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 史料补遗

第八篇 《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 史料补遗图片（共2张）: 1839—1842年间的事件实际上标志着英国的中国文化热的完蛋。

——P.考纳

这篇文章不是我的学术著作,是我从一本书上摘译下来的,有些地方稍加改写,有些地方作了些补缀。原书叫《东方建筑在西方》(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作者是考纳 (Patrick Conner),1979年出版。
1978年,我写过一篇 《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努力收集了比较多的史料。这后来又积累了些有关零星史料,写进了 《英国的造园艺术》。1988年初秋,在旧金山伊尔文大街 (Irving St)的一家旧书店用半价买了这本全新的 《东方建筑在西方》,里面又有些过去没有用过的史料。我不打算再花大力气写这方面的专题文章,但这些史料虽然零碎,还是有相当价值,弃置可惜,于是就插空这样摘译、改写、补缀成了一篇读书札记,给有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东西。
这篇文章里有一些资料,说到18世纪中叶,中国园林和它的建筑在英国最风行的时候,英国人对中国园林和建筑其实所知甚少,“中国热”有浓重的爱好海外奇谈的成分。所谓 “中国式”建筑,无论是图样还是作品,都是很不像样的臆造。大多数花里胡哨,趣味低劣,以致当时英国严肃的学者和设计师不肯沾边,怕坏了名声,他们有些人以轻蔑的态度反对 “中国热”。连宣传中国园林和建筑最有影响的钱伯斯,也说中国建筑简陋粗糙,水平不高,只能当新奇玩意儿造在园林里。这些史料,我在写《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的时候,都见到过,而且还比考纳的书里多。但是,都被我略而不收,因为那时候一门心思地要论证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影响之大、之重要、之后果深远。就像我在那篇文章的开篇里所说,为的是教一些人知道中国园林的价值,以后好好保护。
现在看起来,当年的态度有点儿片面,感情因素干扰了科学精神。这次摘译了几条负面资料,算是补过,使历史全面一些。
搞学术工作,时时要跟自己的主观性作战,真难!
搞外国学术,客观上还有一难,就是对史料是否全面,很难作出判断。比方说,18世纪中叶,“中国热”盛行的时候,英国有人反对; 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掉了中华帝国的光环,英国人瞧不起中国了,“中国热”退潮,却仍然有人继续造中国式的园林和建筑。这正反两方面的史料,多少轻重之间,权衡取舍的不同,是会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的。而且,殖民国家征服落后地区之后,反倒引起了一阵子对落后文化的兴趣,这种事例也是有的。那么,对中国造园艺术和它的建筑在19世纪中叶渐渐退出欧洲,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判断?老实说,没有多大把握。我在这篇文章里的判断,一是尊重考纳的意见,他是原作者,二是照常理推论。因此,不敢说很科学。要作科学的判断,还需要更多更多的史料,然而我得不到。
不过,考纳显然也犯了感情因素干扰科学精神的毛病。他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到了一些人对“中国式”园林和建筑的批判上,而只把当时欧洲的“中国热”当作背景来写。其实,18世纪的英国,对中国文化的推崇还是主流,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一

