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从1849年开始,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担任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助手,协助其重新翻译《圣经》。1850年翻译完《新约》,1853年又翻译完《旧约》。新译的《新约》被称为《圣经》的“代表译本”,由于其文句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印行了十一版,成为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圣经》译本。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王韬还先后和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从哲学上来看,王韬最重要的贡献是介绍培根的哲学思想。
王韬在1873年前完成的《瓮牖余谈》一书中,写了《英人倍根》一文,这是中国学者最早介绍培根哲学的一篇文字。文章写道:
倍根,英国大臣也。生于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聪警罕俦。既长,于格致之学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夥。其为学也,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而务在自有发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于古人,而务极乎一己所独创。其言古来载籍乃糟粕耳,深信胶守则聪明为其所囿,于是澄思渺虑,独察事物以极其理,务期于世有实济、于人有厚益。盖明泰昌元年,倍根初著《格物穷理新法》,前此无有人言之者。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1]
文中所云《格物穷理新法》,即培根的《新工具》,王韬将其根本精神概括为“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是颇为精到的。文章指出培根“生平为人,交友则忘恩,秉政则受赂,其人固碌碌无足取也。然其所著之书,则后二百五年之《洪范》也。西国谈格物致知之学者,咸奉其书为指归”[2],这一论述也是合乎实际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指出了培根之所以能够铸造出科学的新工具,就在于他特别具有创新意识,即为学务在自有发明,立言务极乎一己所独创。把这一点揭示出来,对于针砭传统儒家“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的保守性格,激发国人的创新精神,实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培根思想开启欧洲近代实验科学先河,并由此引导出震天烁地的现代工业文明,乃至从总体上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划时代意义,王韬亦有清楚明白的认识。他指出:
其后哈尔非(即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引注)始为血络周流之学,医术为之一变。观象仪器,其制更精,其术益验。于是哈略测日面有黑点,又有人测水星过日面,为今时新法之证。纽敦(牛顿——引注)始为光学,客勒格力(伽利略——引注)始造远镜,兼始造反照之器。哈力(哈雷——引注)始考察彗星往还别一轨道,按时而至。英国诸学蒸蒸日上,无不勤察事物,讲求真理,祖倍根之说参悟而出。盖倍根之前,专心于学者如磨旋之牛徒费力,行莫出跬步。自倍根辟其机缄、启其橐钥,于是医法日新而治病多效,农具巧而播种省工,观天文,察地理,他如测远镜、量天尺、电气标、报时表、火轮机、轻气球、潜水钟诸器之有裨于人者,指不胜屈,此借效之共见者也。……英国自巨绅显宦,下逮细民,共习倍根之书,然皆钦其学而薄其行,殆爱而知其恶者欤?言固不必以人废,而公是非百世不能掩焉。[3]
在当时洋务派人士只注重学习西方实用技术的情况下,王韬注意到科学技术有其哲学基础,因而致力于培根《新工具》的宣传推广,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1890年辑成的《西学原始考》一书中,又再次论及论培根:“泰昌元年,英国備根初著《格物穷理新法》,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4]
其《西学原始考》一书,还论及希腊七贤、苏格拉底、笛卡尔等西方哲学家。该书近于大事记,故论述极简略。他说“希腊七贤皆善理学”[5],但却没有介绍其哲学观点。论及苏格拉底,则云:“(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周安王二年,希腊名贤梭格拉底饮鸩而死。梭公以理学著名,在雅典城聚徒教授,以去伪存诚为格致之急务,训人主良知良能之说,此为希腊理学一变之始”[6],这是讲古希腊哲学从认识自然向认识人自身的转变。论笛卡尔则仅述及其数学成就。此外,在英人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的《西国天学源流》一书中,亦曾提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天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