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吴起的兵学思想比较丰富,它深刻反映了战国时期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并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体而言,《吴子》的兵学思想体系由三个方面组成,这就是进步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以及“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
(一) 《吴子》进步的战争观念
战争观念是所有兵学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在《吴子》之前,《孙子兵法》在这一问题上已有较系统的理性认识,提出了“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态度。然而,孙子的战争观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足,这就是他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论述几乎付诸阙如。这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遗憾。《吴子》在这方面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它已经开始注意探讨战争的起因问题,并初步区分了不同战争的性质。
《吴子》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财富,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吴子》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列国争雄兼并的条件下,战争乃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吴子》就与儒家的德化至上论划清了界限。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子》进而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从事义兵,反对进行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它指出:“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虽然《吴子》对战争起源原因的探讨是相当粗浅的,其对战争性质的分类也不无片面简单之处,并不能真正揭示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性质,但它毕竟已涉及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在古典兵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吴子》与《孙子兵法》的观点有其相一致之处。它主张“备战”,认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时刻做好准备,投入对敌作战,用战争的手段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指出“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并以历史史实为自己的这一“备战”、“重战”立场做出佐证:“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但是,与此同时《吴子》也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反复强调“战胜易,守胜难”,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未来的巨大灾难:“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力求通过尽可能少的战争,迅速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实现称王图霸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子》对战争的态度和某些法家的战争万能论是有明显区别的。
战争指导思想,也是《吴子》战争观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观《吴子》全书,可知其核心内容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修明政治的前提下,加强军事建设,为从事封建兼并战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具体地说,一是要“先教百姓而亲和万民”,推行“道、义、礼、仁”四德,搞好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达到“四和”的境界,“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二是要做到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重用贤德和有才能的人,选拔他们担任要职,以利治国安民。三是要做到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即确保民众安居乐业,亲近政府,以利发展生产,保持国家的稳定。四是君主要关心民众,爱护民众,“爱其命,惜其死”,以争取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作为君主要虚怀若谷,善于纳谏,不搞唯我独尊。五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确保己方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实施防御能做到稳如磐石,坚不可摧;实施进攻,则能够所向披靡,克敌制胜,“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总而言之,《吴子》的战争观念,适应了新兴势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从事封建兼并战争的需要,具有相当显著的进步色彩。
(二) “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治军理论,其核心是“以治为胜”。《吴子》认为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夺取胜利,关键不在于其人数的多寡,“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而在于是否做到治理严格。而严格治理的具体标准,反映为军队在驻扎时有严格的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震慑敌胆,投入进攻时敌人无法抵挡,实施退却时敌人无法追赶,前进或后撤时秩序井然,向左向右运动时听从命令,即使被敌军分割阵势也不混乱,即使被敌军冲散战斗行列也能迅速恢复;其将领能与普通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沓。一旦达到这些标准,军队就能称为“父子之兵”,就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为进行兼并战争提供保证。
基于“以治为胜”的坚定理念,《吴子》进而系统阐述了治军的具体要求。
第一,主张“教戒为先”。《吴子》重视对军队官兵开展思想教育,这就是所谓的“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无论攻守,都能得其所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胜,在小足以守”。同时《吴子》也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指出将士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多由于战术要领没有掌握,“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为此,它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训练方法,指导平时的训练活动,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战术训练、阵法变化训练,等等。
第二,提倡“严刑明赏”。《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将士,使军队的一切行动“任其上令”,即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对不从令者要予以诛戮,以整肃军纪,在军事奖惩上要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对善于使用各种兵器,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志在吞敌”的人予以不次拔擢,“必加其爵列”,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并强调在实行“重赏”、“重刑”之时必须做到“行之有信”。
第三,强调“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应付突然不测事件,“简募良材,以备不虞”。为此,吴起曾建议魏国统治者“聚卒”、“练锐”,即把士卒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奔远、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认为一旦拥有这样的劲旅,便可以无往而不胜。《吴子》同时还主张根据军队将士的身材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优下等情况进行合适的分工,以发挥各人的特长,具体做法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第四,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的为将标准。《吴子》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关系到国运的盛衰、军队的安危,“得之国强,去之国亡”。为此它对将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总的原则是要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具体地说,为将者要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具备爱护士卒的慈祥之心,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树立威严,善于号令和指挥部队;善于做到“五慎”:“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能够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等“四机”,即在对敌作战中掌握士气,利用地形,运用谋略,提高战斗力。总之,是为将者的威严、胆识、品德、才干,要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战胜攻取。
由此可见,《吴子》的治军思想是相当系统完备的,举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赏罚手段、精兵建设、选将任将等问题,均有深入的阐述。其中不少合理的思想内核,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 “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
在《吴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作战指导思想的阐述,占有相当大的篇幅;然而与其战争观理论和治军思想相比,《吴子》的作战指导思想在特色和价值上,都相形见绌了。与《孙子兵法》更注重从哲理层次揭示作战指导规律的本色有所不同,《吴子》有关作战指导问题的探讨,似乎更倾向于对战术要领的具体表述,这或许同其书问答体例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如此,《吴子》的作战指导思想仍有值得总结的地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主张料敌察机,审敌虚实,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从事战争活动,从而牢牢掌握主动权,克敌制胜。
《吴子》和《孙子兵法》一样,非常重视了解敌我双方的军情态势,并把重点放在掌握敌情之上。为此,它专门设有《料敌》篇进行深入阐发。《吴子》认为要了解和掌握敌情,主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重视使用间谍,让其深入敌后搜集敌方的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战略动向和作战方案,即所谓“急行间谍,以观其虑”;二是要在战场上对敌实施佯攻,尔后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前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况来观察判断其虚实,然后决定应敌之策。《吴子》指出,“料敌”的目的是为了发挥自己的长处,选择捕捉战机,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予以致命的打击,“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对六国军情的分析和据此而提出的破敌之法,就集中体现了吴起用兵打仗以“料敌”为先的指导原则:“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攻击齐陈,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攻击秦陈,应“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乘乖猎散,设伏投机”;攻击楚陈,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攻击燕陈,宜“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攻击韩、赵之陈,需“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应该说,这些分析和对策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此也是高明的,吴起在军事上的成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强调“因形用权”,应敌变化,根据作战形势的变化灵活机宜地实施不同的谋略和战术,牢牢立于不败之地。
《吴子》认为战场的情况各不相同,作战的形势瞬息万变,高明的作战指导者应该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战机,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具体地说,就是要根据敌情、天时、地利等情况的不断变化,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实施欺诈、收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灵活采取诱歼、伏击、截击、追击、逼攻、偷袭、水淹、火攻、半渡而击等不同战法,迫使敌人分兵、混乱、恐惧、疲惫,陷于不利的地形和被动挨打的地位,尔后集中优势兵力,制敌于死命,夺取作战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吴子》还进而总结出作战中“因形用权”带有规律性的要领,包括“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以及“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