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

本章是《论语》中文字最少的一章,总共只有一句话四个字,但是意涵却很丰富,而且历来争议颇多。
本章中的“有”和“无”都是词义简单明了的配字,无须多做分析。“教”则是关键词,并且连带着“类”的定义,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本章中的“教”主要有两种解读:
“教”的第一种解读是礼乐教化或军事训练,与“善人教民七年”^②、“以不教民战”^③等同义,主要与“刑”“杀”相对;“类”则是种族、族类。《左传·成公四年》载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思就是,异姓蛮夷邦国(楚国)和姬姓中原诸侯(鲁国)在血缘关系上不属于同宗同族,因此离心离德,不可轻信。据此理解,“有教无类”就是施教不分同姓异姓族类,所有适龄国民都要统一接受军事训练和道德教化。以鲁国为例,周初分封时,鲁公伯禽代周公就封于鲁,当时除姬姓宗族外,随行就封的还有殷民六族以及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异姓氏族,周公命他们“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①。西周时期,建立在氏族等级制度之上的礼制相对完备,因此许多种族奴隶是没有资格代表国家参战的,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有教有类”。到了春秋末年,原有的氏族组织逐渐瓦解,许多异姓氏族或种族奴隶已经摆脱了氏族组织的限制,成为身份自由的国民。当时各国当政者为了应对诸侯争霸战争,不得不打破原有氏族的身份限制,以此来扩大兵源,扩充军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了传统的礼制限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变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教”的第二种解读是以启智为主的文化教育或技能训练,也就是现代意义的教育,主要与“学”“知”相对;“类”是类别,具体涉及身份贵贱、家境贫富、人性善恶、地域远近、智力智愚、年龄长幼等方面。目前绝大多数《论语》注本均取此义。《皇疏》:“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集注》:“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他所倡导的互敬互爱的师生关系等等,对于当今教育仍具有重要影响。在教育实践中,孔子设帐授徒,广揽才俊,只要有志于学者,不论贫富贵贱长幼智愚贤不肖,都可以投到他的门下接受教育,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②又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③这些言论充分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因此把本章中的“教”解读为启智教育,似乎更符合孔子身份,也更贴近历史实际。
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④如果对这些孔门弟子进行分类研究就可以发现,孔子在教育实践中确实贯彻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一、贫富。孔门弟子,有的家境殷实,如公西赤受命出使齐国,“乘肥马,衣轻裘”,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所以冉有想为他从公室支取一点口粮,却被孔子以“君子周急不继富”为由否决了^①。有的则家境贫寒,如仲弓家“无置锥之地”^②;颜渊身居陋巷,每天以“一箪食,一瓢饮”度日^③,生活无比清贫;而原宪的居所是“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④。
二、贵贱。孔门多为士人子弟,但也有少数几人身份高贵,如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孟懿子、南宫敬叔都是世袭贵族,他们遵从其父孟僖子遗命,曾学礼于孔子,不过他们是否正式拜入孔门目前尚存争议^⑤。司马牛则是宋国桓氏贵族,其长兄向巢为宋国左师,二兄桓魋为宋国司马。子禽为齐国大夫,《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将其列为七十二贤。身份卑贱者则有野鄙之人子路、刑余之人公冶长、工匠之后漆雕开等。
三、长幼。孔子行教四十余年,弟子分“先进”“后进”若干批次,因此年纪相差很大,年长者如颜路,他只比孔子小五岁,年幼者如子张,他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像颜路和颜渊、曾晳和曾参父子二代同时拜到孔子门下的也不在少数。
四、国别。孔门弟子主要来自今山东境内的齐(子禽、公冶长、公皙哀等)、鲁(子路、颜渊、冉有、曾参等)两国,也有从卫(子贡、子羔、子夏等)、宋(司马牛等)、陈(子张、巫马期等)、蔡(漆雕开等)、吴(言偃等)等国慕名而来的,几乎遍及当时主要诸侯国。而且许多弟子学成后返回祖国,或出仕,或讲学,或经商,都取得不俗成就。
五、智愚。孔门弟子才情秉性差异很大,比如颜渊和子贡都是孔门中的佼佼者,他们勤奋好学,悟性极高,因而深得孔子赏识,甚至孔子也自叹弗如。有一次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答道:“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后来也感叹道:“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①然而有的弟子则比较愚钝,思想境界也不高,比如樊迟对稼穑之事很热衷,竟然向孔子“请学稼”“请学为圃”^②,他还总是向孔子“问仁”“问知”,孔子回答了,他却不动脑筋认真思考。孔子被他一遍一遍地问烦了,就用“爱人”“知人”来搪塞他,他仍然不理解,又跑去向子夏请教^③,所以孔子后来直呼其名地批评道:“小人哉,樊须也!”^④
六、贤不肖。在孔门十哲名单中,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列于“德行”优等,他们理所当然是贤者;宰我则因在“仁”“知”以及“三年之丧”等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孔子看法不一致,形成思想对立,并由此产生厌学情绪,发生“昼寝”事件,按理说他应该属于不肖者,但是孔子并没有因此对他产生偏见或刻意疏远,在孔门十哲中,宰我仍然列于“语言”优等,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包括在学说思想上与自己对立者。
据《荀子》《说苑》等书记载,曾经有一个叫南郭惠子的人问子贡道:“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答道:“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⑤“檃栝”是矫正竹木的工具。意思就是,但凡拜到孔子门下者,孔子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均以诗书礼乐教,至于能否成才则全凭个人的修为和悟性了。子贡这几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孔子的“有教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