1750年左右,中国的园林建筑迅速在英国传布开来。很有影响的人物渥尔波尔(H.Walpole)说:“就像我喜欢不对称的园林一样,我几乎同样喜欢中国式不对称的建筑。”他提倡 “趣味的自由”。
为渥尔波尔的浆果山庄园 (Estate at Strawberry Hill),本特雷(R. Bentley)设计了一个中国式凉亭。霍兰德府邸(Holland House)也有类似的一个设计。二者大概都没有造。
但渥尔波尔很快就厌烦了中国式建筑。他的庄园旁边,莱诺伯爵四世(4th Earl ofRadner)的庄园里造了一所中国式凉亭,紧挨着渥尔波尔的哥特式建筑,渥尔波尔为这事很恼火。他表白: “我们只夸耀我们的朴素,没有雕琢,没有贴金、镶嵌或者华丽与俗气的东西。” (致Mann的信,1753年6月12日)
在渥尔波尔写上述信件之前3个月,《世界》(The World)杂志嘲笑最时新的园林布局,说在那里“一眼见到一条混浊的河,在将近20码(注:约18.3米) 长的美丽的峡谷里弯弯曲曲却流不动。河上架着一道桥,局部是中国式的……”同年年底,霍伽士发表了 《美的分析》(W. Hogarth: Analysis of Beauty,1753),里面说: “现在人们渴望变化,以致中国建筑的一钱不值的仿制品都成了时髦,仅仅因为它们新奇。”在同一本书里,霍伽士批评中国绘画和雕刻表现了“低级趣味”,“那个国家在这些事情上似乎只有一只眼睛”。渥尔波尔很可能读过这本书的手稿,他在这年8月份致秋特(Chute) 的信里也称洛克斯顿 (Wroxton)花园里的中国建筑是 “一钱不值” 的。
18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传布越来越广,同时,批评也越来越多,“中国巧艺”的各种东西都受到过嘲讽,而中国建筑受到的最多。薛拜尔(John Shebbear)在1756年的一封信里说: “什么地方都见不到简洁和高尚了,到处都是中国式的或者哥特式的,”“住家里的每一把椅子、镜框和桌子,都非中国式不可; 墙上糊着中国的壁纸,画满了人像,而这些人,不像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谨慎的有远见的国家,为了孕妇的利益,应该禁止这些画。……然而,对中国建筑的爱好已经泛滥,以致如果一个猎狐人因追逐猎物跳过门槛而跌断了腿却发现这门不是一个四面八方都是零七八碎的木片的中国式门,他就会感到悲哀。” (John Shebbear: Letters on the English Nation,Vol.Ⅱ ,letterLⅥ) 前一年,《鉴赏家》周刊 (The Connoisseur,Vol.2,No.73) 讽刺地建议,既然中国风已经刮进了园林、房屋和家具,也不妨刮进教堂: “一座中国样式的教堂,装饰着龙、风铎、塔和官吏们的像,那必定是又雅致又漂亮的。” 同一家周刊在另一期嘲笑中国式的室内装饰,说它只适于 “弱不禁风、肤如凝脂” 的男人。(不过,应该注意,当时欧洲人常把洛可可风格泛称为中国式。此处似指洛可可——译者)
一位包考克博士 (Dr. Pocock)在1757年4月游历英国,一周之内似乎处处见到了中国东西: 中国鸭、中国鸡、中国鱼、中国画、中国船、中国建筑。“中国热”达到了顶峰。这时,在莱斯特 (Wrest)、斯达德雷 (Studley Royal)、斯道维 (Stowe)、洛克斯顿、夏波罗 (Shugborough)等庄园都有中国式建筑物,从绘画和版画中还可以见到许多,如郝宁顿府邸 (Honington Hall)花园的亭子 (1759)、莱斯特花园的重檐亭子、维琴尼亚湖 (Virginia Water) 的中国岛 (1830年绘) 等等,最壮观的是1754年画的英国王宫罕普敦宫 (Hampton Court) 前横跨泰晤士河的大桥,上面装饰着中国式亭子和花栏杆。阿尔斯福府邸(Alresford Hall,Essex)的一座18世纪的钓鱼榭(TheQuarters) 至今完好,可惜前面填起了一片陆地。
英国的“中国热”传到法国。1755年,娄吉埃在《论建筑》 (Marc-Antoine Laugier:Essai sur l’Architecture)中称赞中国建筑的优点,说它在欧洲受到了 “应有的评价”,并且在写到王致诚介绍的圆明园之后,建议把 “中国人的观念跟法国的巧妙地融合起来”。
18世纪70年代,英中式园林在法国流行开来,并得名为 “英法中式”。
但这时候,虽然有钱伯斯的《东方造园艺术泛论》出版,英国的“中国热”却冷了下去。20年后,由于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特使马卡尼和他的随员的报告,中国热才于世纪之末又重新抬头。
马卡尼没有见到乾隆皇帝,不过被招待在热河避暑山庄住了些日子。和珅曾陪他参观山庄湖区,马卡尼大约事先看过一些报告,知道热河避暑山庄是康熙时候造的,这很使和珅吃惊。当写到和珅指给他看远处一座被墙围着的宫禁时,他说: “从我可以知道的一切中,没有什么能符合王致诚和钱伯斯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充满了奇思异想的描述。我不怀疑,在这些宫禁深处,有无数(也许是几千)太监会搞出新奇而奢华的娱乐来使皇帝和后妃们开心;但这二位先生把这些说得过于天花乱坠,我很不能相信。”(见JohnBarrow: Some Account of.……the Earl of Macartney,1807)但后来参观西部山区的时候,他描写起瀑布、池塘和峡谷来,所用文词的华丽渲染,就跟钱伯斯的《泛论》一样了。不过,马卡尼不同意说惊怖恐惧在中国园林中有什么作用,他说他所见到的主要是愉悦。他喜欢园林中的建筑,说: “所有的房屋都是尽善尽美,根据它们打算起的作用而典雅简洁或盛妆艳饰……中国建筑风格独特,绝不相同于其他,不合乎我们的规则,但跟他们自己的规则相合。它不背离它自己具有的某种原理,但如果用我们的原理去考察,它违反了我们学到的关于配置、构图和比例的观念,但总体说来,它通常是赏心悦目的;就像我们有时见到一个人脸上五官没有哪件端正的,然而却相貌堂堂。”(同上书)他的随员巴罗在《自传》(John Barrow: An Autobiographical Memoire,1847)中引马卡尼的话,诱人地叙述圆明园里“几百座凉亭散布各处,用花架联接起来,用穿过笨拙的石假山的小径或廊子联接起来”。他自己宣称,他“没有能力描述这样动人的景色”。
马卡尼的随员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是个画家,1795—1800年间在皇家学院举办了画展,画的是中国人物、船只和建筑物,都是细致的水彩画,很准确。其中有“苏州近郊的塔”、“一位官员的府邸”、“定海县城南门”、“定海附近的塔”等等。1797年出版的马卡尼的副使斯道顿爵士的《使华亲历纪实》(Sir G.L.Staunton:An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of China),大对开本,全由亚历山大作图,非常真实地表现了中国建筑,包括北京西门、北海及其白塔、长城、热河普陀宗乘庙、圆明园大殿、一座水闸、一座水碓,许多塔、桥、牌楼、住宅。这些图比以前英国人见到过的都更真实、更优美。
马卡尼和他的随员的报告及图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掀起了新的中国热。
这时候霍兰德(Henry Holland)从法国回来。考纳说: 钱伯斯越过海峡出口了东方建筑,霍兰德又把它进口,更加精致。霍兰德在卡尔顿府邸(Carlton House)、沃邦(Woburn)、勃莱顿(Brighton)等地设计了不少中国式建筑。沃邦的奶牛场现在还在。最有趣的是勃莱顿皇家大厅 (Royal Pavilion,1801)和皇家庄园里几幢房屋的设计方案。皇家大厅有一个方案中国味比较浓,装饰得很华丽;皇家庄园的一个设计相当正确地表现了岭南民居的特点。1802年,霍兰德为皇家大厅做了几个中国式的室内装修。
虽然霍兰德使中国热重新起了一个高潮,但却决不能跟18世纪中叶相比。18世纪90年代,吉尔平(William Gilpin)、普赖斯(Uvedale Price)和乃特(Richard PayneKnight)把图画式园林推进到新阶段,他们认为中国建筑太做作,不能与自然协调。乃特在他的 《自然风光: 一首说教诗》(The Landscape,A Didactic Poem) 中,说到插图中的一道中国式木桥:
“中国式的桥,单薄脆弱,
以虚假的精致,徒劳地想讨人欢喜,
轻巧而新奇,但是僵硬而刻板。
幻想生下的孩子是妄想,
妄想,试图以它的无节制,
填补幻想的空白。”
中国热,中国园林和它的建筑在欧洲的影响,从此走下坡路。

