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年修《武功县志》提要

明正德年修《武功县志》三卷，共1册，康海纂修。清雍正十二 年（1734年）重刻本。板框大小为21厘米×15厘米，页10行，行 22字，小字双行。四周单边，花口，单鱼尾。线装。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 东渔父，西安府武功 县（今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年状 元，历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康海著述甚多，主要有《武功县 志》、杂剧《中山狼》、散曲集《 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杂著 《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
武功县地处关中平原西部，东迄兴平，西邻杨凌、扶风，北接乾 县，南隔渭河与周至县相望。
正德年修《武功县志》，成书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记事止正 德十三年。正文分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志七 门，无细目。艺文部分附见诸门各条之下。全志文简事赅。如田赋志 对田赋、人口、商税、物价、物产皆有详记。官师志善恶并书，共记 五十余人。康氏开文学家修志之始，所载多关国计民生、人心习俗， 于当时及后世均有较大影响。此志刻本极多，有正德十四年、雍正十 二年(1734年)刻本，《四库全书》、台北《中国方志丛书》等二十余 种版本。另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玛星阿刻本附清孙景烈评注。
正德年修《武功县志》采用纪事本末体，即以事件为中心，从头 到尾详细予以记述。原为史书体裁，后也用于方志。全志7篇，一篇 一文，首尾相接，本末可见，从而给这本方志带来新意和特色。如在 取材上，无论是历代沿革、建制、官师、人物，康海都是根据《史 记》《汉书》等历代正史和《元和郡县图》《太平寰宇记》《长安 志》等历史地理名著。所以，所记述的事迹，随意不免有个别“不 经”之处，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准确可靠的，不像某些地方志那样，或为猎奇，或为 表示渊博，滥收怪异、荒诞、迷信无稽的记载。
在叙事传人上，正德年修《武功县志》力求直书事迹，“不虚美，不隐恶”，“恶 善并述，以历劝惩”。不像当时的一般方志那样，隐恶扬善，只记所谓善政、善行、甚 至夸大、捏造事实，阿谀奉承，而置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各种罪行于不顾。尤其是 田赋志，篇幅虽短，却分阶段缕列了从明初到中叶垦田、户口、赋役、物产等增减变 化的具体数字和情况。何景明在为康海《武功县志》所写的序言中曾就此而发表感慨 说：“余览康子之书，其地亩则由狭而广，户口则由寡而众，赋役则由省而兴，财费 则由约而靡。其产业则由富而贫，地利则由饶而瘠，民性则由强而弱，风俗则由厚而 漓，吏治则由良而奸，人才则由实而虚，文教则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废正趋弊 矣。嗟呼，岂独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诸四方矣”。意思是说，通过这些数字和情况， 可以看出明朝前期武功一县以至陕西和全国社会变化的总趋势，激起封建地主阶级中 的正直人，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亟图兴利除弊的改革之策。不然的话，明王朝的统 治就会无法维持而要垮台了。用何景明的话说，那就是“其治不可长也”，“其安不可 久也”。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些记载也是帮助我们了解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 研究当地历史发展规律的有用资料。
在《武功县志》卷一中对当时当地民情风俗的记载，也颇具特色，而且可供后世 参考。“弘治时，习侈善飨，无丰俭之节，日日击鼓聚会，靡有厌饭妖。少年得分银尺 布，则弗计蔬馔，置酒弹弦，不避长老，时节游街，男女率冶容妖服，沾沾自见…… 送死奢靡，拟诸王侯，婿奠妇翁，至于倾产……今或不能供赋役，茸田庐矣”。这段文 字，不仅生动具体记述了明弘治年间武功县的社会风尚，而且指明这一地区从弘治到 正德年间，社会经济已在衰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康海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在他纂修的《武功县志》中运用了大量的诗赋来描述 名胜古迹。如描述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李世民出幸庆善宫时创作的诗。庆善宫 坐落在武功（长安以西）以南18里处的渭水边，这是太宗的出生地。太宗模仿汉高祖 和光武帝回到他们的家乡沛和宛（南阳），召集当地父老举行盛宴的故事，也在庆善宫 设宴招待当地德高望重的父老。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功成庆善乐》来庆贺新 王朝的伟大功绩。另一首《再幸庆善宫》，与上首是同时创作的。在这首诗中，太宗明 显地将自己与前几代著名的王朝创建者等同起来。康海纂修县志运用诗赋来描述名胜，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批评“志乃史裁，苟于事理无关，例不滥收诗赋。康氏于名胜 古迹，狠登无用诗文，其与俗下修志，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相去有几?”章学诚处在他 那个时代，从“志乃史裁”的观点出发，批评《武功志》滥收赋不合“史家法度”是 对的。但是，康海开辟了修史用诗赋描述史实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