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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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牛,冉耕,字子牛。在孔门弟子中,冉伯牛离世较早,大概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论语》中关于他的记载仅此一章,《史记》《礼记》《孔子家语》等书中也没有太多信息,因此其德行和事迹均阙如无考。在孔门“四科十哲”名单中,他和颜渊等人并列于“德行”优等,这就难免让人产生生荣死哀的误解。
伯牛年纪轻轻,身患恶疾,生命垂危,孔子前去探望。“牖”是窗户,孔子隔着窗户握住他的手仔细观察病情。孔子为什么不进屋探视呢?历来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是与伯牛的“疾”有关,司马迁说:“伯牛有恶疾 。” 据汉儒分析,“恶疾”是“癞”,也就是麻风病,这种病不仅无法医治,而且还会传染,所以孔子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伯牛久病体衰形毁,不欲见人。《皇疏》引苞氏言曰:“牛有恶疾,不欲见人,故孔子从牖执其手也。”还有一种说法是孔子不忍视其临终前的惨状,故而隔窗把脉诊视他的病情。
孔子探视之后心情格外沉重,伤感之余,不禁哀叹命运不公:“亡之,命矣夫!”这是一个倒装句,意思就是,伯牛的病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尽管情感难以接受,但是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了!这里的“命”并不具有明确意涵或实际意义,仅仅表达了孔子对于天命难违的一种无奈情绪,这种情绪是非理性的,深藏在孔子的潜意识之中,每当悲观绝望之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两个“斯”都是指示代词,用于区别其他的人和事,“斯人”特别指代冉伯牛这样德行优秀的人,“斯疾”特别指代他所罹患的恶疾。同一句话重复两遍,表明孔子悲痛之极。好人得恶疾,确实让人格外心痛,也让人觉得命运格外不公!
在孔门弟子中,先于孔子而死的有三个人(有明确记载):一个是本章患恶疾的冉伯牛,一个是“不幸短命”的颜渊,还有一个是在卫国蒯聩之乱中因寡不敌众而被乱刀砍死的子路。仔细分析孔子对三位弟子之死的态度,可以加深对他天命观念的理解。
颜渊死于长期缺乏营养和修学劳累过度,孔子对他夭亡也非常悲恸。《论语·先进篇》:
颜渊死。子曰:“噫! 天丧予! 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 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和伯牛一样,也是品学兼优、前途无量的优秀人才,然而命运不公,早早夺去了他的生命。人虽不应英年早逝,但是天命却无私无情,所以孔子只能仰天长叹:“亡之,命矣夫!”“天丧予! 天丧予!”他把所有不幸都归于天命。
子路之死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与蒯聩手下的人决斗,最终结缨而死,孔子虽然也很伤心,但是态度有所不同: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显然,孔子对子路之死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根据子路性格推断,他是在劫难逃,必然死于非命。根据《左传》记载,卫国发生内乱时,孔门另一个弟子子羔也在动乱现场,他急忙往城外出逃,途中恰好遇到子路,于是就劝说子路和他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子路却义无反顾地冲入城中,他高声道:“利其禄,必救其患。”最终在搏斗中被乱刀砍死。从当时现场情形来看,子路之死是可以避免的,他完全可以和子羔一起逃之夭夭,保全性命,但是他的性格已经决定了悲剧的结局。因为子路之死是人祸,而不是天命,所以孔子闻讯后虽然悲恸不已,在大庭广众之下有失礼仪,失声痛哭,又反复念叨子路生前的种种好处,但是他并没有将不幸归于天命。
相比较而言,伯牛、颜渊和子路三人死亡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孔子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伯牛和颜渊属于人不该死而命该其绝,所以孔子哭天喊地,悲痛欲绝,主要表达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子路则属于命不该亡而自寻死路,所以孔子在伤心之余,还相对理性地表达出一种“本不该如此”的惋惜之意。
非理性情绪有时包含部分理性认知,因此并非没有理性分析的价值。在孔子的潜意识中,“命”或“天命”是冥冥之中主宰人生的神秘力量,人生的贫富贵贱、祸福休咎、穷达夭寿等等,无不是命运的安排,人为努力难以改变。命运神秘莫测,变化无常,左右人生,人们难以认知,所以荀子说:“节遇谓之命。”所谓“节遇”,就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偶然。孟子也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天命无常,不受人们主观意志所支配。由于“命”或“天命”具有“节遇”或“莫之致而至”的不可预知的偶然性,所以孔子要求人们面对生老病死、祸福休咎等问题时努力做到坦然面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种态度看似消极,其实未必消极,因为正确的消极有时就是一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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