二

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园林和建筑的书,一部分是手册样本,一部分是学术专著。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我们现在都见不到,但是从二手资料介绍一些还是有意义的,一可以见当时盛况,二可以见当时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园林和建筑究意是什么样子,从而对中国造园艺术和建筑在欧洲的影响有个比较近乎实际的认识。有一些书我在《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中已经简略介绍过,这次没有重要的新材料,不再重复。这里介绍的是以前没有介绍过或者虽然介绍过但可以有所补充的。关于后者,为了行文的完整,不免会跟以前的文章有一点儿重复。
第一本书是哈夫帕内 (William Halfpenny,或说与其弟John合作) 编的 《中国风的乡村建筑》(Rural Architecture in the Chinese Taste),是一本手册,出版于1755年,书分四部分,分别为 “中国庙宇的新设计”、“中国桥梁”、“中国门”、“中国大门”。所谓“中国风”,大概是根据文字材料或什么书上的插图刻意想像出来的,图例都非常浅薄而拙劣。例如一座 “中国风的宴会厅”,来源显然是杜赫德神父主编的 《中华帝国通志》中的一幅“婚礼图”。那幅图的右下角露出一个屋角和多半扇门,还有一段檐口,哈夫帕内把它扩充补足就成了这座“宴会厅”。因为杜赫德的图非常奇特,所以仿制品是很容易识别的。这座“宴会厅”,除了屋面弯曲之外,没有丝毫中国式的东西,从总体到细节,倒全是洛可可风的。那时候,在法国,洛可可风正被谬称为“中国式”的,哈夫帕内显然信以为真了。哈夫帕内也使用一些零件来制造“中国风”,都是欧洲人熟知的装饰,如龙、凤、风铎等等,画在屋脊上、屋角头、檐角下等处,最大量使用的是纤细的木花格。有时用重檐屋顶,或者把房子画在山子石上面。
当时英国人普遍地不大严格区分“中国风”和“哥特式”,笼统地把它们当作跟古典主义对立的“自由的”样式和风格。所以,哈夫帕内的“中国风”建筑上有大量哥特式的母题,如尖券、尖塔、叶芽等等。这些东西通用在他的“凉亭”、“庙宇”、“坐椅”以及 “上有钓鱼听琴之用的亭子的桥”上。
哈夫帕内的书不伦不类,很容易遭到讥讽。1756年8月26日的《鉴赏家》杂志上,一位中学教师劳埃德(Robert Lloyd,1733—1764)写了一首诗:
“游客们怀着满腔惊异见到,
一座哥特式或中国式的神庙——
挂着许多风铎
和花里胡哨的破布条;
懒洋洋地爬行着的一条龙,
位在顶上最高;
一个木券叉开双脚;
四 (英) 尺宽的一条水槽,
曲曲折折又拐又绕。
哈夫帕内的设计真叫好。” ^*
1754年出版了爱德华和达利合著的《为改善当前趣味而作的中国式建筑设计》(Edward and Darly:A New Book of Chinese Designs Calculated to Improve thePresent Taste)。关于爱德华我们一无所知,达利大约在1750年出版过一本《中国式、哥特式和现代式椅子图集》(A New Book of Chinese,Gothic and Modern Chairs),也给别人的书作过家具的插图。这本合著书的120幅图涉及中国工艺美术的各个领域。建筑图都是二维的,像舞台布景而不大有建筑味,常用人物、树木花草、岩石做装饰, 有时有山水背景。这些建筑整体说来仍然是洛可可风的,不过有多层屋顶,苫干草的屋顶,檐角起翘,下悬风铎,木花格,等等。这些建筑物比哈夫帕内的更花哨,更多奇想,也更不真实。有一些风景画,画着山子石崖洞,上面造个凉亭,是当时英国造园家公认最典型的中国式园林风物。
爱德华和达利的书后来被代刻尔(Paul Decker)剽窃为《中国的民用和装饰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Civil and Ornamental),1759年出版。这本书又被再度剽窃,改名为《太太们的消遣》 (The Ladies’ Amusement,或Whole Art of JapanningMade Easy,出版年代不明),里面加了些皮勒蒙 (Pillement)的中国工艺作品。这本书里写道: “用印度式和中国式的建筑可以得到很大的自由,因为极富想像力,所以它们的作品总是超乎一般的所谓物质财富,它们中常常可以见到蝴蝶背负大象或者其他类似这样的荒谬事情,但它们色彩欢乐,布置轻灵,总能使人愉快。”
1762年,莱托勒 (Timothy Ligtoler) 出版了一本 《绅士和农夫的建筑师》(Gentleman and Farmer’s Architect),“内有许多不同的实用而时髦的设计”,最时髦的一个是 “中国风的住宅和农庄”。檐口卷曲,角上探出一条龙,嘴里叼着风铎。
把中国建筑表现得最蠢的是W.莱特(William Wright)的《怪异的建筑或乡村里的消遣》(Grotesque Architecture or Rural Amusement),于1767年出版。其中有一幢 “隐士居”,屋顶 “盖着中国风的草顶”,屋顶上还冒出一棵树来。柱子是未经斤斧的树干,底下堆着粗大的石块。这些建筑图真正是 “消遣”,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各种书里,只有钱伯斯 (William Chambers) 的 《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s,Dresses,Machines,andUtensils) 比较正经,是打算真叫人仿造的。这本书出版于1757年5月,那时候,“中国巧艺” 已经被严肃的建筑师当作不屑一顾的东西。1756年,著名建筑师亚当 (JohnAdam)在给他母亲的信里提到这本将要出版的书,说它 “并不能把他 (钱伯斯)的名望提高到真正有学问的建筑师之列”(见J. Fleming: Robert Adam and his Circle,1962)。钱伯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在书出版前一个月,公开声明,要出的是一本关于古典建筑的书。但是书一出版,很成功,漂亮的对开本,认购的人都是一时俊彦之士,最负盛名的学者约翰逊博士 (Samuel Johnson)给它写了序。这样一来,钱伯斯的名声没有受到损害,而中国建筑却重新受到了尊敬。在自序里,钱伯斯批评了“每天以中国的名义出现的无节制的铺张”。但他认为,中国建筑低于古典建筑,并不适用于欧洲。不过,在园林里可以采用,因为新鲜奇特。为了 “抬高”中国建筑,他说中国建筑的比例跟西方古典建筑是相同的。
钱伯斯自称在广州作了许多测绘图,但这本书里只有七座亭子 (或称为庙)、一座牌楼、一座桥、一座小塔、一幢商人住宅,还有几幅住宅平面图和柱子、梁头等的局部大样图。他说他略去许多实例,而“只重给人一个关于中国建筑的印象”。他没有发表广州的宝塔的测绘立面图,他说是因为这图至少要占3页篇幅。
