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考古学研究》再放光彩

2015年,一部近36万字的《南越国考古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继2008年完成《先秦两汉考古论丛》后,89岁的黄展岳完成的又一部力作。
自1983年8月亲历西汉南越王墓发掘,1991 年与麦英豪合著、合主编《西汉南越王墓》之后,黄展岳仍然将大量心血倾注在南越国考古发掘的研究中,并先后完成了《从南越国墓葬看南越国》《论南越国的青铜器》《论南越国的铁器》《论南越王墓出土玉璧》《铜提筒考略》,以及《南越国六夫人印》《南越木简选释》《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等多篇学术论文。2015年,黄展岳将自己所有关于南越王国的研究论文收集在《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下面将其中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介绍如下:
在《从南越国墓葬看南越国》中,黄展岳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越国都城番禺的发掘考古资料“初步揭示了南越国的社会面貌”。而“1983年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墓葬尤为重要。墓室中的器藏,如同一座文化宝库,它为南越国提供了最直接的形象资料”。还有1974 年发掘的平乐银山岭南越西瓯戍卒墓等,为探索南越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而黄展岳正是用这批考古资料,结合有关历史文献,从“南越国的政权建制”“南越国的工农业生产”及“南越国的社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而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南越王国。
为了让读者更加深对南越国的社会经济、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了解,黄展岳还写出了《论南越国出土青铜器》《论南越国出土铁器》《南越王墓的丝缕玉衣和组玉佩》《论南越王墓出土玉璧》《南越国六夫人印》《广州汉代考古与海交史研究》《汉代南方牛耕与火耕水耨》《从出土遗物看南越王的饮食》等文章。
这些文章虽然长短不一,但写法上都是在忠实介绍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再按用途分类逐一分析,然后展开讨论。由于最后结论全都是从资料中来,所以既达到了作者填补文献史料在这些方面空白的目的,又加强了读者对南越国全方位的认识。
在南越国考古学的研究中,有关南越国开国国主赵佗的资料也十分引人关注。因此黄展岳将《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墓主问题》《赵佗年寿与第二代南越王》及《南越政权与赵佗》三篇文章收入在本书中。
在《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墓主问题》与《赵佗年寿与第二代南越王》中,黄展岳针对学者中对墓主的不同看法,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墓主即为南越国第二代南越王赵眜,也就是《史记》《汉书》本传中的赵胡。
在《南越政权与赵佗》中,黄展岳则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公正地对赵佗作出了评价。对此,黄展岳是这样说的:
“南越国开国国主赵佗,在位六十七年,占南越国存世年限的三分之二有余。南越国制定和推行的各项政策,以及对岭南历史的影响,皆与赵佗有关。所以,我又写了《南越政权与赵佗》一文。
“在简单介绍南越国兴亡历史之后,专门就赵佗‘割据’岭南的功过是非作点评论。在文献史料匮乏、封建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岁月里,历代史学家虽然肯定赵佗对岭南的开发,但也不能容忍他的割据。本文针对这种现象,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次‘割据’,但‘割据’的性质各有不同,应具体分析。
“赵佗的‘割据’是时代的赋予,无可厚非。从当时局势发展的角度看,不论是刘邦打赵佗,还是赵佗主动上钩,皆属下策。我们应该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全面衡量他在历史进程中到底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遏阻作用,才能对他的历史地位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本书中还收入了有关先秦时代考古文化研究的三篇文章,对此,黄展岳说:
“在研究南越国考古资料时,我深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南越国历史,必须上溯岭南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看到很多争论岭南先秦社会形态的文章,也促使我下决心熟悉这方面的考古资料。收入本书末尾的三篇文章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
我们看《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黄展岳在文中首先将焦点指向先秦时期两广地区的青铜文化:
先秦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和岭南一带,曾经是古代越人活动的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统称为“百越”……
百越种姓,吴越人和扬越人发展较快,殷末周初时期,青铜文化已进入繁荣阶段;吴越人还以善铸铜剑著称,曾建立强大的吴国、越国。南越发展比较迟缓,这点似无争议,但什么时候进入青铜文化时代,其发展水平如何,学者们的看法颇有歧异。本文拟从出土的青铜器做一点考察,以期有助于两广青铜文化的研究。
紧接着黄展岳以大量的出土文物资料,分别从“出土概况”“分析与讨论”“几点看法”等三个方面,对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的分布、种类及文化因素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而带领我们走进先秦青铜器文化。就如黄展岳所说:
“我写《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主要的论证资料是当时已发掘的38座先秦墓。我认为,这批先秦墓,个别可早到春秋晚期,绝大多数在中原内地、楚地,以及长江以南原越人居住区都有发现。还有少量青铜器并见于西南百濮地区,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文化关系。具有独特的南越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很少,制作水平不高。零星发现的中原类型殷末西周青铜器,多数是楚国进逼岭南时传入,个别器物有可能是后代埋藏。墓内出土的木石制工具表明,当时的农耕水平还停留在‘火耕水耨’‘耒耜而耕’的锄耕农业阶段。墓坑大小差别不大,随葬器物没有一定规律,类似中原的那一套‘礼器制度’尚未出现。从中看不出有明显的贫富分化,看不出有象征权杖、祭品等表示身份的器物,由此推测,两广先秦社会可能还没有最后脱离原始社会形态。
“可以炫耀两广先秦文化的是富有特色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器。它大约形成于西周,至战国晚期发展到鼎盛阶段,随着秦统一岭南,南越政权的建立,两广社会才迅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南越国考古学研究》汇集了《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24篇黄展岳撰写的有关南越国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可说是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南越国史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因而亦可说是黄展岳为之拼搏奉献了30 余年的南越国考古研究再一次绽放光彩。就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评论的那样:
“……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精神,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和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