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直斋书录解题》原书五十六卷,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成二十二卷本。清中叶,卢文弨辑成(新订)《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现今以四库本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由江苏书局刊印于光绪九年(1883)八月的《直斋书录解题》流传最广,为通行本。
前人大多认为《书录》始撰于直斋任绍兴教授时。依据是《书录》卷五“诏令类”《东汉诏令》:
《东汉诏令》十一卷,宗正寺主簿楼昉叔(楼昉,生卒年不详,字旸叔,号迂斋,南宋鄞县人)编。大抵用林氏旧本,自为之序。帝王之制,具在百篇,后世不可及矣;两汉犹为近古。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阅览。既仕于越,乃得见林氏书,而楼氏书近出,其为好古博雅,斯以勤矣。惟平、献二朝,莽、操用事,如锡莽及废伏后之类,皆当削去,莽时尤多也。
“既仕于越”,指直斋在绍兴府学教授任上,此处时间状语只能管到“乃得见林氏书”,而不能延伸到下面的文字。正在何广棪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忽视了‘ 而楼氏书近出’一语”。此“近出”,时间完全可能在仕越之后又改掌鄞学任上。
但也有可能在直斋离开绍兴很久以后。查《东汉诏令》一书后序有“嘉定十有五年岁次壬午二月朔甬东楼昉自序”字样,序中说“窃不自揆,仿林君前书之体,纂次成之,目曰《东汉诏令》。非敢传之他人,亦聊以备遗忘。与我同志者,幸订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讥我。”此序告诉我们,这是该书杀青时楼昉叔自序,时间在嘉定十五年(1222),那么,直斋所称“近出”,必在嘉定十五年之后,其时有可能已经离开鄞县。如果不在鄞县,那么楼氏稿本直斋也不易见到,而从“楼氏书近出”一语看,更可能是指其书近来刊刻行世。据楼氏婿范光刻书跋语:
先生生死文字间,茂制满家,少须荟蕞,次第流传。惟《东汉诏令》成书已久,手所勘订,当在他书先,亟求锓梓,俾与《西汉诏令》骈行,以续成一代典章。呜呼,先生又岂以此书为身后名哉!绍定戊子(1228)中秋日婿范光识。
“绍定戊子”即绍定元年(1228),所谓“楼氏书近出”,当指此次“锓梓”刻板印刷行世。其时直斋已回京城临安上任军器监簿了。临安与鄞县相距不远,直斋得见此书并为之撰写解题,当即在是年或稍后不久。
关于始撰《书录》之诸多“认为”,还有多种,在此不再叙述。
理宗宝庆二年(1226)或三年(1227),直斋离开南城改充兴化军通判。莆田作为兴化军治所,当时只是蕞尔之地,人口不上10 万人,而藏书数千卷万卷以上的大藏书家就有十多位,可见当年莆田的书源是相当丰富的。这得益于福建刻书业的繁荣,才有昔日莆田的书楼林立、藏书众多,故民间有“三家两书屋”之谚。这一时期,直斋趁此佳机,借录收藏了大量图书,同时也开始了为其藏书撰写解题的计划。《书录》中与莆田相关的图书很多,而能说明其撰写时间在莆田的解题却只有一条,卷五“典故类”《长乐财赋志》条:
《长乐财赋志》十六卷,知漳州长乐何万一之撰。往在鄞学,访同官薛师雍子然,几案间有书一编,大略述三山一郡财计,而累朝诏令申明沿革甚详。其书虽为一郡设,于天下实相通。问所从得,薛曰:“外舅陈止斋修《图经》,欲以为《财赋》一门,后缘卷帙多,不果入。”因借录之,书无标目,以意命之曰《三山财计本末》。及来莆田,谓郑寅子敬道之,郑曰:“家有何一之《长乐财赋志》,岂此耶?”复借观之,良是。其间亦微有增损,末又有《安抚司》一卷,并钞录附益为全书。
文中“及来莆田”一语,说明直斋尚在莆田,此条写于其任职兴化军通判之时没有疑问。此时,直斋已经开始撰写《书录》,这一时期传录诸书之解题都可视为此一时期所撰。如卷五“杂史类”《后魏国典》提要称“此本从莆田刘氏借录”,卷八“地理类”《晋阳事迹杂记》提要称“从莆田李氏借录”,《番禺杂记》提要称“莆田借李氏本录之”,卷十八“别集类”《周益公集》提要称“余在莆田借录为全书”,都撰写于这一时期。