看上去,大多数的图是英国绘图员的作品,建筑都很沉重,甚至凉亭也不例外。虽然上面有斗拱之类,但柱子都是罗马柱式的比例,有些柱础也是西方柱式的样子。屋顶以上部分离中国建筑原型更远,宝顶之类明显是西洋做法。有些图的背景是参照过杜赫德神父编的《中华帝国通志》的。有些图上有忍冬草卷叶和花体字,它们跟木花格、回纹图样等等都是18世纪中叶的手册样本上最流行的。总的说来,钱伯斯的图比哈夫帕内、达利、莱托勒、莱特等人的要好得多了,毕竟是真正的建筑图,也比较切近中国建筑,但是,仍然很不精确,臆测之处很多。
钱伯斯的书影响很大,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都照他的图造中国建筑。1763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在波茨坦的长乐宫 (Sanssouci)亲自按书上的图设计了一座桥。
这本书刚出不久,英国王太后 (Dowager Princess Augustus)就要托他大大改建丘园(Kew Garden),他在里面造了些中国式建筑,最著名的是一座塔(1761—1762)。18世纪末,欧洲各国造园家以十分羡慕的心情描写英国园林,其中最得好评者之一就是丘园。法国人认为“丘园的塔是园林建筑物令人振奋的新发展的一个万众瞩目的象征”。
塔八角十层,总高48.8米,底层一圈副阶廊子,扩展为裙房。灰砖造,外附木眺台,内有螺旋状木楼梯。每个檐角伏着一条龙,有翼,“覆着薄薄一层彩色玻璃质,产生眩目反光”(见W. Chambers: Plans…of Kew,1763)。可惜这80条龙不知为什么现在都不见了。这座塔无疑是模仿南京报恩寺塔的,虽然钱伯斯没有到过南京,但纽浩夫的书的插图是很清晰的。除了产生炫目反光的龙,各层的铁瓦也都上了光漆,大约是为了制造琉璃的光泽。
1757年,钱伯斯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 《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Of the Art ofLaying out Gardens Among the Chinese),在《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上。钱伯斯在这文章里说中国园林的景物分为三种: “分别称为爽朗可喜之景、怪骇惊怖之景和奇变诡谲之景。”他着力渲染“怪骇惊怖”之景,说它 “有摇摇欲坠的悬岩、黑暗幽冥的山洞,从山顶四面八方奔泻而下的汹涌湍急的瀑布。树木都奇形怪状,好像被风霜雨雪折磨得枝干断裂……”
什么中国园林景物的三类,什么怪骇惊怖之景,都是钱伯斯极其夸张地幻想出来的,没有什么根据。钱伯斯所见的都是广州的岭南园林,意境比较刻露,不过也不致这样矫揉造作。但是,这些描述却引起了著名政论家和美学家博克(Edmund Burke,1729—1797) 的注意。1758年,在他主编的 《年鉴》(Annual Register) 里转载了这篇文章。
博克在1756年发表过一篇叫做《论崇高和美的观念的起源》,把崇高与恐怖联系起来。他说: “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能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朱光潜译文)又说:“自然界的伟大和崇高……所引起的情绪是惊惧”,“崇高是引起惊羡的,它总是在一些巨大的、可怕的事物上面见出。”所以博克对钱伯斯关于中国园林的描述很有兴趣,特别是那“怪骇惊怖之景”。
另一位造园家魏特利在《现代造园艺术》(Thomas Whately: The Observationson Modern Gardening,1770) 里建议把“怪骇惊怖之景” 引入英国园林,认为会有很好的效果。例如摇摇欲坠的悬岩,矿井以及制造电闪雷鸣的机械,“把房子造在峭壁的边缘上或者危峰的尖顶上,形成一种奇险的形势,否则,这些地方引不起注意”。
钱伯斯读过博克和魏特利的文章。1772年,他把1757年的介绍中国园林的文章扩大,写成《东方造园艺术泛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而以那篇文章做这本新书的核心。在这本书里,他猛烈攻击勃朗(Lancelot Brown),说勃朗的园林太“自然”,成了自然的奴隶,不成其为艺术; 不娱人、不吸引人,甚至没有树荫给人遮阳乘凉。钱伯斯在这本《泛论》中竭力渲染中国园林中的人工味,尤其是夸张它的“怪骇惊怖之景”,企图通过恐怖得到崇高之美。他写道: “蝙蝠、猫头鹰、秃鹰和各种猛禽挤满山洞,狼、虎、豺出没在密林,饥饿的野兽在荒地里觅食,从大路上可以见到绞架、十字架、磔轮和各种各样的刑具。他们有时候在山洞里、在顶峰上隐藏熔铁炉、石灰窑和玻璃作坊,从那儿喷出熊熊的火焰,浓厚的烟柱长久不散,以至使这些山头像火山”。此外,还有人工造大暴雨、闪电、焦雷,以及不知从何处发出来的呼喊和炸裂声。浓墨重笔,非常生动。
但是,这些叙述当然都是和真正的中国园林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
1772年8月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里,一位评论家批评钱伯斯,说他毫无爱国之心,吹捧笨拙的、趣味低劣的中国人,他们在一切方面都落后于英国人,也许只有政治例外。同年6月的《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里有人批评《泛论》,说它 “好像超过了可能性的界限。不过,它的描写倒是很有趣的”。
也是这一年,5月25日,对英国自然风致园有较大影响的渥尔波尔给麦森(W.Mason)写信,说到钱伯斯的《泛论》“比最坏的中国文章都更天花乱坠……肆无忌惮地为报复而攻击勃朗; 惟一的结果是,它要被嘲笑……”说钱伯斯“报复”,是指1772年勃朗夺走了他的一次设计委托。
这位麦森,在渥尔波尔的帮助下,发表了一首《给威廉·钱伯斯爵士的英雄体致敬 书》,挖苦他的 《泛论》。
为了回答各种批评,钱伯斯于1773年出了 《泛论》的第二版。这一版比第一版更加叫人难以相信,为提高书的权威性,增加了从杜赫德书里抄来的许多中国植物的名字,还用中国人谭谦嘉 (Tan Chet-Qua) 的名义写了一篇注释性的序。钱伯斯说,这位谭先生刚刚访问过英国,“……他被教养成一位面具制作家。有三位太太,两位得宠,第三位受冷落,因为是个泼妇,而且是大脚。……他喜欢跳西班牙舞,从澳门学来最新的舞姿。笛子吹得神了,谈起话来头头是道”。很明显,这位谭先生是他虚设的,就像 那些 “怪骇惊怖之景” 一样。
总之,尽管18世纪中叶在英国出了不少关于中国园林和建筑的书,但大多是臆测想像、虚托假冒,欧洲人对中国园林和建筑的知识还是少得可怜,且充满了荒诞性。

