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时,约翰·海是我家常客。1898年,去斯基伯看我们的前夕,他被麦金利总统召回,担任国务卿。没有人记录他在办公室的事。他用自信和真诚鼓舞着人们,总是热情高涨。他痛恨战争,认为战争是“最凶残愚蠢的东西”。...[继续阅读]

    我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第一篇院长致辞引起了德国皇帝的关注。他在纽约时,让巴林先生带话给我,说他把那篇演讲稿读了一遍。他本人也寄了一份自己的演讲稿副本给我,那是他在长子的献祭仪式上用的。随后,他邀请我出访德国。...[继续阅读]

    正如智者所说:“真实的自传总是有趣的。”了解我的亲朋好友可能对它不至于太失望。我自信地安慰自己说,这篇回忆录至少会让一部分知道我的人感兴趣,就是这种信念鼓励我继续写作。几年前,我在匹兹堡的朋友梅隆法官就曾这样...[继续阅读]

    我想列举几件由我亲自处理的劳资纠纷案例,作为劳资道德标准的参考。一次,高炉车间的工人发表“联名声明”,宣称如果公司在周一下午四点前还不给他们加薪,他们就会罢工。这些人的合同离到期还有好几个月。我想如果他们执意...[继续阅读]

    1892年4月,我和妻子在格莱斯顿先生家做客时,他对我《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建议我们到他的新书房(那里的书,除了他本人谁都不能碰)去聊一聊。我找到一本很奇特的书,这时他正在梯子上摆放一些很沉...[继续阅读]

    1856年,斯科特先生被提拔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他带着我一起去阿尔图纳任职。那年我23岁。离开匹兹堡对我而言是一个残酷的考验,但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对事业的追求。母亲很高兴,她和我一样具有努力上进的精神。而且...[继续阅读]

    信差们愉快而努力地工作着。公司安排每两天轮一个晚班,直到邮局关门。轮到我值班的时候,很少能在十一点前回家;而不值班的时候,也要六点才能下班。因此根本没有多余时间充实自己,更不可能从家里拿钱买书。然而,感谢上天的...[继续阅读]

    这段时期,我帮助威廉·菲利普斯上校(阿尔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的总裁)进行了一次谈判,取得了彻底的成功。一天,他来到我在纽约的办事处,说他急需用钱,虽然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做担保,还是没有银行愿意购买他们公司500万美元的...[继续阅读]

    1905年6月,我捐出了第四笔大额捐助——1500万美元,用作大学教授的养老基金(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卡内基基金),需从美国各大学院的校长中选出25人担任理事。当24名校长(芝加哥大学的哈珀校长因病缺席)聚集在我家共商此举时,顿感蓬...[继续阅读]

    1861年,内战爆发。当时斯科特先生是陆军部长助理,负责运输部门。他把我召到华盛顿,做他的助手,专门负责政府铁路和军事电报,还要负责组织铁路工人。这在战争之初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第一批经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遭到袭击。...[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