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如前所述,《左传》一书的思想内容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因此,与之相适应,虽然《左传》的兵学思想存在着不够系统的缺陷,具有迷恋传统和尊重现实的两重性特色,但积极的现实性仍是其主导的方面。
通观《左传》全书,其主导兵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积极、丰富的战争观理论
首先表现为对战争性质的朴素认识。《左传》提出区分战争“义”与“不义”的范畴,主张从事“义战”,实现一定的政治利益,“征伐以讨其不然”(庄公二十三年);“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成公十五年)。与之相应,《左传》反对非正义性质的军事行动,指出“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成公元年);认为光凭暴力、不讲仁义的不义行为,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必将走向失败,“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昭公元年)。《左传》还进而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提升到“曲”和“直”的范畴来加以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师直为壮,曲为老”的重要命题。
其次,《左传》在战争观理论上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去兵”,肯定战争的历史合理性。《左传》认为,战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当时社会上“去兵”论调进行了驳斥。如借子罕之口,指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襄公二十七年)这里肯定了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强调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出当时各国统治阶级都竭力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夺取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战争胜利的心理状态。
其三,注意正确处理政治和军事的对立统一关系,充分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左传》吸收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无民,孰战”的基本观点。开始从众多胜败兴亡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胜败与民众有密切的关系,并善于从是否得到民众支持这一点去考察探讨战争胜败的原因。如晋、楚城濮之战后,人们在分析楚国战败的原因时就指出:“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僖公二十八年)而晋国之所以在城濮之战中取胜,尽管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其军事行动得到了民众的坚决支持,使“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僖公二十七年)。最后得出结论:“无众必败。”
(二) 顺应时代潮流的作战指导思想
《左传》根据春秋时期作战方式变化的实际情况,在有保留地奉行某些旧的作战指思想的同时,也鲜明地提出了不少新的作战指导原则。首先,它强调审时度势,“观衅而动”(宣公十二年),正确地选择和把握有利的战机。齐鲁长勺之战,实力处于劣势地位的鲁军一举击败强大的齐师,鲁庄公本人尚在莫名其妙,曹刿便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里曹刿提出了掌握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当选择“彼竭我盈”之时,对敌发起进攻。其次,它主张知彼知己,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左传》认为攻击的方向应选在敌人的虚弱之处。周郑繻葛之战中,由于郑国正确选择了主攻方向,所以取得了作战的胜利。楚随速杞之战中,随军违背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结果导致惨败。其三,强调“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公五年),“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成公九年),反对骄傲轻敌,指出骄兵必败。《左传》以大量的战例说明在作战指导上,如果麻痹轻敌,疏于戒备,轻则丧师,重则丧国。桓公四年记载:“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秦作为一个大国,竟败于小小芮国之手,原因就在于“小之也”,即忘乎所以,自大轻敌。
(三) 以礼系法的治军思想
《左传》在治军问题上主张德、刑并重,即把礼作为道德手段,法作为强制手段,用来经武治军。《左传》认为“礼以行义”,即用“礼”的道德原则来规范军队的思想和行动;“刑以正邪”,即用“刑”的强制性能确保道德规范的实行。[1]从而沟通了“礼”与“法”之间的联系,以礼系法,以法明礼。“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宣公二年)意思是说,在战场上,将士服从命令,勇敢杀敌,才算有礼,反之就是失礼,必须按法诛戮。这一见解,正是《左传》治军思想礼、法并重的具体注脚。基于这样的认识,《左传》中有不少严法的记载。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先后三次诛杀违命的将士,《左传》赞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不失赏、刑”,故能成其霸业。鸡泽之会,晋悼公之弟杨干扰乱军行,中军司马杀杨干之仆以示惩罚。《左传》详记其事,并借魏绛之口指出:“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襄公三年)当然,《左传》在治军问题上的严法主张,是受旧“军礼”制约的,并不坚决和彻底,与战国时期法家以法治军理论有很大的差异。
《左传》的兵学思想除了上述几点外,还包括注重军事、外交相结合,特别重视运用外交手段以达到军事的目的,等等。同时,《左传》也叙述了不少具有新战术思想的战例,如伏击战、迂回战、侧击战、包围战、袭击战,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笔者曾在有关论文中对此有所阐说。[2]
《左传》的兵学思想比较丰富,它是春秋社会变革作用于军事领域的产物,具有军事社会思潮体现者的属性,是我们今天考察古代兵学思想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外在表现的主要参照物,对于我们认识当时兵学思想的总体发展面貌、主要特点以及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反对“去战”,区别战争性质,立足民本立场的战争观念,对于后世兵学的发展不无深远的影响。它的某些新作战指导思想,也给后来的兵学家以一定的历史启迪。它对道德和功利双重价值的包容和追求,更在日后古典兵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起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兵学思想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充分加以重视和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