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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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黄展岳传
陕县调查结束返回洛阳时,已是1953年底的12月,天气十分寒冷。这样的天气,考古工作者工作一般都已由室外转入室内。这时,去年洛阳烧沟汉墓的发掘资料正在准备整理编写,于是经安排,黄展岳与考古专业的同学吴荣曾、俞伟超及刘观民来到了洛阳文物工作队,紧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洛阳烧沟汉墓》整理编写工作。
前面已提过,洛阳烧沟的发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基本建设蓬勃开展的形势下开始的。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家所知道的汉墓,在全国各地仅仅是零星几处,至于正式进行发掘工作的,则是寥寥无几,而关于汉墓发掘的报告文字资料,就更谈不上了。因此对本身就十分有意义的洛阳烧沟汉墓发掘工作进行整理编写,就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了。
在洛阳烧沟汉墓发掘中,仅发现的不同时期的汉墓就数以千计,经过计划安排发掘了225 座,足见其发掘工作规模之宏大,更可以想见《洛阳烧沟汉墓》编写工作的繁杂与不易。因而《洛阳烧沟汉墓》当时是在统一领导与集体创作的条件之下完成的。
黄展岳与刘观民负责编写陶器部分,同去的吴荣曾负责编写铜镜、铜钱,俞伟超编写铜器、铁器等小件,洛阳文物工作队的蒋若是负责墓葬形制、年代、结论等。他们几个人一同吃、住和工作在位于洛阳老城丁家街一座破旧教堂的平房里。当时洛阳的冬天很冷,屋内只生一个火炉,大家全都穿着棉袄工作。
陶器全都摆放在屋子外面走廊的木架上,需要整理编写时,就要从走廊拿进屋里,对有些器形比较大的陶容器,就要一件件小心地搬进屋,虽然一天搬进搬出不知要多少次,但黄展岳总是专心致志,认真做好每一件陶器的编写。
天气寒冷,工作条件艰苦,说起来,几个人的《洛阳烧沟汉墓》编写工作确实不容易,但是他们一直坚持工作,而且大家合作得非常好。从1953年的冬天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初,《洛阳烧沟汉墓》全书初稿终于全部完成。
《洛阳烧沟汉墓》全书近38 万字,分为“序言”和第一编“发掘经过”、第二编“墓形分类”、第三编“器物类型”、第四编“年代”及“结论”与“编后记”几大部分。
黄展岳与刘观民撰写的《洛阳烧沟汉墓·陶器》为第三编第一章,其内容分为“陶质”“制法”“类型”“纹饰”及“文字”五部分。
在本章的开头,作者即对陶器在此次洛阳烧汉墓沟发掘的随葬器物所占的比重及品种、数量作了详细介绍:
发掘的每个墓葬中都有陶器随葬,而随葬器物中,又以陶器占最大的比重。形式大小异常复杂。为这批材料的主要内容之一。
出土陶器共达36种,总数4713件,少数残缺过甚、不明器形的陶器以及器物上的附件不计算在内。计有:壶1183、仓983、罐598、小壶369、甕337、奁161、灶155、耳杯111、鼎113、敦103、井97、杂技俑71、方盒51、盘52、碗29、案46、鸡47、狗26、猪圈26、筒杯24、洗27、盆23、勺17、炉14、釜10、甑7、斗10、俑头9、灯3、博山炉3、鸟头2、纺轮2、小瓶、三角器、磨、扑满各1件。
接下来在“陶质”中,作者分别以泥质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红胎釉陶、夹砂红陶及夹砂红胎釉陶五种类别对出土陶器的陶质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类陶质的制作原料、表面颜色、质地,乃至陶器制作加工的火候都一一细致列出。如对泥质灰陶是这样表述的:
