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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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的“文章”和“天道”是一组对举概念,“文章”是指上古时期遗存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比如孔子盛赞帝尧“焕乎其有文章”,这些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而“天道”则是指上古时期流行的天道观或天命观,其中包含一些原始宗教的神秘成分。
在子贡的印象中,孔子平时多言道德文章,少言“天”或“天道”,甚至少到“不可得而闻”的地步。应该承认,子贡的这种印象基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关于“天”或“天道”的言论要远远少于“仁”“义”“忠”“孝”等道德观念。根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中单言“天”共有18次(言“天道”仅此1次),而言“仁”则多达109次。当然,“天”字出现次数的多与少或相关言论的“可得而闻”与“不可得而闻”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关键是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天”仅仅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化的观念,不仅意涵模糊不清,而且也没有被纳入仁学思想体系之中。
孔子平时少言“天”或“天道”,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在认知问题上注重实证经验,反对主观臆测。庄子曾评论他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所谓“六合”,是指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六合之外”已经超出人类的认知范围,人们无法做出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因此孔子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存”是继承殷周以来关于“天”或“天道”的认知和论述,“不论”是对传统的天道观不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述,甚至刻意避而不谈。二是他在思辨方式上具有重人事、轻天道的思想倾向。孔子认为,造成“天下无道”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礼崩乐坏”,西周初期创制的典章制度遭到人为破坏,因此他把发扬仁爱精神和恢复礼制秩序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就是通过人为努力来解决人事问题,而不是把改变世道的希望寄托在只可感知而不可认知的“天”或“天道”之上。
孔子对于“天”或“天道”所采取的“存而不论”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事”和“天道”做出区隔,从而确定了儒家思想世俗化发展的方向,这也是儒学最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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