其宅慰问,流着眼泪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如此,为公忧之。”[2]在这种背景下,两人是不可能议论刚刚所置瑶池都督一事的得失利弊的。今本《问对》作者不曾考虑到这层关系,就瑶池都督设置一事大发议论,这恰好印证其书并非太宗、李靖对话实录。再如,《问对》“卷下”载太宗就长孙无忌执掌国政一事向李靖征求意见,李靖发表了一大通对长孙无忌很不利的看法,太宗听后表示同意,说什么“朕徐思其处置”。这显然也于情于理不合。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妻舅,最为心腹,生性谨慎的李靖自不会亦不敢对他做如此刻薄的评价,以致冒犯太宗。即使退一万步说,太宗就是采纳了李靖的意见,真的“徐思其处置”,为何对长孙无忌始终恩眷不减,并把他列为最主要的顾命大臣。可见《问对》作者乃是依据日后长孙无忌因阻谏高宗册立武则天为后而遭贬逐不得善终的史实,编排了这一段问答。然而这样一来,恰好透露了其作伪的信息。所以我们认为,将《问对》简单定性为太宗与李靖君臣论兵言辞之辑录,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第三,阮逸伪托之说也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吴如嵩、王显臣先生关于《问对》系唐太宗与李靖君臣论兵言辞辑录的说法固然尚可继续探讨,但他们对阮逸伪托之说的驳斥却很有力,值得重视。在辨伪古书风气很盛行的宋代,即使阮逸善于作伪,似乎也难以骗过官方的核查,逃脱当时一些鸿儒的慧眼。再说,倘若阮逸确曾以伪作《问对》草稿送给苏老泉看过,那么,当神宗皇帝要将这部伪托之作列为“武经”之时,作为知情人苏老泉之子的苏轼又岂敢隐瞒情况,而不怕招致欺君之罪、杀身之祸?更为重要的是,从《春渚纪闻》所载阮逸拟作的时间来看,又“晚于《武经七书》的正式颁布近十年左右”。另外,其实早在《武经七书》颁布之前,就有一个名叫麻皓年的官员为《问对》作过注。又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记载,宋初就有“兵法七书”,可见在《武经七书》前已有《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的合刻本,换言之,即《武经七书》似当源于“兵法七书”,而“兵法七书”中或许就包括《问对》一书在内(参见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李卫公问对浅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问对》的作者的确“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
第四,《问对》与清代汪宗沂所辑《卫公兵法辑本》虽然是两部各自独立的兵书,内容明显有差异,其中《问对》更偏重于军事理论阐发,而《卫公兵法》基本侧重于实践操作问题,但是两书之间也并非毫无联系。其言军队编制、军阵以及军事训练,不无相通或相近之处。如《问对》卷上讨论“阵法”时有言:“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卫公兵法》卷中“部伍营阵”则记载为:“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无趋走。”两者观点与用词基本一致。又如《问对》卷中阐说“用间”问题时有言:“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这在《卫公兵法》“将务兵谋”之中,就是“若束发事主,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不诡伏以自容,不权宜以为利,虽有善间,其可用乎”。两者的一致性同样显而易见。这表明《问对》的作者在构思和撰著其书时,的确大量参照了《通典》所载资料,并或多或少将其征引入自己的著述,并为阐发《问对》的基本观点服务。所以,那种完全割裂《问对》与《李卫公问对》两书之间一定联系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当是无名氏所作,其成书年代大致应在唐代晚期以至五代时期。当时战乱频繁,有识之士有感于此,于是潜心探讨军事学术问题,以期满足战争实践的需要。到了宋代,鉴于李靖的诸多兵书皆已散佚,“世无全书”,而神宗熙宁年间对李靖兵法校正、分类、解释的工作又未取得十分理想的结果,因此,当元丰年间最终编定《武经七书》时,朝廷遂决定根据“兵法七书”已收录《问对》的既成事实,仍将《问对》收入《武经七书》之中,列为将校必读的武学经典之一。从这层意义上说,清朝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的观点,“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指阮逸所作)不行欤”,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部用问答体形式写成的兵书。其论题广泛,内容富瞻,见解深刻,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代永瑢等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对其主要内容及特色做过较精辟的概括,称“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这一概括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基本上符合该书的思想要旨。从全书情况来看,它的确立足于“奇正”、“虚实”、“攻守”、“主客”等重要兵学范畴,旁征博引,生发议论,着重探讨争取作战主动权问题,认为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同时,对阵法的起源和内容、古代军制的演变、兵学源流及其嬗变、教阅与实战的关系诸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兵学理论。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初步完成古典兵书由单纯“舍事言理”向“事理并重”方向的转变。收入《武经七书》的各部兵书,均系内容丰富、价值显著、地位重要之作,并各有其鲜明的特色。《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经典中的经典,核心中的核心,是名副其实的“带头大哥”。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孙子兵法》堪称古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军事理论的框架,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后世的军事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它代表了中国古典兵学的最高水平,无愧于“兵经”、“百世谈兵之祖”的称号。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序》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孙子兵法》是不朽的。
《司马法》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特征。它是一部以古为主,综合古今的混合型兵书。概括而言,它孕育于黄帝至殷商,创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深厚的历史淀积层,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前期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与军事制度,历史文化价值不容低估,为人们在今天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我国古代战争、兵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嬗递轨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原“古者《司马兵法》”中所保留的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部分内容。《司马法》的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体现为它是我国现存兵书之中,反映春秋以前兵学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最具体最充分的兵学典籍,集中渗透着春秋中期之前的时代文化精神。