三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 (Matteo Ripa,1682—1746),在过去西方文献里介绍得不多。我在写《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时,阅读了他的回忆录的英译本(1855),摘译了其中描写畅春园的一段。但是当时对马国贤的其他方面所知甚少,只提到他画过承 德避暑山庄的三十六景。新得的资料说明,这位传教士可能对中国造园艺术在英国的传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值得补充介绍一下。

热河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一——金山寺 马国贤雕版(约1713)

耶稣会士马国贤于1708年经伦敦赴中国。1711年到康熙皇帝的朝廷之后,奉命绘“有中国房舍的山水画”。不久,又奉命为山水画雕版。他并不擅长此道,勉力而为,居然也赢得了康熙的赞赏,于是把他差到热河,为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雕版。他中途坠马负伤,一位中医说他跌得 “脑子错位”,给他做了“复位” 处理。
三十六景图原作是沈源画的,马国贤经几个夏天赴热河工作才完成雕版,康熙下谕旨印刷若干份分赐皇族。
康熙死后,耶稣会士在中国遇到很大的困难,马国贤乘东印度公司的船返回欧洲,1724年9月7日到伦敦。英国国王乔治一世跟他长谈了两次,每次达3小时之久。他跟伦敦上层社会广泛接触,很可能会谈到中国皇家园林。一个月后马国贤离英回意大利,留下一册热河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版画,起初收藏在自然风致式园林的热心支持者伯灵顿勋爵家的图书馆(Burlington Library)里,后来转归德文郡(Devonshire)图书馆,现在在英国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画册上还保留着且斯威克(Chiswick)的藏书票。马国贤尚在中国时期,伯灵顿伯爵三世已经跟坎特(W. Kent)一起在且斯威克开始了造园艺术的新潮流,引进了自然的不规则性,所以,马国贤的版画在且斯威克肯定会受到热烈欢迎,被研究讨论,对且斯威克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伯灵顿集团是自然式园林的宣传中心,坎特是英国自然风致园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马国贤通过他们,对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
虽然马国贤的回忆录于1844年才在英国出了第一版摘译本,当时中国热已将随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过去,但是,维特考沃(Rudolf Wittkower)在《帕拉第奥与英国的帕拉第奥主义》(Palladio and English Palladianism,1974)一书中推测,马国贤曾经向英国人士描述过中国园林,并且与古罗马的贺拉斯和西塞罗的牧歌式理想比较。他肯定也比较过克洛德·洛兰的罗马郊区风景画和中国的山水画,在这些画里见到 了中国园林中典型的“精巧的野趣”。
但是,沈源原作由马国贤雕版的版画,按照中国画传统,并不是园林的写实,而完全是一幅幅写意的山水画。空山远水,疏林芳草,一派纯净的自然风光。只有一些建筑物,亭台楼阁,曲廊拱桥,才有人工气息。这风光远远超出了自从坦伯尔以来,艾迪生、蒲伯、斯威奢等等热心宣传中国园林的人们的想像。它们肯定改变了英国人士对自然风致园的认识,有力地促进了后来勃朗的纯田园风光式的庄园园林的兴起。
1751年,斯泮士(Joseph Spen-ce)在致惠勒(Robert Wheeler)牧师的信里说: “我最近看了关于中国皇帝一所大园林的三十六幅版画,整个花园里没有一行整齐的树,他们看来比我们最棒的作不规则式园林设计的人都强,就像威廉国王时期传来的荷兰式园林强过于我们的那样。”斯泮士接着又说: 园林里光照之处应该多于阴影,“使整个园林看上去高高兴兴,而不是忧忧郁郁的。在这方面,中国人看来也比我们的游艺场建造者高明多了。他们不在近景中安置封闭的、浓密的丛林,而把它们放在远处的小山丘上” (以上两则见J.Spence: Observations,Anecdotes,and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Men)。

