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石渠阁会议与《熹平石经》
1997-09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思想被推崇为正统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孔子和儒家学派的观点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孔子学说微言大义,学者们只能根据经书,予以阐发。这在当时被称作“引经断事”,不仅学术上如此,而且许多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疑难问题,也乞求于儒家经典。因此皇帝对经书的收藏异常重视。据《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叫张延平的男子,到皇宫自称是汉武帝的儿子卫太子,昭帝命丞相、御史等前去辨认。京城长安官民闻讯,数万人前去围观,朝野惊恐。事关重大,京兆尹隽不疑援引《春秋》经文,断然将张延年逮捕,解决了事端。有人问他,真假不辨怎能抓人呢?隽不疑说:《春秋》记载,昔日卫灵公太子蒯聩[kui愧]得罪了灵公跑至晋国。后来灵公死了,蒯聩之子辄嗣位,晋国欲立蒯聩为君,聩自行返卫,辄拒而不纳。以《春秋》的论断对照现在:卫太子得罪了先帝(指汉武帝),逃出而不就死,今天跑回来,是个罪人,故把他送入狱。后来经审讯,张延年确系假冒,结果被处死。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为了讨论《五经》的异同,在国家藏书处石渠阁召开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石渠阁会议。会议搞出《〈五经〉杂议》18篇,《〈书〉议奏》42篇,《〈礼〉议奏》38篇,《〈春秋〉议奏》39篇,《〈论语〉议奏》18篇,统一了对《五经》的解释。会议之后将这些篇籍向全国颁行并由国家藏书馆收藏。这些篇籍现已散佚,只有残篇留世。
东汉为确定标准经文,特意刻写了《熹平石经》。刻石风气在西汉已十分流行,碑、碣、摩崖都很多。《五经》既是国家仕进考试的科目,政治上又多“引经断事”,因此经文的准确性愈显重要。虽经西汉石渠阁会议的统一,《五经》的今古文之争仍旧很激烈。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民间仍有不少人坚持古文,甚至有人用贿赂的办法,要求国家藏书处的兰台修改所藏经文,以符合其私藏经文。特别是刘歆鼓吹的古文经学,成为王莽代汉自立与托古改制的根据,确立标准的今文经本已十分迫切。《熹平石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汉灵帝刘宏在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为确定今文经本,命蔡邕把《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典,用朱笔写在石碑上,让石工雕刻,历时八年完成,矗立于当时鸿都门的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石经刻成后,每天到碑前观看、核抄经文的士人学子的车子常达千辆。《熹平石经》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所写,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因改朝换代,岁月久远,现已完全毁坏,只剩下发掘出来的少量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