《尉缭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故自汉唐以来,《尉缭子》一书一直受到兵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推崇。《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它“能分本末,别宾主”,“理法兼尽”。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也指出:“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以《尉缭子》为代表的三晋兵学在中国兵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做出了恰如其分且又实至名归的界定。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约近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子》一书是吴起兵学流派的集体性创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兵学思想。大致而言,《吴子》的兵学思想体系由三个方面组成,这就是进步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以及“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应该承认,《吴子》一书的理论特色相对单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兵学著作,尤其是关于战争观念、治军理论的阐述,不无独到与深刻之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子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这其实开启了后世“兵儒合流”的先河,是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主流价值观的。
《六韬》的贡献,在于其是先秦兵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趋势在当时兵书撰著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具体而言,首先,它具有兵学体系的完备性与系统性,其所论述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胜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国防建设思想,军事后勤方针等各个方面,从而构筑起一个十分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其次,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对《六韬》有广泛的渗透与高度的规范。这包括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执一统众的指导性质,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深厚影响,以及法家、墨家学说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三,《六韬》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启迪意义。如“文伐”十二法的高明运用,《王翼》中早期“司令部”构成的具体设想等等,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
从每一部兵书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它特有的时代属性,即反映着一定的时代文化精神,秦汉时期成书的《三略》所体现的,就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兵学的特点。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必然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文化精神从《三略》自我表述的理论宗旨,诸如“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差德性,审权变”,“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之中有突出的反映。
正因为《三略》以如何安治天下为基本宗旨和立论的出发点,所以全书上下贯穿着维护大一统、巩固大一统的红线,响彻着“陈道德,察安危”的主旋律。《三略》安治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阐述政略,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于阐述兵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和必有之义。第二,《三略》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花费大量笔墨在论述君主与将帅、君主与群臣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君主如何驭将统众的重要原则。这同样是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指导规范当时兵学理论建设的具体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略》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的出现和流传,表明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学政治伦理本位化趋势的强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不过以上这六部兵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侧重于哲学说理,形成了“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的文化传统。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的情况却稍稍有所不同,它虽然没有从总体上背离以哲理谈兵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在结合战例阐述兵学哲理并使之深化方面,比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构成了其不同于《孙子兵法》等书的自有特色。具体地说,就是《问对》的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具体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新境界,在认真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战略战术原则,使其日益接近科学化。这对于古典兵学理论研究来说,乃是一个显著的贡献。同时,《问对》的研究视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也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的层次向战役战术的层次转移,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缜密和深化了。
第二,深入探讨“奇正”问题。奇正,既是古代一个军事命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它作为范畴,最早出自《老子》,即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但真正把奇正用于军事领域并做系统阐发的,却是《孙子兵法》,即“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的含义,显然是指兵力的使用(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和战术的交换(奇正相生、奇正相变)。自孙子确立“奇正”这一范畴后,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奇正》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尉缭子》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曹操《孙子注》说:“正兵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其中第一例是孙子“奇正”第二层意思的表述;后两例则是孙子“奇正”第一层意思的阐说。
