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老子》否定和反对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忽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为了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并进而减少战争的损失,最终消弭战争,《老子》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军事原则,作为在“不得已”情况下实施战争的指导。而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更与军事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指导战争的有益思想启示。
这首先表现为“善胜敌者不与”的战略指导。《老子》从“不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立场出发,明确提出在战略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其要云:“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1]所谓“不与”,就是“不争而善胜”,即避免和敌人作正面的冲突,以“无为”、“不争”的方式来实现战略上的全胜。《老子》的这一思想和孙子“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2]的全胜战略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孙子所说的“全胜”立足于“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原则,且有“伐谋”、“伐交”等积极有效的手段作为保障;而《老子》所言的“不与”,则是其“无为”思想在战争问题上的演绎、贯彻,同时也未曾提出保证其得以实现的具体方法,仅仅是侈谈“以无事取天下”,这样就不免陷足于主观臆想的泥淖了。
《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其次表现为揭示了用兵打仗的基本特点以及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老子》在历史上第一次区别了治国与用兵的不同方法要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3],这充分体现了它对从事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同特点的认识,准确概括了军事斗争崇尚奇变、诡诈为本的本质属性。这是对西周以来旧“军礼”传统的一个否定。尽管《老子》对“奇”、“正”范畴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还没有做出具体深入的阐述,但提出“奇”、“正”范畴本身,便足以表明《老子》开始触及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充实和发展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至于对克敌制胜条件的认识,《老子》的识见也不乏精辟独到之处。它强调在战争中要注意避免犯“轻敌”的错误,认为轻敌自大是用兵的最大灾祸,会使自己走向彻底失败的深渊:“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4]这一观点与孙子“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5]的思想实相吻合。在说明“轻敌”危害性的同时,《老子》还进而阐述了不“轻敌”的益处:“故抗兵相加,而哀者胜矣。”[6]敌我兵力相当,哀兵一方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它能意识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克敌制胜。
《老子》还十分重视政治条件优劣对夺取战争胜利的意义。它指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7]所谓“慈”,就是仁慈、宽容。《老子》认为,统治者如能做到谦恭自律,以宽容、仁慈的态度对待臣民、士卒,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叫作“善用人”,善“用人之力”。无论进攻抑或防守,都将应付自如,无往而不利。应该说,《老子》这一思想是同春秋时期民本主义思潮勃兴的历史趋向相一致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表现为对“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发制人原则的阐发。
“后发制人”是军事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质就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创造有利条件,以实现反攻歼敌目的的攻势防御。它与“先发制人”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先发制人”重在先机之利,而后发制人重在待机破敌。古代兵家都重视后发制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早在《军志》中就有“后人以待其衰”[8]的论述。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从军事哲学高度阐述“后发制人”作用和地位的第一家。《老子》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是主张以退为进,以柔克刚。这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就是欲取先与,后发制人,即所谓“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9]。其含义就是:要战胜敌方,首先要实施退却防御,使对手骄横自满,忘乎所以,然后再寻找战机予以打击,一举破敌。在《老子》看来,如果主动进攻,便会陷于失败:“舍后且先,死矣。”[10]真正高明的战争艺术,在于“进道若退”,在于“不敢为天下先”。不过,受其哲学贵柔守雌思想的制约,《老子》对后发制人原则的阐述存在着拘泥偏颇的局限,这体现为它一味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11],把防御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而不敢实行有利条件下的主动进攻。这样就等于将后发制人的原则凝固消极化了,以至窒息了它本身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