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著《汉书》、《白虎通》。《汉书》“律历志”、“礼乐志”、“艺文志”与艺术文献密切相关。《汉书·律历志》以阴阳五行的观念,对音乐进行了论述。以五声之本,协之五行,角声属木与五常配,主张仁爱,与五事配合,提出“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的思想。中国的音乐理论非常丰富,但是其归结之处都是仁义道德。而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对音乐进行了数的研究,发现了数的规律,走向了自然科学。汉代皇室贵族善于以歌舞抒发情怀。刘邦既定天下,过家乡沛县。《汉书·高帝纪下》载:
(上)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汉代王侯贵族失意时也会以歌舞遣怀,汉昭帝时,燕王旦自知谋反败露死期将近,《汉书·燕剌王刘旦传》载:
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寘渠,骨藉藉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
歌舞成为汉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论喜怒哀乐都会以歌舞抒发情怀。东汉末年,董卓专权,欲杀弘农王,弘农王自知处境艰险,乃悲歌遣怀,与宫人告别,《后汉书·皇后纪》载:
(弘农王)不得已,乃与妻姬及宫人饮宴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
班固《汉书》设置“十志”,继承司马迁《史记》八书,“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汉书》十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增加了文化艺术的内容,其中《礼乐志》、《郊祀志》、《艺文志》继承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创了我国目录学,概括系统地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是非得失,是珍贵的思想文化学术史料。《汉书》十志是后代史志的楷模,开启了专门史和地方志的先河。
班固认为“六经”的道理都是要达到治理天下目的,其中《礼经》、《乐经》的作用最为迫切。所以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可以节制民心欲望,乐可以抒发民声[1],人的天性有男女之情,嫉妒之别,就要制定婚姻的节礼;人际交往长幼有序,就制定了乡饮酒的节礼;生老病死要寄托哀思,就有了丧葬之礼;尊敬上人,就有了朝觐的礼节。汉代乐舞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间乐舞的“俗乐”深入人心,《汉书·礼乐志》载,高级贵族甚至发展到“与人主争女乐”的地步。《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著录历代流传以及当时所存典籍,汇集书目成编为“艺文志”。后人又称“经籍志”,相当于“历代书目”或“藏书目录”。《艺文志》犹如古代书目学,收入了不少乐府歌辞。皇家大规模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始于汉武帝,完成于汉哀帝。书目名称是刘向、刘歆父子完成的《七略》,这是我国最早的国家藏书目录。东汉班固撰《艺文志》,就是以《七略》为基础编制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收入周宣王太史作史籀大篆十五篇,提出书法艺术的“八体六技”: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2],八曰隶书。殳书是刻在兵器上的文字。古书有三十六种:古文篆、大篆、象形篆、蝌蚪书、小篆、刻符篆、摹篆、隶书、署书、殳书、缪篆、鸟篆、尚方篆、凤篆、鱼书、龙书、麒麟书、龟书、蛇书、仙人书、云书、芝英书、金错书、十二时书、垂露篆、倒韭篆、偃波篆、蚊脚篆、草书、楷书、飞书、填书、藁书、行书、虫书、悬针书,此外还有胡书、天竺贝叶书、百体书,是关于书法篆刻艺术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音乐方面,《汉书·艺文志》载有“河南周诗歌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歌谣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声曲折是歌谱与乐谱。班固《白虎通》有《总论礼乐》。两汉文化的特点是阴阳五行论以《白虎通》为代表。《白虎通·礼乐篇》卷一下说:
乐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心中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
班固编纂《白虎通》卷二《礼乐篇》引孔子的话说:
子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
礼乐深入生活之中,宗庙、乡里、父子、君臣莫不和顺,这是乐教的意义所在,音乐的教育功能与礼仪合为一体,深入民心,以达到治理天下的政教目的。所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寓教于乐的教育作用,文以载道的道德作用,是中国礼乐一体制的乐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