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本章言论极为重要,反映了孔子对于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政治形势的总体认识和基本立场,是其礼学思想的逻辑起点。
孔子在本章中提出许多重要概念,值得认真评析。首先是“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这是春秋时期人们对政治生态进行评判的通行标准,“天下有道”代表政治清明,“天下无道”则代表政治混乱,比如仪封人拜见孔子后对孔门弟子说:“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①同样,孔子面对长沮、桀溺等人质疑时,也怃然辩解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②孔子认为,判断“天下有道”或“天下无道”的主要依据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是指国家典章制度,代表对内行使权力;“征伐”是指发动征伐战争,代表对外行使权力,这些都是周天子的专属权力,诸侯以下一律不得擅自僭用。然而自平王东迁以后(公元前770年),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王权(“礼乐征伐”)也逐渐衰落,各国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于是天下便陷入纷争无序的混乱局面,即所谓“天下无道”。
其次是“十世”“五世”“三世”,与此相对应的是“诸侯”“大夫”“陪臣”,这是周室衰落、政权下移的标志,孔子试图从中总结出历史发展演变的某种规律。周天子失权以后,国家权力逐渐下移,由诸侯到大夫,再由大夫到陪臣。随着国家政权的不断下移,政权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由十世到五世,再由五世到三世。“失”是失去统治权或执政权,“希”是稀少、绝少。孔子认为,国家权力下移与政权持续时间缩短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尽管这种推论缺乏充分依据,但是基本符合政权存续的一般规律。相对而言,权力越集中,统治者可以调用的资源就越丰富,政权存续的时间也就越长。由此可见,实行周天子一统天下的专权制度,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维持国家政权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明智选择。
孔子关于“十世”“五世”“三世”的论述,显然是针对鲁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而言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
“十世”是指鲁国诸侯国君,而不是指周天子^①,因为孔子明确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国注曰:“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始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皇疏》具体列举出“十世”之序:“十世者,隐一,桓二,庄三,闵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从鲁隐公僭越礼制、专征滥伐开始,发展到鲁昭公时期的“斗鸡之变”,昭公失去诸侯国君权位,被迫流亡在外八年,最后客死乾侯,其间正好经历“十世”。按照这样的历史对位,孔子本章言论当在鲁昭公失位以后。孔子认为,诸侯国君僭行周天子“礼乐征伐”的权力最多只能维持“十世”。换言之,诸侯国君若想维持长治久安,就必须尊崇周王,恪守礼制。
“五世”是指鲁国公族季氏集团。鲁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鲁国公族大夫襄仲(东门遂)发动“杀嫡立庶”政变,季氏宗主季文子趁机反戈一击,一举篡夺鲁国执政大权,首开卿大夫专权之先河^②。季氏从季文子开始把持鲁国国政,由季武子、季悼子(立为季氏世子而未实际执政)、季平子、季桓子,其间也正好经历“五世”。孔子认为,以季氏为首的“三桓”集团盛极而衰,开始式微,已经进入失政的危险期,所以他在接下来一章言论中明确警告道:“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③
显然,孔子关于“十世”“五世”的论断是对鲁昭公的后继者鲁定公和季平子的后继者季桓子发出的警示,因为“陪臣执国命”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或者已经变成现实。
“三世”是指鲁国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公山弗扰)、阳虎(阳货)等人。阳虎原本是季氏家臣,他为人精明强悍,不拘礼俗,季平子当政时期,他深受器重,季桓子继位以后,他受到冷遇,于是就勾结公山不狃、叔孙辄等人发动叛乱。《左传·定公六年》:
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晋人兼享之。……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
阳虎通过武力胁迫的手段,强制鲁定公和“三桓”与他盟誓于周社,又与国人盟誓于亳社,从而夺取了鲁国最高执政权,开创了“陪臣执国命”的先例。阳虎篡政,虽然逞强一时,权倾朝野,对于鲁国的礼制秩序和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但是他们这些人毕竟根基太浅,难以维持长久,所以孔子做出了“三世希不失”的判断。不过孔子还是高估了阳虎等人的能耐,阳虎篡政仅仅维持了三年(鲁定公六年至八年),这正说明孔子此番言论当在阳虎篡政时期,否则他就不会做出“三世”的错误推断了。
经历“阳虎之乱”后,孔子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最高军政大权——“礼乐征伐”——必须由最高统治者牢牢掌控。因为在周朝等级秩序中,阳虎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陪臣,然而他却能把鲁国政坛搅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根本原因就在于鲁国政治环境恶化,礼乐制度败坏,公室大权旁落,贵族大夫争权,给阳虎之类的野心家留下了可乘之机。
再次是“政不在大夫”和“庶人不议”,这是“天下有道”的另外两个重要标志,也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两个重要参照。“政不在大夫”强调的是君主专权,这里的“政”是指实行统治的具体执政权或行政权。孔子认为,各种施政措施必须由最高统治者来统一颁布和实施,贵族大夫只能服从和执行政令,不得擅权干政。“庶人不议”,“庶人”是指有人身自由的普通国人,他们是有权议论朝政的。据《国语》记载,周历王在位期间昏庸残暴,国人怨声载道,因此厉王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刑杀手段来“弭谤”^①;“议”带有负面评价和议论的意思,“不议”是指天下政治清明,国人对国政没有任何谤言或非议。
面对鲁国的政治乱象,孔子在本章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核心内容就是全面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然而此时他在政治上尚未经历大起大落,对于现实政治的体会和感悟不深,因此思考问题仅仅停留在理性分析阶段。孔子认为,建立在西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礼乐制度(“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尽善尽美的,如果所有人都能够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就可以实现“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但是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天子失权,诸侯争霸;公室失权,大夫专政;大夫失权,陪臣当道。王权正一步步沦为僭越礼制者攫取私利、满足私欲的工具。随着国家权力被层层僭用,礼制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每况愈下,以至于出现“天下无道”的局面。如何才能维系国家政权于不坠,让王权存续时间更加久远? 孔子虽然已经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却不太明朗。
综上所述,孔子本章言论对鲁国现实政治做出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判,阐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制度与统一行使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并大致形成了一个通过整饬礼制秩序来维护和存续国家政权的基本思路,为其礼学思想提供了政治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