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本章言论与《述而篇》的“天生德于予”形成呼应,反映了孔子对“天”的一种崇拜意识和敬畏心理,这种意识虽然是非理性的,但是却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屡遭危难,困厄窘迫,最终都是在“天”的激励下战胜困难、化险为夷的,因此这种对于“天”的朦胧意识同样值得关注。
“子畏于匡”是孔子人生经历中最凶险的一次遭遇,“畏”是拘禁、留置,“匡”是郑国邑名,位于郑、卫、宋三国交界之处。当时孔子等人由卫适陈,途经匡邑,匡人误把他当作几年前率军攻破匡邑的阳货,于是向他们发起猛烈攻击,他们被迫留置五日,不得脱身,情势十分危急,于是孔子又把“天”抬了出来,为自己和弟子们壮胆打气。《史记·孔子世家》基本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庄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书中也有详细记载。
“文王”是周文王,他是受命于天、恩泽天下的圣王,“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①,他不仅为建立周朝奠定了决胜基础,也为后人树立了“明德”“保民”的光辉典范。周文王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和实践经验集中体现在一个“文”字上,即所谓“斯文”,相关内容将在《文(质)》中进行评析。
周朝初年,历代周王都能够秉承周文王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积极推行礼乐教化,严格遵从礼制规范,因而实现了“天下有道”的礼治盛世。然而到了春秋末年,“礼崩乐坏”,世道式微,“斯文”也难以为继。在政治生态不断恶化的历史背景下,孔子仍然坚定地信奉和坚守复兴“斯文”的政治理想,因为他坚信周文王受命于天,“斯文”也来自上天的启示,而他本人则是周文王伟大事业的忠实信奉者和坚定践行者,承载着复兴“斯文”的光荣使命,因此心中充满自信,无所畏惧,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意思就是,周文王死后,他的政治文化遗产(“文”)都由我来继承!
既然孔子自命为“斯文”的传承人,而“斯文”又是由周文王受命于天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承载着传承和弘扬“斯文”的特殊使命。通过这种逻辑关系,孔子把个人生死与“斯文”“天”等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他受到匡人围攻时能够充满自信地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的“后死者”是孔子的自谓之词,是相对于前人(“先死者”)而言的。称自己为“后死者”,称他人则为“后生者”,如“后生可畏”等,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习惯表述。“与”是参与、与闻。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天”想让“斯文”消亡,那么就会让它随同周文王一起消亡,不可能等到五百年后再让我这个后死者与闻、得知;如果“天”不想让“斯文”消亡,而我又是“斯文”的继承者和传播者,那么匡人终将对我无可奈何! 这种口吻和心态同《述而篇》的“桓魋其如予何”几乎完全一样,说明这里的“天”也是义理之天,代表了正义的力量!
孔子关于“天”的言论大多是义理之天,而他本人则是承载上天神圣使命的使者。因此每到紧要关头,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天”来激励自己,从中获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孔子对于“天”的崇敬态度和自信精神在无形中也感染了身边的人,当时许多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与“天”联系在一起: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①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②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 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 多见其不知量也。”^③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①
无论太宰、仪封人、子贡之誉或叔孙武叔、陈子禽之毁,在人们心目中,孔子始终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圣人,他承载着“天”的神圣使命,上天把他当作唤醒世人、拯救危世的“木铎”,因此他的崇高如日月“无得而逾”,如苍天“不可阶而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