热河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一 马国贤雕版

不过,斯泮士看到的伯灵顿家收藏的三十六景图,已经只剩下三十四幅。1752年,斯泮士摘译的王致诚1743年描述圆明园的信在英国出版。

四

用文字向欧洲介绍中国造园艺术的,主要是法国传教士。但是法国在18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自然风致园,比英国晚了半个世纪。而且第一批自然风致园,如爱默农维勒(Ermenonville)、小特里阿农(Petit Trianon)、蒙梭(Monceau)和韩西(Raincy)等,并没有借鉴头几年英国大流行的勃朗式纯田园牧场风光的园林,也没有借鉴当时正流行的钱伯斯式的图画式园林,而是主要借鉴了半个世纪以前坎特式的小弯小曲的园林。
法国人把这种园林叫做“中英式”或“英中式”,他们愿意强调中国园林的影响,因为正是他们法国人在介绍中国园林方面起了主要作用。1781年,李涅亲王 (Prince deLigne) 七世查理·约瑟夫 (Charles Joseph) 出版 《白洛伊一瞥》(Coup d’oeil surBeloeil),说: “法国开始出现了不少中英式园林,或者叫英中式园林,两种叫法是一样的。法国本来可以在英国之先拥有这种园林,但是它的传教士们过于着重在道德和社交了。”
有些英国人不大服气。1775年,渥尔波尔到法国,对当时的英中式园林很有兴趣,去看了塞纳河中小岛上的 “漂亮磨坊”(Moulin Joli)花园,评价不高。他把这种园林称为 “英法式园林”,不承认来源于中国。他在1775年9月6日致麦森的信里说: “我在最后一卷书里要阐明这种园林的另一种起源之说。”果然,1780年出版的《英国画外史》(Anecdotes of Painting in England)的末卷,有一篇《造园中现代趣味的历史》(TheHistory of the Modern Taste in Gardening),它把不规则园林追溯到古罗马的普里尼,然后到坦伯尔、坎特,就是不提中国。渥尔波尔说: 英国自然风致园的不规则是由于追随自然的规律;而中国园林的不规则是怪诞的、想入非非的、不自然的。王致诚所描写的圆明园,看不出有什么自然,只不过是硬做出来的不规则。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大量的建筑物、曲折的拱桥和廊子等,都过于造作。这是 “稀奇古怪的天堂”,完全没有“真正的田园之乐”。在这本书的第二版的一个脚注里,他说: 法国园林的几何性和中国园林的自由性,是人工化的两极。他称法国新的不规则园林为 “高卢—中国式”。
但法国人很知道钱伯斯的著作对英国造园艺术的影响。1773年他的《东方造园艺术泛论》译成法文出版。曾经在中国传过教的韩国英神父在他写的《论中国园林》(Essaisur les jardins de plaisance des Chinois) 里说: 钱伯斯所说的是 “中国观念跟欧洲观念的和谐的融合”。1771年,德马里尼(M. de Marigny) 打算在他的洪德古庄园(Rond-de-Cour) 造一所中国式亭子的时候,写信给著名建筑师苏夫洛(Jacques-Germain Soufflot,1713—1780)说: “我为手边没有钱伯斯的著作而遗憾,它对于这种建筑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见Monique Mosser: Monsieur de Marigny et lesjardins,projects inedits pour Menars,1972)
在法国鼓吹不规则园林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李涅亲王七世查理·约瑟夫。李涅亲王六世克洛德·拉莫阿勒第二(Claude Lamoral Ⅱ) 把他在白洛伊府邸的几何式花园称为“理智的园林”,而查理·约瑟夫把它的一部分改为自然风致的,称为“心灵的园林”。查理·约瑟夫跟欧洲文化潮流的领袖们很熟,其中包括俄国的叶凯萨琳娜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他对圣彼得堡沙皇村里的中国式建筑和凡尔赛的小特里阿农的中国式园林大约起过作用)。在他的《白洛伊一瞥》中,他着重写到了英国的丘园和魏尔顿(Wilton)园林。他说英国的园林里水太少,“人们在那里要渴死了。为了叫人相信下面有水而在干沟上造中国式的桥梁是没有用处的”。虽然喜爱中国建筑,但是他告诫说: “不要造太多的中国建筑,它们太花哨俗气,而且已经到处都有。如果你(在园林里)有一块荒地,你愿意在那儿造一些样式古怪的异族房屋,那么,中国建筑当然是最合适的。”
把中国建筑当作新奇的东西来接受,对中国园林也有类似的情况。钱伯斯说的“恐怖的、戏剧性的、充满了对比的景致”很快被法国人接受。1774年,沃特莱特也在《论园林》(Claude-Henri Watelet: Essai Sur les Jardins) 里说,园林应该有 “高雅的和粗俗的,庄重的和忧郁的”,认为新园林的特点应该是“人工”,他以中国园林为例,里面充斥了庙宇、牌楼等等。在园林里可以跳舞、举行滑稽的仪式,穿着可笑的服装。花园里除了理性的愉悦外,还应该有一种妖术般的魅力。“要到西巴里斯去”(Sybaris,意大利南部一古都,该地民风骄奢淫逸——译者)。沃特莱特对法国的造园艺术很有影响力,他领导了自然风致园。
