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

“和”(龢)是“龠”和“禾”的合体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说文解字》:“龢,调也。从龠禾声。”“龠”象形为口,表示吹奏,“禾”兼声形,表示禾类植物的芦管,“和”的本意是吹奏用芦管编成的排笛,形成不同声部乐音的美妙和谐共振。由此可见,“和”最初只是音乐方面的一个术语,“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②。《左传· 昭公二十一年》记载了周景王耗费巨资铸乐钟(无射)之事,当时朝廷重臣都以“听之不和,比之不度”为由表示反对,乐官州鸠劝谏道:
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
这里的“窕”和“槬”,杜预分别解释为“细不满”和“横大不入”,指的是细小不闻和洪大不入这两种与人的思想感情无法产生共鸣的音乐声,所以下文中说“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和”则是指声音虽细小却清晰可闻、虽洪大却不震耳欲聋的美妙音乐与人的思想感情形成共鸣的状况。《国语》中亦载此事,也提出“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的观点^①。
在实际运用中,“和”的观念逐渐从音乐方面延伸拓展到许多领域,泛指人或事的一种和谐状态。《尚书·皋陶谟》:“同寅协恭和衷哉。”这里的“和”为和睦、协调之义,“协恭和衷”是指君臣之间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尚书·康诰》:“惟民其敕懋和。”这里的“和”为和顺之义,统治者只要“用康保民”,民众就会心悦诚服,和睦相处。《国语·周语下》中则说:
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踰曰平。
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大钧有镈无钟,甚大无镈,鸣其细也。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
“政”和“乐”是相通的,两者都以“和”为准则,以“平”为目标。如果音乐能够达到“和”的状态就是“乐正”,而施政能够达到“和”的状态就是“政平”。
春秋时期,“和”的观念已经相当流行,其思辨特征是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质事物或观念之间的彼此渗透和融合,因此人们思考问题和处理事务更具有完整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在现实生活和施政实践中逐渐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准则和规范。《国语·周语上》载周内史过言:
民之所急在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是以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莅之,昭明物则以训之,制义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则,礼也;制义庶孚,信也。然则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
这里的“和”是当政者实行有效统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即“长众使民之道”,但凡国家要举“大事”(戎与祀),必须先协调民心,排除杂念,使其达到精诚专一的“和”的境界,否则就会“远不至而近不和”,当政者也将无以守国。
与“和”相对的是“同”,“同”是没有意义的同类叠加或意见苟合,《集注》:“同者,有阿比之意。”周太史史伯和齐贤相晏婴等人在比较“和”与“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和同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和”的哲学意涵。《国语·郑语》载史伯言曰: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和”的本质特征是“以他平他”,即不同性质事物之间的彼此融合渗透,其实际功效在于实现万物丰长的发展状态;而“同”的本质特征是“以同裨同”,即相同性质事物之间的重复叠加,事物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事物发展难以为“继”,终将被“弃”。史伯的和同论,不仅具有思辨高度,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被广泛运用,功效显著。
晏婴是辅佐齐景公实现复霸的重要功臣之一,他为人正直,足智多谋,敢于秉直进言,孔子对他评价很高:“晏仲平善与人交,久而敬之。”^①晏婴关于“和”“同”相异的论述主要是为了向齐景公进行政治说教。据《左传》记载,晏婴随齐景公外出田猎,侍坐于遄台之上,嬖臣梁丘据突然前来造访,百般问候,大献殷勤。梁丘据离去之后,齐景公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夫。”意思就是,梁丘据事事顺从于我,我与他相处最为和谐愉快。然而晏婴却不以为然,他对梁丘据不谴是非、曲意讨好的做法非常反感,因此答道:“据亦同也,焉得为和?”齐景公对此不解,于是问道:“和与同异乎?”由此而引出晏婴关于“和”“同”相异的论述,非常精辟:
和如羮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①
晏婴以“济五味”“和五声”的道理来论述君臣相处之道,告诫齐景公不要一味听信身边嬖臣的谄媚之言,这些人云亦云的言论对于国君施政没有任何帮助;而要善于听取和综合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反对自己的声音),在“可”与“否”的驳难中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施政方案,这样才能避免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