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中心视角看,随着三藩和台湾郑氏集团的失败,清朝的征服表面上结束于1680年代初。然而,从更广义上讲,征服的过程仍在继续,这一王朝政权在下一个百年间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一直到1780年代。整个十八世纪,对于蒙古草原和西藏...[继续阅读]

    身为年轻的皇子,乾隆皇帝的第五子颙琰(1760—1820),陪同乃父多次巡幸,包括1780年和1784年的最后两次南巡。[1]颙琰继位成为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位)是在1796年2月,乾隆皇帝在1799年初去世,他才亲裁大政。在位二十五年间,颙琰努力维持...[继续阅读]

    乾隆皇帝对于帝国的民族—地理应有秩序所持的假定(有人会说是浪漫与偏执的幻想),令他对金从善的谏言感到震惊和沮丧:“不料陪都(也就是盛京)根本重地,俗朴风淳,乃有如此悖逆之徒,实为意想所无。”[1]但如果金从善事件,因其发...[继续阅读]

    十八世纪中期(约1725—1775),清朝经历了空前的辉煌。这一在当时和现在都被称为“盛世”的阶段,也是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重大转型期。[1]人口方面,清帝国人口激增。最可靠的官方记录表明,清朝人口增加了一倍,从1743年的1.6...[继续阅读]

    十四世纪末,长江下游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明朝的建立,标志着淮河以北地区在将近两个半世纪后,第一次重新建立了汉人王朝的统治。然而,蒙古统治给明初(1368—1435)的政治和政策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南北在一个“本土...[继续阅读]

    这一章和上一章所提供的材料,从许多方面表明了乾隆朝廷的民族—王朝意识形态对江南及汉族精英的影响还是有着限度的。在笼络汉族精英方面,乾隆皇帝避免使用明确的民族—王朝例外主义话语。他自称是天子,而不是爱新觉罗的...[继续阅读]

    南巡是由康熙皇帝1680年代开创、乾隆皇帝在1740年代重新开始的更广泛地恢复巡幸的一部分。在1680和1740年代来自清廷的辩护话语中,各种巡幸,包括季节性狩猎,甚至康熙朝的军事战争,被用于呈现一套相当抽象的美德,包括了法祖、无...[继续阅读]

    西周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468年)已开始瓦解。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只是之前西周的影子而已,最终注定要变成西周崩溃秩序的又一残骸。巡狩的开化伴随着的,是此前秩序的崩溃以及士阶层的...[继续阅读]

    社会和文学史家都认为,汉人精英成员职业日益多样化,对于自己地位的焦虑明显增强,这是十八世纪中国的显著特点。[1]商人财富的大量聚积以及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使得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图景日益具有流动性和竞争性。被...[继续阅读]

    乾隆皇帝是以勤于政务而不是耽于游乐现身江南的,作为种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抓住了经典的“观民”准则。上面我们已见过这一词语,这里我将从乾隆皇帝1757年第二次南巡诗里再多引用一些例证。1757年3月20日,一进入江南,乾隆皇帝就...[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