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孙膑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为“齐孙子”,后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后,其面貌及其军事学术价值重新受到世人的重视。其兵学思想,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主张通过正义战争实现统一
孙膑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他说:“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1]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自三皇五帝以来,人类就有争夺。为了禁止争夺,那种“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唯有“举兵绳之”[2]才能“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3]。重战不是好战,求胜不是贪胜。孙膑告诫统治者,“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4]。“乐兵”就是好战,“利胜”就是贪胜。穷兵黩武是孙膑所反对的,他指出,只有“恶战者”,方可为“兵之王器也”[5]。
战国中期,兼并战争连年不断,为了防止敌国进攻,孙膑认为军队要常备不懈,犹如佩剑,“旦暮服之”[6],不可须臾离开,所谓“事备而后动”[7]。
(二) 注重战争规律的研究
《孙膑兵法》中引人注目的是对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的刻意探求,这就是关于“道”的阐述。《孙子兵法》称之为“战道”,含义是相同的。孙膑对“道”有其深刻的见解和独特的发挥。《威王问》中,齐威王和田忌先后向孙膑提出了许多军事问题,在孙膑看来,他们所问都是一些具体的战术问题,未能涉及战争规律问题,因此孙膑颇有感触地说,二人“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他在《兵情》中也说过:“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
关于“道”的内容,孙膑认为:“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8]其意是要了解和掌握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和战机等有关指导战争的根本问题。具备以上条件,并确有胜利的把握就打,没有胜利的把握就不要轻率用兵。兵凶战危,对战争问题一定要坚持慎重的态度。
孙膑在《篡卒》中提出制胜五原则:“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孙膑把“得主专制”(国君赋予将帅机断指挥权)作为战场指挥员制胜的首要条件是别有深义的。战国中期,战争规模、战场地域和作战方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将帅依据变化无常的战场情况,实行机断指挥,已成为关系胜负的重要因素。例如公元前308年秦韩宜阳之战时,秦武王与将军甘茂订立息壤之盟,甘茂就是要求武王保证对他的军事指挥不要妄加干预。又如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大军伐楚,临行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也是为了获得机断指挥权。王翦明确向人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9]
可贵的是,孙膑在探索战争规律时,十分重视人的因素。《月战》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因为“人”在战争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孙膑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这就是“气”(士气)。《延气》篇论述了“延气”、“利气”、“厉气”、“激气”,都是关于激励和振奋士气方面的内容。
“道”反映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为对阵、势、变、权的运用。《势备》云:“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势备》惜为残简,无以知此四者的全部内容。大体上,“势”指的是“攻无备,出不意”。这是指的进攻的突然性。为了实现突然性,作战行动要迅猛有力。他以弓弩为喻,阐述其观点:“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10]在《威王问》中,孙膑就敌我兵力强弱众寡和不同态势如何处置做了具体的阐述。齐威王对于孙膑的回答表示赞许,其赞扬之词就是“善哉!言兵势不穷”。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孙膑贵势的全部内容,但是从竹书中的片言只语也可略知其精髓所在。“权”指的是“昼多旗,夜多鼓,所以送战也”。“送战”即“致战”,引诱、调动敌人就范。从残简推断,“变”似指“(示之远),中之近;(示)之近,中之远”,即《孙子兵法》所说的“示形” (欺骗和佯动)。“阵”的内容,简文缺失。但它位于“势、变、权”之首,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幸有《八阵》简文完整,尚可窥见孙膑关于“阵”的部分观点。《八阵》说:“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诲阵有锋,诲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这一段论述很重要,它使我们对于八阵及其阵法运用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所谓八阵不是八个阵,而是对各种阵势的泛称。运用八阵时,有两方面的战术要求。第一要“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11]第二就是在阵的兵力部署和运用上,要有前锋和后续部队。把兵力分为三部分,每阵的部署应“斗一,守二”,即先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同敌交战,以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作机动。遇到弱而乱的敌人,就用精锐士卒,乘敌弱、乱,率先冲击和突破敌阵,打乱敌军阵势;遇到强而治的敌人,就用饵兵诱敌就范。
《孙膑兵法》一个重要的作战思想,就是“必攻不守”。《威王问》中,孙膑认为田忌所提的赏、罚、权、势、谋、诈均非用兵的紧要问题,只有“必攻不守”才是“兵之急者也”。一种意见认为,“必攻不守”是指以进攻为主而不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指导。一种意见认为,“必攻不守”意为进攻方向必须选择在敌人没有防守或不易防守的要害地域,它与《孙子兵法》的“攻其所不守”、“避实击虚”是同一文意。孙膑在齐魏桂陵之战中,实行“批亢捣虚”的作战方针,正可以作为这一思想的有力注脚。今天,我们一般使用“避实击虚”这一词语来表述此种作战原则。这一作战原则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只要战争存在,它的生命力就是永恒的。斯大林说过:“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战略的任务就在于此。”[12]由此可见,把“必攻不守”释为攻其所不守并没有降低对孙膑这一原则的评价。
《孙膑兵法》世无完书,就作战指导而言除了银雀山竹书反映的内容外,《通典》、《武经总要》所载孙膑的言论也是不可忽视的。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载:“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
《武经总要》前集卷四载:“孙膑亦曰:‘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地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属。四、邀其粮道。五、绝其关梁。六、袭其不虑。七、袭其战器。八、陵其恐惰。九、掩其未装。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敌乘背虚,寇蹑其后。二、越阻迫北,为敌所覆。三、往而无以返,入而无以出。四、所从入者隘,所由去者远。五、涧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后山阜。七、地多汙泽,难以进退。八、地多沟坑,众草接茂。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将必习之,乃可从事焉。”
战国时期作战重视快速机动,一个很重要的物质条件是骑兵已成为一个独立兵种,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显示出它特有的威力。作为军事家的孙膑,敏锐地觉察到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进行科学的总结,提出了骑战的若干原则,其学术价值和对战争指导的作用不可低估。孙膑去世一百多年后,西汉同匈奴在荒漠草原展开了骑兵集团对骑兵集团的大规模机动作战,而其骑战之法大体上不外乎孙膑所提出的一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