早期的自然风致园中,最可游的是蒙梭花园,距后来的巴黎大凯旋门不远,18世纪70年代中期由嘎蒙代勒(L. Carmontelle)设计。1779年,他发表了一些版画,其中可以见到当年有荷兰风车、哥特式废墟、清真寺、土耳其帐篷、中国桥、鞑靼帐篷等。还有一个大转盘,上面设几个座位,有中国式的伞盖,还有龙等做装饰。推转盘的人穿中国服装。嘎蒙代勒自己写道: “在蒙梭,我们并没有试图创造一座英国式园林; 我们要做的正是一位批评家责备我们的——在一座园林里把多个时代、多个地方的东西搞在一起。” (见Carmontelle: Jardin de Monceau,Près de Paris,1779) 蒙梭花园里像个游艺场,嘎蒙代勒说: 除了风景之外,游客还可以观赏比赛、音乐会和享受各种活泼有趣的娱乐。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开心,不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哲学家来沉思。而且,它还要考虑到太太们。他说,一所园林要有持续不断的新鲜刺激,“真正的艺术在于懂得如何保持游客的兴致,花样要多,否则游客会到空旷的原野中去找我们这园林里找不到的东西——自由的形象”。这些意见也可能受到钱伯斯著作的启发。1793年,蒙梭花园的主人奥尔良大公被杀后,它被收为国有。后来,拿破仑很喜欢它,1807年建议它应该是“一所中国式的真正美丽的园林”,跟卢森堡花园和土伊里花园互补(见皇帝致Gaudin书,1807年5月5日)。看来这位皇帝对中国热也有相当兴趣。
另外两座有中国味的不规则园林是巴黎西端布劳涅森林里的巴嘎代勒(Bagatelle)花园和圣詹姆士 (Sainte-James) 花园。它们的设计人都是贝朗士 (F.-J. Bélanger),他是法国自然风致园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这两座园林里都有不少中国式建筑物,它们的版画大量收集在勒胡式编的 《英中式园林》(Le Rouge: Jardins Anglo-Chinois,1774)和克拉夫特编的《民用建筑汇编》(J. C. Krafft: Recueil d’Architecture Civile,1812) 里。
巴嘎代勒的中国帐篷和哲学家小舍,以及圣詹姆士花园的中国亭,都是通体用木花格装修,曲面屋顶,哲学家小舍和中国亭都造在透空的石假山上。
勒胡式和克拉夫特还各自另外编了一部重要的关于中国建筑的书。
勒胡式的叫 《时式园林细部》(Détails des nouveaux jardins à la mode),共21卷,于1774—1789年间出齐。内容为欧洲各国的园林和园林建筑,大部分是英中式花园。其中有4卷,97幅版画,是中国木刻,表现中国皇家离宫别苑,有些是法国宫廷藏品,“从北京的绢画上拓来”,另一些是有关圆明园的木刻,在1786年出版,成了王致诚的书信的形象表现。这部书对于进一步促进法国的英中式园林是有大作用的。在1774年的第1卷里,威尼斯驻巴黎大使代尔斐诺骑士 (Cavaliere Delphino)的园林,被称为 “英法中式”。这园林分为四个主要部分,一为法国一意大利的几何式园林,一为荷兰的丛林,一为英国草地,最后为中国式园林。中国式园林里全为不规则布局,有中国式小建筑,其中一个是水下的房间,饰满了贝壳和珊瑚。另一幅有兴味的图是塞维涅伯爵 (Comte de Sévigne)的园林的设计图。一所自由式的园林,中央有一个岛,岛上一座中国式两层小阁立在岩洞之上。岛以中国式木桥与岸相连。桥的另一头有一堆石假山,紧傍着假山又是一道中国式木桥跨过另一条小河。据记载,这园子里还曾有过一座五层的中国塔和一道中国廊子。
勒胡式的书里也有两幅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小特里阿农的花园图。一幅是1774年理查(Antoine Richard)设计的; 一幅是1783年的,比较不像第一幅那样曲折,也没有了很奇特的建筑物。庸(Arthur Young)于1787年参观了小特里阿农后说: “它的钱伯斯味多于勃朗味,人力多于自然,花钱多而趣味不高。”
在第13卷中,是德赛德的蒙维勒园林(Desert de Monville,或Desert de Retz)。它的英中式园林是建筑师巴比埃(Barbier)设计的。园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它的中国式府邸 (Maison Chinoise),这是极少见的,一般中国式多用于凉亭之类的装饰性建筑。它有三层,每层都有曲面屋顶,甚至有钱伯斯式的斗拱。在大革命时期,这座中国式府邸作为旧政权下的奢侈生活的象征受到批判。拉波特(Alexandre de Laborde)于1808年写道: “这幢建筑物是那时代低劣趣味的例证,是铺张卖弄的可恶风气导致的浪费的例证。中国建筑给人的印象是既不优美雅致,又不坚固结实。它的一个小小的优点是轻巧和华丽,特别适合于园林。它需要精心建造。这座房子曾经享有很高的名声。”(Nouveaux jardins de la France et ses anciens chateaux,1808) 1941年,这座府邸被列为文物,但仍然没有好好保护,坏掉了。1971年,“马尔罗法”(Le Loi Malraux)通过之后,赶去抢救,已只剩下柱子和花格装修,不过仍得以加固。
克拉夫特的另一本书叫《最美的图画式园林的平面图》(Plans des plus beauxjardins pittoresques,1809),显然受到英国18世纪下半叶钱伯斯倡导的图画式园林的影响,书里有些中国式小建筑物,其中一座桥亭很有特色。
在法国,比较有名的自然风致园(或图画式园林)有商迪(Chantilly)、商代鲁普(Chanteloup)、蓬乃勒(Bonnelle)、乃依(Neuilly)等许多。园里都有中国小建筑物,如亭、阁、桥、塔等等。罗亚尔河谷(Loire Valley)的商代鲁普府邸园林里的塔,虽然基本上是古典主义的,但各层挑檐等等有中国味。
中国式建筑在法国、匈牙利、捷克、波兰、俄罗斯、西西里等地均有。

