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1964年,《明报》在香港报界建立起独特的风格,尤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地位甚高。身兼《明报》社长、总编辑、主笔的查良镛,与他在武侠小说界一样,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短短五年,报社条件大大改善,财政大有盈余,各方面都走上正规。查良镛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些,于是他有意到外面看看,一来弥补自己没能留学的缺憾,二来可以学习西方媒体的经验。
1964年1月,日本《世界周刊》在东京举办报人座谈会,给查良镛发去邀请函,查良镛欣然前往。同年4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来到东京,参加国际新闻协会(IPI)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会议期间,查良镛和其他代表参观了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朝日新闻报社。查良镛对《朝日新闻》现代化、高效率的运作模式印象深刻。日本政府高官对报人的态度坚定了查良镛对新闻媒体独立性的认识,他说:
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决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
回港不到一个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第13届年会。会议之余,查良镛还到土耳其多个城市参观、游玩。这段时间,查良镛得到充分的休息,游山玩水,广交朋友,让他觉得很轻松、很惬意。
1965年,《明报》的日发行量从四五万份,跃升到近10万份,跻身为香港发行量最多的报纸之一。5月,查良镛接到国际新闻协会的邀请,到欧洲漫游一个多月,6月才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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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月刊
回到香港,查良镛便开始筹办一份旨在沟通华人心声的刊物,经过半年多准备,《明报月刊》在1966年1月创刊。查良镛在发刊词中写道: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都决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决不做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查良镛向世界各地的华人广泛约稿,他指出这份刊物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的文字之外,也刊登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字。《明报月刊》具体刊登哪些内容的文章,查良镛解释道:
新、年轻、现代化、多姿多彩的变化和改革,那是我们在编辑上所企求的精神。我们重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认为那是全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宝贵的遗产。但在世界交通日益迅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以为本刊的重大任务之一,是介绍世界上最新的思潮、重要的创造和著作。我们对中华文化决不妄自菲薄。篇幅中的一部分,将用来探讨和介绍中华文化,另一部分,将着重于赶上这个崭新的时代。
《明报月刊》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读者定位,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知识分子。为了强调《明报月刊》非牟利的学术地位,自第四期起,在版权页上注明下列英文声明:
A Non-profit Magazine Promoting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1967年4月号,《明报月刊》又把这句话改为:
A Non-profit Magazine for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明报月刊》把这句话译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1970年2月号开始,《明报月刊》版权页上删去了这段英文,同期“编者的话”作了解释:并非说今后就不以“文化交流与推广知识”为目标,也不是说今后以营利为目的,只是觉得标明“非营利”这三个字大可不必。
《明报月刊》的运作,还是很精简、很原始的。《明报月刊》创刊初期,编辑部办公地址在礼顿道2号A二楼,即金庸日间写稿休憩的书房。《明报月刊》初期只有一位主编查良镛,一位副编辑兼校对王世瑜。王世瑜编辑了月刊20多期之后,转而协助潘粤生筹备出版《明报周刊》。《明报月刊》初创时,查良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妻子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给他吃。一次,他们两岁多的小女儿阿讷从钢琴上摔下来,跌断了左臂。家里人打来电话,查良镛夫妇匆匆忙忙赶回去,带她去医院。小女儿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父亲。而查良镛心里却想着,这一期的《明报月刊》还没找到合适的插画,发稿的限期却已经到了。
自1967年起,查良镛不再负责《明报月刊》编务,改由“稳健派”胡菊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历时12年,直至1979年止,他是《明报月刊》任期最长的总编辑。胡菊人一名,几乎等同于《明报月刊》。胡菊人,生于1933年,本名胡秉文,广东顺德人。13岁到香港,1961年在珠海书院英语系毕业,后出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1963—1966年在香港《今日世界》丛书部任职,1967年起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既是香港报坛上的著名专栏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反对中国文学在创作上西化,也反对文学批评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思想体系。这种观念与查良镛的文学追求不谋而合,查良镛在《明报月刊》十周年纪念文章中阐明了《明报月刊》的文化观:
我们热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我们的父母不是世界上最完美伟大的人,我们爱父母并非由于他们的完美伟大,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以爱还报爱,甚至也不是有意识地还报,而是内心不得不爱。对于中华文化,我们心里同样有这样一份温情热爱。我们爱中国的音乐图画、唐诗宋词、民歌戏曲、章回小说,并没有去比较这些作品是不是比外国的更好,只是为了我们说不出的喜爱,宠爱它们,宝贵它们,像每个人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对情人的爱,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对子女的爱却完全不考虑这些,只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美貌的、聪明的、富有的子女,也同样的爱心对待丑陋的、愚笨的、贫穷的子女,甚至对后者可能更多有一份怜爱。
这种以中国本位的人文思想,无疑也进一步强化了《明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明报月刊》创办后,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好的反应,第一号印了4000份,很快售清,三个星期内加印五版。这份月刊虽然没有为《明报》赚到什么钱,却为《明报》及查良镛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为《明报》凝聚了一批海外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