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初,京官上呈乾隆皇帝《御批通鉴辑览》的最后定本。[1]乾隆皇帝是在1759年指派这一任务的,[2]如书名所示,乾隆皇帝在文旁加上了他的朱笔评论。[3]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对于元朝最后一位统治中国内地的大汗顺帝(妥懽...[继续阅读]

    清最高统治者对于军事懈怠、衰败的忧惧,尤其对于八旗官兵的担忧,是关于丧失独有的民族—王朝身份这一更大范围话语的一部分,这始于康熙朝初年(也可能更早)。[1]在平定三藩期间,康熙皇帝发现八旗官兵既无纪律又无士气。1676年...[继续阅读]

    最早体现沈德潜日隆的文化影响的,是他在1751年出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1]这座书院靠近苏州府学,由时任江苏巡抚张伯行(1652—1725)在1713年建成。在张伯行的赞助下,它起初是为了传播“正统”的程朱对于经典的注解(书院的名字...[继续阅读]

    在上面描述皇帝南巡的规模及范围时,[1]我已经触及了一些象征物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它们将盛清朝廷置于运动之中的复杂过程赋予了意义。从最基本的后勤和物资供应看,南巡与高度仪式化的军事演练类似,绝对是由家产制的附庸们...[继续阅读]

    1684年10月20日,礼部郑重宣布东巡。[1]起居注官使用了更古老的用语,称之为“东巡狩”,[2] 这一术语暗指《尚书》和《孟子》——巡幸的经典出处(见第一章)。这些经典描述了,圣君舜最为典型的在四个基本方向上的盛大出巡,始于祭献...[继续阅读]

    有一首诗很好地表现出了乾隆皇帝努力应付他现身江南所招致的常常矛盾的意义。从京城出发的一星期后,即1751年2月14日,乾隆皇帝写下了一首《江南意》:[1]毛嫱[2]白台[3]及西子[4],不必谋面人知美。吴越山川罨画中,传闻争羡亦如此...[继续阅读]

    乾隆首次南巡中的一次关键活动,发生在1751年3月13日。这一天,皇帝一行进入江南。作为地理—文化地名的“江南”,使人想到旖旎风光、城市发达、消费繁荣、悠闲惬意、文化底蕴——所有这些可能会败坏乾隆南巡作为勤政、爱民、...[继续阅读]

    典莫大于时巡。——康熙起居注官,1684年巡幸乃事之不可不行者。——乾隆皇帝,1750年6月21日*在“长十八世纪”,皇帝的游历并不限于江南也不止发生在乾隆一朝。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巡幸都花费时日,不仅是在江苏和浙江这两个最重要...[继续阅读]

    白彬菊的军机处研究指出:“制定礼仪、考虑地形以及安排运输足够的物资以保证出巡路途上政府的运转,这种种复杂工作很像战争所带来的挑战。”[1]军机处处理所有与皇帝的通信,并协调乾隆南巡在内的许多巡幸,总责其成。鉴于军...[继续阅读]

    我们想象的南巡,自然会是壮观的场景。巡幸毕竟是盛大的政治演出,极少有人从南巡想到盛清朝廷会转变成为一个移动体等远为乏味的问题。当我们想到出巡中的皇帝时,首先肯定不是图2所描述的渡河情景。然而,从定义看,任何巡幸...[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