然而到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那里,“奇正”范畴则有了新的发展。它的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透彻的分析和阐述。其认为奇正起源于方阵本身的队形变换,是在五军阵向八阵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同时,它又从政治战略、军事战略、战役战斗和战术等各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探讨了奇正的范围和特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对奇正探讨的重点是奇正的变化和运用。认为奇正可以互变,并以霍邑之战等著名战例为例证,对奇正的变化做了具体而辩证的说明。提出了“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奇正”理论。在此基础上,《问对》的作者强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等结合起来加以阐述。指出奇正相变的核心是“示形”:“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奇正相变的目的是致敌虚实,“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从而“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牢牢地掌握作战主动权;奇正相变的运用在于分合适宜,“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
第三,精辟阐述“主客”、“攻守”问题。主客、攻守是中国古代兵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其中主客主要是指军队所处的地位问题,一般地说,进攻一方为客,防御一方为主;处于主动有利地位的一方为主,处于被动不利地位的一方为客。攻守则是指作战的基本形式。由于部队所处的地位往往是由所采取的攻守形式来决定的,所以主客与攻守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这些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即所谓“指画攻守,变易主客”。它的有关论述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贵主不贵客”的一般阐说上,而是透彻地分析了攻与守、主与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等重要论断,认为“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它指出进攻和防御既对立统一又相互转化,强调攻守成败的关键是掌握主动权,倘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那么即使能够把孙、吴兵法背诵得滚瓜烂熟,也是无法在战争中赢得主动、夺取胜利的。在此基础上,它进而分析和阐说“主客”问题,认为主客关系及其优劣也不能僵化看待:“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明确提出“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积极致力于使敌人“变主为客”,而使自己“变客为主”。并以春秋时吴越笠泽之战与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击破姬澹之役为例证,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论证了变客为主、变劳为逸的辩证关系。《问对》的这些论述,较之《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弥足珍贵。
第四,高度重视对部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所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治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忽略了这一问题。其书谈到治军处不在少数,而比较有新意的是它关于部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问题的论述。
《问对》对教育训练的论述,主要是把握了两个基点。首先是主张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它认为治军的核心问题是要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搞好官兵关系。其原则就是“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这就是说,恩威并施、赏罚俱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治军原则中,恩是威的前提,必须以爱兵为上。只有将帅与士卒“心一”,意愿相同,士卒亲附,才能真正立威,才能真正明罚。反之,“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矣”,是难以达到治军目的的。这一思想其实就是对孙子“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3]论点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问对》也十分注重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它强调身为将帅者必须深晓训练方法。指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而要真正做到“教得其道”,就必须遵循三阶段循序递进训练方法:“臣(指李靖)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这个“三等之教”的训练方法,就是分为三个阶段的训练方法。其由少及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训练过程,有些类似于今天那种由单兵到多兵,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由分练到合练(包括实战演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
《问对》还注意到,训练应该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扬长避短。如其作者针对少数民族士兵长于骑射、汉族士兵擅长弩战的特点,提出“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的主张。这些有关军事训练的论述,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第五,考镜阵法奥秘,揭示兵学源流。八阵是古代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阵法,由于阵图失传,后世学者捕风捉影,穿凿附会,遂产生了许多猜测和误解。隋唐以降,此风尤为盛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一切玄虚之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澄清迷雾,廓清异说。它经过翔实缜密的考辨,指出八阵是一个阵法的名称,是由五阵推演而成,其队形变换的基本形态主要是根据战场地形分别为方、圆、曲、直、锐五种。而这五种阵名基本符合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佚名兵书《十阵》的提法,这表明作者对古兵法的确有深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信从的。
至于中国古典兵学的源流,《问对》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古代兵学可划分为《六韬》、《三略》和司马穰苴、《孙子兵法》两大流派;并指出古代兵学在分类上“大体不出三门四种”,从而为后人研究古代兵学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另外,值得充分肯定的是,《问对》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迷信说法划清了界限。众所周知,自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盛行,军事学术领域自然深受其影响,这在《孙膑兵法》、《六韬》等书中均有所反映,如《六韬》之《兵征》、《五音》诸篇,其内就有“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等语。而在兵学流派中则形成了“兵阴阳家”的派别。自西汉董仲舒“天人合一”之说的弥漫,到东汉谶纬之说的风靡,军事学术中,听音望气、灾变吉凶等大量渗入,到唐代李筌《阴符经》、《太白阴经》,宋代许洞《虎钤经》、曾公亮《武经总要》等书更是这样。而《问对》的作者却始终坚持比较科学的态度,丝毫不涉及阴阳迷信的说法,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部内容丰富、立论新颖、影响较大的古代兵学名著,宋人戴少望在其《将鉴论断》中称道它“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郑瑗在《井观琐言》中也断言:“《问对》之书虽伪,然必出于有学识谋略者之手。”这的确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