《书录》中又多见有“倾倅莆田日”“倾在莆田”“向在莆田”之语,这些用语表明诸解题皆撰成于离莆之后。为何这些传录的图书没有在莆田撰写解题呢?则有他因。如卷一“易类”《梁溪易传》提要称“倾倅莆田日,借郑本传录。今考《梁溪集》”等;卷六“礼注类”《独断》提要称“向在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后错互”;卷八“谱牒类”《元和姓纂》提要称“倾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等,都是因为莆田传录的这类图书,后来又收藏到了新的版本或有新的考订,故解题文字也有了相应的改动,而很可能其初撰仍在莆田时期。
绍定元年(1228),直斋到京城出任军器监簿。这段时间较长,有五六年之久。由于地在京城,身处当时的刻书中心,其藏书当已形成相当规模,其《书录》的撰写此一时期也当初步完成。
直斋藏书中版本最古的一种,是《九经字样》。《书录》卷三“经解类”《九经字样》条云:
《九经字样》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诏唐玄度撰。补张参之所不载,开成中上之。二书却当在小学类,以其专为经设,故亦附见于此。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946)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
这个五代开运刻本《九经字样》,成为直斋藏书的镇库之宝。从中也叙述了作为一个藏书家,平时注意收集图书的习惯,这样才有得到“善本”的机会。
直斋仕途多次迁转,但一直没有中断其藏书活动,《书录》的撰写也随着藏书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多。《书录》中明确记载其藏书活动最晚的时间,是卷十二“易类”《易林》条之“嘉熙庚子”(1240)。
《易林》十六卷,汉小黄令梁焦延寿赣撰。又名《大易通变》。唐会昌丙寅越五云溪王俞序。凡四千九十六卦,其辞假出于经史,其意雅通于神祇。盖一卦可以变六十四也。旧见沙随程迥所记,南渡诸人以《易林》筮国事,多奇验。求之累年,宝庆丁亥始得之莆田。皆韵语古雅,颇类《左氏》所载《繇辞》。或时援引古事,间尝筮之,亦验。颇恨多脱误。嘉熙庚子从湖守王寺丞侑借本两相校,十得八九。其中亦多重复,或诸卦数爻共一繇,莫可考也。
能够确切考知直斋撰写年代的,最晚是在淳祐五年、六年间。如《书录》卷三“春秋类”《春秋分纪》解题:
《春秋分纪》九十卷,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说伯刚撰。以《春秋》经传仿司马迁书为《年表》《世谱》《历》《天文》《五行》《地理》《礼乐》《征伐》《官制》诸书。自周、鲁而下,及诸小国、夷狄皆汇次之。时有所论发明,成一家之学。公说积学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乱,忧愤以死,年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进。今中书舍人公许,其季也。
据《宋史》卷四百一十五程公许本传及《理宗纪》,公许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在淳祐五年(1245)十二月至六年(1246)十二月之间。直斋既称程公许时为中书舍人,则此条之撰写当在此际或稍后,是时,《书录》之撰写已历时近20 年。
虽然可考的撰写年代,最晚在淳祐五年、六年间,但因为《书录》一直没有刊印,也就难有一个确定的成书时间。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淳祐五年、六年后,直斋就终止了《书录》的撰写。在其后的生命旅程中,尤其是在致仕回吴兴、安吉后,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直斋,嗜书如命,定以藏书“为士人生平第一要事”,加上南宋雕版印刷业兴盛,推动书业中心和官、民书坊发展,直斋必然会不断收藏新书,《书录》自然也会不断补进新撰的解题,终成我国目录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