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冯友兰[1]在美国与泰戈尔有过一次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谈话。在此次谈话中,他向泰戈尔提问说:“我近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差异,是等级的差异(Difference of Degree),还是种类的差异(Difference of Kind)?”[2]泰戈尔答之以...[继续阅读]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西社会走出中世纪的经济发展和哲学启蒙进行比较研究,是侯外庐的又一重要贡献。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确立于他在抗战期间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改名...[继续阅读]

    19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格致书院的课艺题,已经注意到辨析中西格致之学异同的问题。1887年的课艺题中有“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1889年的课艺题则更明确地问道:“《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继续阅读]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在争论过...[继续阅读]

    方东美晚年为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复兴而慷慨陈词。他说,有学者认为,在美国,哲学是百分之百的死了;在牛津,哲学是百分之七十的死了;在中国,戴震和焦循以后,哲学也死了,“兄弟……学哲学已学了多年;或教哲学也教了多年,现在面临...[继续阅读]

    王韬注意到西方科学技术有其哲学基础,致力于培根《新工具》的宣传推广,将其根本精神概括为“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充分肯定其开启欧洲近代实验科学先河的划时代意义。他批评了国人“不知西儒何尝不讲性理...[继续阅读]

    梁启超不仅关注中西哲学的本体论和知识论问题,而且对人生哲学、伦理学说和政治哲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把费希特的人生天职论、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及西方近代“民约论派”的政治哲学介绍给中国人,以中国儒墨两...[继续阅读]

    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来会通中西哲学,把中国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回应了利玛窦关于太极“其象何在”的质疑和艾儒略关于“元气不能自定己性”的驳难,吸取利玛窦以“实有”释“诚”和艾儒略关于“...[继续阅读]

    胡适论先秦哲学,开篇就有一段将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的气势恢弘的文字。他写道:“中国哲学的最初阶段(公元前600年—前210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和最灿烂的时代。这是老子、孔子、墨翟、孟子、惠施、公孙龙、庄子、荀子...[继续阅读]

    在本体论意义上,逻辑学是一切学之学;在认识论或方法论意义上,逻辑学则是一切法之法。严复虽然对中国古代墨家的逻辑学没有研究,但他以大量事实证明了中国古代哲人亦工于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同时又对中国逻辑学不发达之原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