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修《广灵县补志》提要

清光绪年修《广灵县补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共2册，杨 亦铭纂修，张树标检阅。光绪七年（1881年）刊本。板框大小为20 厘米×14.5厘米，页10行，行22字，小字双行。四周双边，花口， 单鱼尾。线装。
杨亦铭，河南商城人。优贡。清光绪六年(1880年)任广灵知县。
张树标，凤台人。举人。清同治五年（1866年）任广灵县训导。
广灵县，战国时名平舒邑，属赵国。秦时属代郡。辽统和十三年 （995年）复置为县，名广灵，属西京道大同府蔚州。明朝属山西布 政使司大同府蔚州。清朝属大同府，今属山西大同市。
广灵县首志创修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正统六年(1441年)间， 约明末佚。仅《文渊阁书目》卷二“新志”著录，成化《山西通志》 有引。第二次纂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志也佚；第三次纂于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第四次纂修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 第五次修志，即为《广灵县补志》。
清光绪年修《广灵县补志》，名义上是正文十卷，首一卷，末一 卷，实际上正文为八卷，山川、风土两卷俱无补志。至于“末一卷”， 则根本不存在。卷首收曾国荃《录纂修补志札文》及自序、纂修者姓 名。《补志》分门同乾隆志，包括补修原有子目和新设子目共四十三 目。卷一方域，下设灾详，续增村庄（余无补志）；卷二营建，下设 城池，公署，文庙，书院，号舍，义学，祠庙（余无补志）；卷三山 川（余无补志）；卷四风土（余无补志）；卷五赋役，设田赋起运留支 附，仓储，户口（余无补志）；卷六政令，设告示说歌谣附，奏议， 劝喻，条约；卷七秩官，设知县，训导，典史，把总；卷八选举，设 举人，孝廉方正，贡生，例贡，武进士，武举，仕宦，乡饮，耆老， 封赠，袭荫，（余无补志）；卷九人物，载忠烈，孝行，义举，贞节，孝妇，后编；卷 十艺文，设记，诗。
因为是补志，篇目只能在乾隆年志的基础上做较小范围的整肃。全书补写子目和 无补子目各约一半。新设子目占四分之一，可视为有所创新，为志书添加了生气。自 序中也言：“自郭磊修志，迄今百有二十余年矣，其间变迁沿革急需修补，刻不容缓， 乃与邑人淹雅、端方者数辈共成其事，广采博访，纂成补志一书。”《补志》体例基本 无甚大的突破。杨亦铭在序中也说：“所得各事，即于分类下续入。无则阙之，纂成 补之。体例一遵旧章，不敢妄为增删。尚无前志未载，应行补遗。及已载尚须纠误者， 是后也。”此话功过参半，作为补志，将应补内容如数补写，将应载而未载者予以补遗 是正确的。把对前志的纠误工作，留给后人去解决，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且也违 背上级宗旨。大约他认为上级主要要求补写，其余维持现状，并不过分。本来至少还 应补写“辩疑”一目。
杨亦铭等修志补百年不传之绪。为什么不重修而要补修呢？书中有详细交代。卷 首载有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抚部院的《录纂修补志札文》可详 知，札文云：“……现已由省聘请博通淹雅多识能文之儒，纂修全省通志。所有各州、 县志书亦须一律修辑，以备采择考证之资，籍免舛误遗漏之患。”对于修志方法亦有明 确规定：“州县原有志书，亦毋庸更动。先令各牧查明原修志书，以后应载各事，另 修补志一册，即照原分门类，挨次编纂。其原修志书以前事实，前志未载，应行添入 者，另列补遗一门；或前志已载，尚须辩正者，另列纠误一门，以期简便。”既然明令 补志，那么只能照章办理，志书只能补修，而不能重修。《札文》还涉及清同治六年 （1867年），广灵县农民抗清斗争之事，“同治六年（1867年），捻匪渡河，地方被蹂 躏着数十”。
本志约补3.4万字，主要补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之事。 其中山川、风土两门及沿革、星野等目下均注明无补志。灾详条补乾隆十九年（1754 年）以前至光绪六年（1854年）发生的灾荒。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夏，旱， 大饥；嘉庆六年（1801年），大雨，坏民田庐；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饥，知县李 和春奉发协济银五百两，并劝捐米石，于十三年（1833年）二月赈恤；光绪三年 （1877年），省南大 ，米粮出境价勇贵，知县艾济美劝捐米石，于四年（1878年）二 月赈济。新志续增村庄27处，余无补志。
营建目补同治年刘务纯增修城池及公署事。书院目载光绪元年（1875年），知县 崔丹桂将各处闲款拨入书院。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纯阳宫内建义学。山川、风土 均无补志。户口旧志只载丁数，此则首次载光绪六年（1880年）户11241户、72550 人。
政令门记载之事是本志的最大亮点，收录有关禁止种植、吸食鸦片诸令及歌谣。 如《禁栽种罂粟示》言：“晋省风俗朴厚，民间习于勤俭，专事力田。自洋药驰禁以 来，小民无知，因见栽种罂粟之利较五谷稍厚，遂视为利薮。始而山坡、水湄偶尔播 种，近则沃肥田种植日广。以致粮食渐缺，粮价渐增，获利目前贻患日后。”鸦片的种 植威胁到国民利益，故严行禁止，“分饬各州县认真查办。勿再种罂粟”。《又禁罂粟 示》也指出：“二百年来未闻如此残酷，推厥由来，皆因近日广种罂粟家无盖藏之故。 大约种罂粟之害有三。多种洋烟则少种五谷一也；人力尽驱于罂粟，五谷反荒芜而不 治二也；业已种之，因而吸之三也。”此目还收曾国荃《十条教养法》。指导山西百姓 “士习则砥砺，伦理宜克敦，祀事宜勤修，停厝宜申禁，筋力宜勤习，邻里宜和睦，蠶 利宜讲求，棉花宜增种，女红宜勤习，山林之利宜预谋。及时遵行，则晋省丰享之预 兆”。《立团总》《挑壮丁》《执旗械》《备梆锣》《安栅栏》《齐心志》《练胆气》 则为防备盗贼，保县安民之良策。
秩官目补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后事，较简略，选举条大多只载人名。袭荫条 载前任总督范承谟、甘文 遇吴三桂、耿精忠病变，抗节捐躯，其子赏恩骑尉世袭。 另外，此目还给嘉庆六年（1801年）十二月，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将从前殉节诸臣九百 九十余名，补恩骑尉。
人物志多补贞节妇女传。艺文补阐发节义与诗品高迈者。卷末附王德寅跋文一篇， 载杨亦铭修志经过。
总体来说，光绪补志在内容取舍上，应该说也有一定成功之处。如关于具体人口 数字的记载等，更重要的还有花了大量篇幅在政令志里进行禁烟宣传。可惜没有就鸦 片对本县的危害程度和禁烟实绩予以记载。
光绪补志在志书理论上毫无建树，说明清末志书理论发展停滞，趋于僵化，使志 书难具特色，修志事业江河日下，显示出沉沉暮气。这与整个社会形势不无关系。清 末统治的腐朽，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方志事业的发展。
光绪补志承上启下，对于后代修志者来说，还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由此来说， 其价值仍然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