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深秋,杨宪益不时感到口腔里不舒服,吞咽也有些困难,到医院里一检查,诊断结果是患了鳞癌。鳞癌是源于支气管上皮的一种恶性肿瘤,其发病的诱因,通常认为是受慢性刺激,比如焦油类衍生物的刺激,这表明极可能与杨宪益过多吸...[继续阅读]

    杨宪益在上中学之前,跟着家里的塾师魏汝舟,除了读四书五经等典籍外,又读了一些诸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楚辞》等诗歌,还学对对子,也开始读爱写诗的老师写的一些旧体诗,这是他做诗的基础和所受的训练。杨宪益曾...[继续阅读]

    北京城南宣武门附近,有个地方叫半步桥,那里有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监狱——京师第一监狱。它的主楼结构式样很奇特,呈太阳放光芒式——各楼监室向四处伸展开去,被称作“八角楼”,顾名思义,它有八个角楼,瞭望台设在中间大厅...[继续阅读]

    在杨宪益的打油诗中,借用毛泽东诗句之处比比皆是,冠借用其他古今诗人诗句之首。因打油诗风的独特性,体现出的就不是引经据典的感觉,而别具意味。杨宪益在1976年写的《狂言》一诗中,即有两处引用毛主席诗词。诗的前四句为:兴...[继续阅读]

    那年岁,不论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人,从牛棚里回来的人,还是从干校回来的人,都不免有点黯然神伤的感觉,而杨宪益却不,虽然也谈不上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但与一般人相比,就是不一样。首先,一位向他宣布释放的官员,与他谈了一席话...[继续阅读]

    民国时期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形象,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感与民族自尊心,虽然祖国处于贫弱混乱之中,他们仍然像对待母亲那样不嫌弃她,对她的今天不消极,对她的明天不丧失信心,不把自己...[继续阅读]

    “文革”结束后,曾有人建议戴乃迭,希望她把儿子的事写出来,说拿到海外去出版,书一定会畅销,戴乃迭一口拒绝。杨宪益夫妇生活经历十分丰富,婚姻与众不同,他也认为自己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有如一本流浪汉小说。他俩一生从事...[继续阅读]

    上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是杨宪益译作大量涌出的时期。当然大部分作品都是他与妻子合作的——在译者一栏,在看到Xianyi Yang(杨宪益)的同时,往往也可以看到用夫姓的Gladys Yang(杨格乃迭丝,戴乃迭)的字样。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杨宪...[继续阅读]

    抗战中杨宪益应梁实秋之邀到国立编译馆工作,编译馆在重庆北碚,地处嘉陵江北岸。复旦大学西迁后,安在嘉陵江南岸。戴乃迭应邀到复旦兼课,可是她自从生了他们的长子后,身体就一直不好,经常生病,得过疟疾,不断发烧和腹泻,孩子...[继续阅读]

    看杨宪益在自传里列出的他留学期间曾到过的国家、地区或景点,就像是到了一位朋友家里,主人拿出一抽屉珍藏的宝贝,“哗啦”一下倒在床上,只见五颜六色,美不胜收,每一个小东西都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令人无法不生出羡慕之心...[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