“泥质灰陶的陶土似未经精细的淘洗,也没有加入羼和料,个别的比较大型的罋、罐、仓则含有微量的细砂。因火候关系,颜色略有不同。甑、洗、盆及少数的罐、甕、壶、小壶、鼎、敦等器物的火候最充足……有的表面颜色不纯,部分黑灰色,部分灰褐色,可能因氧少火弱烟多熏染而成。出土时残裂破碎,甚至不能刷洗。”
对“泥质红陶”“大部分火候充足,质地坚硬、较脆、砖红色,个别火候较差的则呈红褐色”,以及对“夹砂红陶”“只见于釜,火候很高,质地硬脆,砖红色,含砂量相当多,砂粒也较大。共10件,有2件烟熏的痕迹,很可能就是用过的炊器”的撰写,更可以看出作者对出土陶器观察记录的细心和精准。
在“类型”的编写中,作者更是将罐、壶、甕、仓等总计36种类型的陶器从制法、质地、型、式及其演变、发展和用途等作了细腻的排列和编写。如对陶仓的编写:
陶仓共983件,出145座墓中大部成群地整齐地排列在墓葬耳室两侧或后壁下……仓的用途,可以肯定是专为贮藏粮食或经济作物种子而设的。因许多陶仓在出土时,都盛有黍、稻、粟(小米)、大豆、稷、麻、薏苡等农作物的外皮,不仅仓中满盛粮食,在仓外壁也已题记标明,如墓82︰16 粉书“稻种万石”,墓632︰149 朱书“大豆万石”,墓97︰23墨书“大麦万石”等。
陶仓全部轮制,火候强者居多,弱者乃是个别现象,全属泥质灰陶,器形的变化可根据足的有无,肩、腹、口的制作分为三型、六式,及异型二种。
第一型筒腹,平底,无足,圆口。
第一式 口无唇,折肩……
第二式 口有唇,折肩……
第三式 口有唇,圆肩……
此外,对于有花纹装饰的陶器和标有文字的器物,作者也作了详细的分类和说明,并将各类陶器纹饰的拓本、不同陶器上的文字拓本及统计表一一列出。
总之,多到1183件的陶壶、983件的陶仓,少到只有2件的纺轮、1件的扑满,作者全都将它们从质地、制作、型、式、发展、用途等方面逐一细致编写,处处都让读者感到《洛阳烧沟汉墓·陶器》构思条理清晰,专业术语精准,无一不浸透出作者的悉心钻研与辛勤汗水。
《洛阳烧沟汉墓》的完成,无疑对当时新中国年轻的考古学界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即便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于学习秦汉考古的学生来说,《洛阳烧沟汉墓》仍然是一本必读之书。很多人在墓葬分型定式和断代的时候,都会拿这本书做参考,足见其不同寻常之处。因此,当年洛阳考古发掘队的领导、亲自参加洛阳烧沟汉墓发掘的裴文中先生说:
“我国考古事业,从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植,有了迅速的发展,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历史知识。我们可以用洛阳烧沟的汉墓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对汉代劳动人民在建墓上和制造殉葬物上的智慧和技术,以及对于统治阶级在墓葬上的规格和制度,我们知道的很少;因之在零星发现时,年代的断定很有困难,对于汉代在这方面的文化,认识也不够。
“……经过同志们的详细的研究和对比,使我们初步地了解了:墓室建筑形式的演变,殉葬品的安排、多寡和器形的演变。这对我国汉墓的断代和汉代统治阶级的风俗习惯,有了初步的认识。由洛阳可以进一步推到全国。这应当说是汉代考古的奠基工作,对于今后各地区的汉墓的研究,有重大的‘标兵’意义。
“在随汉墓殉葬的‘陶仓’里,还贮存多种粮食,外壁又有粉墨或朱砂写出的粮食名称。这样就可了解当时汉代人民种什么,吃什么。这对汉代人民的生活和农业的发展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我希望通过这个报告的出版,使我国研究汉代历史的学者们,对于汉代的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补充在文献上所遗漏的材料,使我们在写汉代史的时候,能够写得更完备更具体。”
1954年在洛阳龙门。左起:蒋若是、俞伟超、刘观民、吴荣曾、黄展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