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本章是孔子干君(游说诸侯)言论。司马迁说:“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②所谓“七十余君”,绝大多数是小国君主(史书中称“子”),而本章中的“道千乘之国”者,则是一位有分量的分封诸侯。“道”同导,领导、统治、治理的意思。“千乘”代指诸侯大国,孔子曾经评价弟子冉有,认为他可以当一个“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邑宰,据此可以推算出“千乘之国”至少要拥有“万室”以上的规模。根据相关史书记载,鲁国当时只有“赋八百乘”(实际可能更少)^①。在孔子所访问过的诸侯国中,只有晋、齐、卫、楚等国兵力达到千乘以上的规模,其中齐景公最有可能是这位“道千乘之国”者,《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能够与大国诸侯直接对话,机会十分难得,所以孔子倾其所学,不遗余力地进行游说。除了进行道德说教之外,他着重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在“人”的问题上,要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相关内容涉及国家军事制度和财税制度;二是在“民”的问题上,要做到“使民以时”,相关内容则涉及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的关系问题。总体而言,孔子建议在施政过程中,对“人”与“民”必须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将在《人与民》中另作评析)。
“敬事而信”是孔子对为政提出的总体要求,《皇疏》引苞氏言曰:“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也。”“敬事”是态度认真,先谋后动,荀子说:“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②“信”是取信于民,孔子说:“民无信不立。”^③因为一国之君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百姓的幸福安康,因此必须认真谋划,慎之又慎,取信国人,这是为政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节用爱人”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内容,“节用”是经济手段,“爱人”是政治目的,这与孔子居齐期间答齐景公问政的内容基本一致。《史记·孔子世家》:
(齐)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其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要是解决“爱人”问题,在政治上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时齐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以齐景公为首的公室贵族腐朽没落,渐失民心,而以陈文子为首的陈氏集团则采取让利于民的手段笼络民心,日渐坐大,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情况日益严重。此外,齐景公晚年讳言立嗣,群公子名分不清,行为不当,争斗不已,“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孔子认为,齐国出现种种乱象的根源是因为君臣父子之间缺乏“爱”,因此他建议发扬“爱人”的精神来维持贵族集团内部团结。
“政在节财”就是“节用”,“节”是节制、节度,这是在经济上解决国家财用不足的问题。以齐景公为代表的公族贵族在生活上贪图享受,挥霍无度,齐国民众税赋负担不断加重,“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①。此外,齐景公在位期间,为了重振齐桓霸业,联合卫、鲁、徐、郯、莒等国组成反晋联盟,几乎每年都要对晋国发动争霸战争。战事连年,军备开支不断增大,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国家财力亏空,进而加重国人的税赋负担。孔子对于齐景公穷兵黩武的军事策略和齐国贵族漫无节制的奢靡生活,有针对性地提出“节用(节财)”的为政建议。
春秋末年,诸侯争霸战争日益激烈,社会动荡不断加剧,各国诸侯为了在军事对抗中取得优势,不得不对国人加重税赋。贵族阶层则生活奢靡,挥霍无度,又加重了百姓的财税负担,许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成为居无定所的游民。孔子站在维护贵族统治的政治立场上,提出“节用爱人”的为政主张,这不仅仅是针对齐国的现实政治状况,同样也适用于诸侯各国。
“使民以时”是御民之道,这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民”)实施的统治策略。“时”是农时,古代中原地区华夏部族以农耕为主,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于农时问题都非常重视,上古帝王唐尧为了“敬授人时”^①,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编制历法,为民所用。唐尧主持编制的历法,直到周朝仍然在广泛使用,周大夫单襄公就曾引用《夏令》中的有关内容来说明敬守农时的重要性:“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②此外,周朝礼制也明确规定:“不夺民时,不蔑民功。”^③周宣王在位期间,对外连年发动征伐战争,不重视农业生产,不籍千亩,废除籍礼,于是虢文公进谏道:“古者,太史顺时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④意思就是,农时不等人,当朝天子理应顺应时序变化,在耕种、耨耘、收获季节(“三时”)举行籍礼,带领国人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冬季农闲之时(“一时”)才可以大规模征用民力,进行军事训练。春秋时期,各国诸侯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征用民力修城筑寨或军事训练大多安排在冬季农闲之时,《左传》中有许多关于“时”与“不时”的记载:“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⑤“延厩”是鲁国新建的马厩,“诸”和“防”都是鲁国的城邑。鲁庄公在春季农忙时节征用民力建造新马厩是有违农时的,因此史官记为“不时”,而他在冬季农闲时节组织民力修建诸邑和防邑的城防工事则是顺时而动,因此史官记为“时”。又:“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①杜预注曰:“土功虽有常节,通以事间(闲)为时。”然而到了春秋后期,诸侯争霸加剧,经常在农忙时节发动战争,以至于贻误农时,耽误生产,对国计民生造成严重影响。孔子并不反战,但是他反对不时而战,因此他建议统治者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按照农业生产的时序来征用民力,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的实际利益,同时也保证了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