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芭蕾舞剧《天鹅湖》与歌剧《莎乐美》都是汝信出访奥地利时在著名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观看的,因此《锍天鹅湖锎的悲剧结尾和莎乐美的爱——看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有感》一文正是汝信在观看《天鹅湖》与《莎乐美》之后完成的,当然也是《美的找寻》中一篇精彩的文章。
在文章的开头,汝信即把维也纳歌剧院的美带给了我们:
“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是奥地利的骄傲。在这个世界音乐之城里,音乐家的纪念碑几乎比比皆是,而国家歌剧院无疑是其中最美、最宏伟的一座。有多少音乐家、指挥家、歌唱家、舞蹈家在这里成长,从这里出发去征服欧洲,征服世界……无论是装饰着剧院大门的雕像,或是富有艺术趣味的宽广的大理石楼梯,绘有美妙壁画的富丽堂皇的回廊,以及布置得美轮美奂的演出大厅,都使每一个身历其境的人得到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但是在这个崇高的艺术殿堂里,最美的当然是音乐,还有那音乐的伴侣——舞蹈。”
对于在维也纳观看《天鹅湖》,汝信开始并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因为他认为“自柴可夫斯基时代以来,经过这许多艺术家的辛勤劳动和艰苦探索,这一芭蕾舞艺术的瑰宝似乎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对这样公认的典范难道还能有所创新吗?”
但是演出结束后,汝信却给出了“整个高水平的演出确实使人陶醉,美的旋律,美的舞姿,一切都美,但真正激动人心的却是全剧的悲剧结尾”的评论。而这个不同于以往“大团圆”结局的悲剧结尾,也给了汝信新的启发:
“国家歌剧院的这次演出雄辩地证明,把《天鹅湖》作为悲剧来演是可能的。同时它也给了我新的启发,就是对任何一个真正卓越的艺术作品,甚至久已闻名世界的伟大作品,也还是有可能作新的理解。无论是一座雕像、一幅画、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一个戏剧,经过人们新的探索,总能不断地发掘出新的东西来。任何一个艺术作品,作为具体的社会存在,当然有它的客观内容和特定的意义,但这内容和意义并不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而总是可能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实践的发展和再创造而愈益丰富,所谓不朽的艺术作品的万古长青的生命力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吧!”
对于为什么《天鹅湖》能够成为悲剧,汝信辩证地给予了评论:
“《天鹅湖》是一个童话……所以当人们回到现实中去的时候,童话也就破灭了……幻想的破灭是痛苦的,但它的好处是叫人清醒,可以勇敢地面对现实。如果加以成功的艺术处理,就更能取得震撼人们心灵的效果。所以悲剧永远有它存在的理由……不过我倒赞成尼采的意见,悲剧的作用绝不是否定生活,而是肯定生活,决不是使人颓丧消沉,而是使人积极振奋,决不是使人变得软弱,而是使人变得坚强。一个社会能够欣赏和接受悲剧,正是说明社会意识的清醒、成熟、健康和强大有力,如果连悲剧也使它无动于衷,那它未免冷漠和麻木到可悲的地步了。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话讲得很深刻,不过我还想补充一句。个人的失败和毁灭,并没有降低或消灭这种植根于我们人性深处的价值,而是相反地使它显得更崇高、更伟大了。因此我们在目睹了悲剧人物的不幸之后,并不被痛苦所压倒,而是更加珍视那遭受蹂躏的价值,决心为在生活中实现它而斗争。仅此一点,难道不足以说明《天鹅湖》的悲剧结尾的合理性吗?”
对于歌剧《莎乐美》,汝信则以“什么是莎乐美的爱”为题作了评论。歌剧《莎乐美》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最著名的歌剧代表作,是其根据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由一个《圣经》的故事而“大胆地把一个暴君加坏女人一起作恶的故事改造成热烈歌颂爱情的诗篇”的独幕剧改编而成。
汝信对歌剧《莎乐美》的评价是“不仅音乐、歌唱、舞蹈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连舞台设计和服装也都给予人们以美的享受。西方绘画中也有以莎乐美作为题材的,但都没有像这部歌剧那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或许是因为施特劳斯作为音乐中的后浪漫主义的代表,他的风格特别适宜于表现莎乐美那种强烈的感情吧。”
对有人“莎乐美的爱有悖常理,是变态的爱,因此不适于在艺术中表现”的说法,汝信认为,“那就要看你拿什么标准去衡量了”,因为“人们对爱情的看法从来就不一致”,而且“莎乐美的行为离不开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历史条件”“因此,莎乐美基本上符合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人物的要求,王尔德和施特劳斯把她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来加以艺术的表现是完全有理由的,她确实够得上悲剧的水平。”
文章的最后,是汝信通过观看《天鹅湖》和《莎乐美》后,提出了对艺术创作中爱与死的进一步思考:
“《天鹅湖》和《莎乐美》内容径庭,风格迥异,但都十分感人,其原因是它们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两大问题:爱与死……应该承认,爱与死仍然是人生道路上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对爱与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每一个愿意自觉地思考生活意义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汝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提出种种不同看法,要真正了解人是什么,要研究人的哲学,就不能撇开爱与死那样的人生根本问题。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哲学和美学著作中,却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些人人都要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问题,这样就留下了理论上的空白地区,而听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在那里自由驰骋。这种状况决不能认为是正常的。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如果想要真正进入人们心灵深处,成为生活的指导,那就不仅要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且也要回答使人们感到困惑的切身的个人问题,包括对爱与死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有待于我们做出巨大努力的一个新的宽广的领域。”
汝信也对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爱与死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人生持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是不足取的。但是,他突出地强调像爱与死那样一些个人问题的独特性及其对个人的意义,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
汝信由此总结道:“爱与死虽然对人们具有普遍性,可是对每个人来说却又紧密地和他的个别性相关联而显得如此独特。因此,在文艺创作中,有关爱与死的描写尤其要注意切忌千篇一律和公式化,而这正是我们某些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弊病。”
从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和歌剧《莎乐美》感受艺术之美到观看后以哲学和美学的思想进行探索和解读,这仍然是《锍天鹅湖锎的悲剧结尾和莎乐美的爱》一文以此围绕的主题,亦是汝信在美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