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虽然“四人帮”在1976年10月被捕,但整个社会思想和观念的惯性并不可能戛然而止,“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与文艺氛围依然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77年,人们看到了华国锋(1921—2008)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继续阅读]

    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鸟居龙藏在中国翻译的陪同下调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继续阅读]

    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继续从事艺术摄影的探索就显得不合时宜,但依然有不少摄影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坚持这方面的实践。相当多的人试图将自己对摄影艺术的理解谨慎地融入服务新社会的新闻摄影作品之中...[继续阅读]

    对于西藏的早期考察和拍摄以英国人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870 — 1945)最为典型。贝尔长期担任英国负责西藏事务的锡金政务官,在印度工作期间就开始学习藏语、结识藏族权贵,为亲身去西藏考察和公务作了充分准备。1920年,贝尔在...[继续阅读]

    同香港和大陆的情况相似,台湾早期的本土摄影仍以照相馆为主,称“写真馆”。20世纪初出现的知名写真馆有“林写真馆”(台中)、“施写真馆”(鹿港)、“太平写真馆”(台北)、“罗写真馆”“蓝写真馆”,等等。从风格上来说,台湾...[继续阅读]

    早在这次展览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就纷纷开始尝试观念和行为艺术的创作,传统的架上艺术已经不能满足那些受到西方当代艺术影响、思想前卫的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表达欲望了。由于这些新形态艺术的语言限制,录像和照片成为...[继续阅读]

    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新现实主义摄影者,利用新现实主义迷惑人的两点:一是在现场的真实情况下拍摄,让人们认为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点与超现实主义完全不同;另一点是专抓人物特殊的瞬间动作,不修饰、不剪裁,以显示他们技巧...[继续阅读]

    观念摄影(Conceptual Photograph)这个概念本身就耐人寻味。根据英国艺术评论家托尼·戈德弗雷(Tony Godfrey,1951— )的说法,观念艺术无关形式或材料,而是关乎观念和意义。它不可能被定义为任何媒介或风格,而更多地关系到什么是艺术的疑...[继续阅读]

    郑景康,原名郑润鑫,广东中山人,父亲郑观应(1842—1922)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步思想家,时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1923年,郑景康考入上海美专学习绘画,并开始接触摄影。1929年夏,郑进入上海柯达公司服务处工作,系统学习了摄...[继续阅读]

    3月25日,“中国摄影学会”在台北复会,郎静山任理事长。...[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