五

中国造园艺术和建筑在欧洲的影响从19世纪中叶起衰落甚至消失,这是一个伤心而耻辱的故事。
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把中国当作哲学、道德和政治的楷模,先浪漫主义者把中国当作在自然中抒发性灵的老师。实际上,欧洲人那时候对中国是了解得很少的。他们以为,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奇情异趣而又繁荣富足的地方,作为他们的楷模和老师的中国人民是智慧而又文明的。
就造园艺术来说,17世纪末的坦伯尔和18世纪初的艾迪生,都把传说中的中国园林看作远远高于欧洲园林的艺术杰作,跟中国园林相比,欧洲的古典主义园林像是儿童幼稚的 “作品”。18世纪中叶,英国人是把中国园林当作不可企及的范本来仿效的。遥远的异域,数量极少却又竭尽渲染之能事的报告,使中国的一切,包括园林,笼罩在浓厚的神秘性之中。因此,尽管仿制品粗糙笨拙,不得中国园林和建筑的神髓,显得怪模怪样,他们只怨自己仿制得不成功,却不能对中国的园林有什么不敬的怀疑。何况,坦伯尔以及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早就警告过,中国园林太难模仿了,最好是不要尝试。坦伯尔甚至说,模仿的成功与失败之比是1∶20。
可是,这个神奇的中华帝国,到19世纪中叶终于失去了神秘的幻象,它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和使节面前,在英国和法国的远征军面前,暴露出了自己的孱弱、腐败、无能和愚昧。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人把注意力转向东方。1816年2月,向中国派出了继马卡尼之后的第二位特使,安赫斯特公爵(Lord Amherst)。因为所呈英国国王致清仁宗的信称呼他为“兄弟”,又加上拒绝行跪拜礼,所以特使没有见到中国皇帝。安赫斯特很生气,1817年在广州登船回国时,英籍船员欢呼了三声,特使在笔记中写道:“这呼声中有一种庄严的男子汉气概,它是对我们正要离开的这个国家的古里古怪的礼节和仪式的抗议。”他的秘书艾利斯 (Henry Ellis)写的出使报告,对中国大为不满。
1839年,中英武装冲突开始,前马卡尼特使的随员,曾在圆明园呆过几天的巴罗爵士出版了一本海军大将安森公爵的传记 (John Barrow: The Life of George LordAnson),里面写道: “此地提到一份报告里写到的中国人的虚伪、奸诈和无赖也许不大合适,这些恶德不但渗透所有的政府部门,而且普遍传染到了百姓当中。”
这时候,有一些英国商人也埋怨中国人喜欢绕弯子,是吞吞吐吐的胆小鬼。
曾经被启蒙主义者认为道德高尚、善于作深刻的哲理思考的中国人,就这样渐渐因为增加了跟欧洲人的接触而遭到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和轻视。
同时,一百年来被欧洲人想像得无比美好的中国园林,也同样遭到批评。
安赫斯特的秘书艾利斯在报告中评论他在天津见到的一座大殿“简陋而又华丽,华丽得俗气”。看到北京城外的商店用贴金的木雕做装饰,他说: “这真是不可思议,商业利益怎么能容忍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浪费。”
对中国城市建筑,从17世纪以来的欧洲传教士和使节都评价不高,所以艾利斯的话还不算太突兀。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园林的重新评价。英国《园林杂志》(Gardener’sMagazine)于1827年发表了美因(James Main)的一篇文章的摘要。美因是植物学家,1793—1794年间住在广州。他认为中国园林“一眼望去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没有开阔的起伏的草地,没有远处的对景,没有丛林幽深的浓荫,没有倒映着天光的水面——没有任何东西呈现它们自己,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充满了无谓的复杂性的小小的世界”。
美因只到过广州,所见的园林并不是中国园林中最好的。但是,当年钱伯斯也只见过广州园林,却那么倾倒。大概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眼光的差别,反映出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的变化。
1840年,英国远征军攻陷广州,1842年8月,不战而下南京,订了《南京条约》。考纳说: “这样一来,宝塔和凉亭的魅力最终地破灭了。1839—1842年间的事件实际上标志着英国的中国文化热的完蛋。”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南京报恩寺塔:“永乐时,海外夷蛮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它在欧洲有不少仿制品,但在英军占领南京后,它也蒙受了亵渎。牧师莱特(G. N. Wright)说: 一队英国水手“拿着镐和锤子,打算剥下它的墙面,拿走宝物”(见China,in a Series of Views,1843)。莱特故意挑衅地说,这塔是爱尔兰柱塔(pillar tower) 的变种。
更进一步,莱特甚至大大贬低曾经被欧洲人看作神仙境界的圆明园。他在上面那本书里写道: “房屋的样式看上去很不耐久,只要仔细观察一下,立刻就能发现它们的简陋和缺乏创造性;即使在这个一切皇家宫殿中最豪华最宏大的宫殿里,它的壮丽也是由于大量奇形怪状的小屋和花里胡哨的凉亭,而不是由于它们的坚固和雄伟。”莱特认为,北京的皇家园林掩盖了宫廷生活中的悲哀和无常。
比起欧洲建筑来,中国建筑,即使是皇家园林中的,也确实简陋而不坚固。但过去一百年里,欧洲人曾经津津有味地仿造过中国建筑中纤细的木质花格子,并没有因为它的易于破坏而指摘过它。莱特却嘲笑这些花格子了,甚至嘲笑欧洲人特别喜爱的石假山。
美国费城商人邓恩(Nathan Dunn)在中国住了12年,搜集了大量艺术品,1837年在费城办了个展览,很成功。1842年,他把展览送到伦敦,在海德公园角的圣乔治广场(Hyde Park Corner,St. George`s Place)造了一所大厅展出。大厅的入口是中国式的双层亭子。展品中有三座中国塔的模型,其中一座是南京报恩寺塔。还有一座庙、一所官员府邸、一些桥和三座单层或双层的楼阁的模型。此外有一个中国大屋顶的模型。参观说明书卖出了10万份之多。这个展览,如果举行在鸦片战争之前,一定会引起一场狂热。但是,这时候已经签订了《南京条约》,考纳说: “涌来看一个被征服国家的艺术的千万观众,是不会打算在家里造这些东西的。……他们不可能把中国想像成神秘的仙境,像他们的爷爷奶奶那样上当受骗。”
1841年,勃朗(Richard Brown)写的《居住建筑》(Domestic Architecture)出版,其中写到中国住宅: “居室的比例不佳,它们的结构缺乏我们认为我们的建筑中最重要的规矩和原则。”
同一年,著名的“哥特复兴”建筑师普金(Augustus Welby Pugin)出版了《哥特建筑真谛》(True Principles of Pointed or Christian Architecture),批评中国建筑缺乏理论基础,说没有什么人认为中国建筑的特点是合乎功能的。普金并没有见到过真正的中国建筑,他所批评的很可能是书本上的或者园林中仿制的中国建筑,因此他的话或许很有道理,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话表现出一种与上个世纪大不相同的态度。
一位在广州住过20年的英国人戴维(John Francis Davis)在他写的《中国人》(The Chinese,1836)一书里说: 中国屋顶呈现“一条悬索曲线,这是由一根两端固定的绳子决定的”。其实,只有屋面瓦瓦的时候才使用这种方法大致定出瓦面的形状,但是,戴维却说:因此,“中国建筑的外形看上去不坚固耐久”。后来,英国杰出的散文家、美术理论家和建筑历史与理论家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 根据这说法说中国屋顶是“丑的”,因为它像一个看上去会因自重而坍塌的发券那样脆弱(The Stonesof Venice,Vol. Ⅰ,1851)。本来,一百年以来,欧洲人把弯曲的屋面当作中国建筑最主要的特征,也是最美的部分,凡所谓“中国式”建筑往往不过是有一个弯曲的屋面。然而,19世纪中叶,它却被认为是丑的了。
到了1860年,中国的名声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而落到最低点。这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抢掠之余,统帅艾尔金公爵(Lord Elgin)下令放火烧掉了它们。11月的英国《笨拙》(Punch)画报上刊了一幅漫画,艾尔金公爵手举石质炮弹一枚,威风凛凛地站在一个浑身发抖的中国人面前,画上题词是“新的艾尔金之石”。这个艾尔金是把希腊雅典卫城上的大理石雕刻运回英国的艾尔金公爵的儿子。那些雕刻后来得名为 “艾尔金之石”。父子二人各参与了一个伟大的文明的毁灭。
英国远征军军需中校沃尔色雷(Wolseley) 回国后于1862年出版了一本报告(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其中对中国建筑很不满意。他说,全体英国士兵到了北京,大失所望,他们本来一直以为北京是天堂的缩影。他说: “在风景式园林和建筑中,中国人竭力使一切都堆满了装饰,为追求希奇古怪而牺牲了雅致。中国艺术家和建筑师因为追求装饰、因为根深蒂固地喜爱鸡零狗碎的花哨而失败了。”
跟这些评论相应,欧洲人几乎停止了仿造中国园林和它的建筑,连原来造的一些也渐渐荒废了。不过,1846年,在英国的克莱芒花园(Cremorne Garden)造过一个铸铁的中国式八角亭子。为1867年巴黎的博览会也造了一个铸铁的中国式六角亭子,于90年代搬到英国的克里夫登(Cliveden,Buckinghamshire)。这两个亭子都是重檐的,被叫做塔 (pagoda)。
从造园艺术或者建筑本身来看,欧洲人在19世纪的批评,甚至包括18世纪的那些批评,都未必没有道理。但是,中国园林和建筑是在中国文化被欧洲人更加了解之后才贬值的,是在中华帝国被武力征服,在欧洲人面前暴露出它的孱弱和腐败之后才贬值的,这就很值得思考了。
中国造园艺术和它的建筑“走向世界”的时候,西方人并没有真正看清楚它的民族特色和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 在它们 “退出世界”的时候,它们并没有丧失民族特色和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不过被世界看得比较清楚了一点罢了。

1989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