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1932年,《新垦地》第一部在《新世界》杂志第1—9期发表。1942年,肖洛霍夫在维约申斯克的住房遭到德国的炮弹轰炸,《新垦地》第二部手稿连同其他重要文稿一起化为灰烬。于是1954年开始,肖洛霍夫重新开始写第二部,苏联《真理报》和《星火》杂志同时连载。这是苏联文坛的大事,我国文学界自然会特别关注。很快,《世界文学》编辑便约请草婴把这部作品翻译成中文,在《世界文学》刊出。于是,苏联报刊每发表两章肖洛霍夫的原文,《世界文学》随即会刊登出草婴的译文。这样同步翻译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59年《被开垦的处女地》全部发表完毕。1960年,小说结集出版时,草婴认为“新垦地”比“被开垦的处女地”更汉化,更能表达主题,于是小说结集出版时更名为《新垦地》。
《新垦地》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建设的艰难过程。当时,由于区领导工作的偏差,顿河格列米雅米村集体化运动开展得很慢,富农和反动分子暗中趁机活动。达维多夫被组织上派到这个村子里来工作。达维多夫走群众路线,根据群众要求和党的政策,带着大家没收了富农的财产(集体化跟我国的土地改革不同,要消灭富农,成立集体农庄)。村子里的积极分子说服了家人,把牲口赶到集体农庄来。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达维多夫和党支部书记纳古尔诺夫的努力下,参加集体农庄的村民渐渐多了起来。但是,在这些村民当中,有许多并不是真心愿意加入的。
这时,白匪军官波罗夫则夫偷偷地藏在他的老部下、中农雅可夫·鲁丝奇家里,四处拉拢不满意集体化的落后分子,准备伺机进行暴动。当时,区委书记下指示,要求格列米雅其村在短期内让全部村民参加集体农庄。达维多夫得到指示后,认为指示是违反国家政策的,于是到区里提意见。波罗夫则夫就让雅可夫·鲁丝奇趁机造谣说,大小家畜一律交公。顾虑重重的村民就屠猪杀羊,结果村里一半猪羊都被杀了。纳古尔诺夫怕村中牲口全被杀光,就决定让村民上交所有牲畜,连连鸡鸭都要交公。纳古尔诺夫的决定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甚至差点闹出乱子。达维多夫多方奔波才安抚了村民。
纳古尔诺夫在集体化过程中采用粗暴手段,不断关村民禁闭,还打了村民,所以他与村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不能安心工作,集体农庄的工作依然困难重重。区委书记于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纳古尔诺夫身上,要开除纳古尔诺夫的党籍。上级党委帮助区委会纠正了错误,将官僚主义的区委书记撤了职,纠正了对纳古尔诺夫的过重处分,集体农场终于渐渐巩固起来。
但是反动分子依然不死心。波罗夫则夫等白军残余分子策划暴动,达维多夫和纳古尔诺夫得到消息,去雅可夫·鲁基奇家抓暴动分子,不幸牺牲。当然,反革命暴动也以失败告终。
《新垦地》发表后,苏联文学界的反应各异,褒贬不一。苏联文学家卢那察尔斯基在30年代初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时,称《新垦地》是“目标明确、积极、辩证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类型的佳作。”而《旗》《十月》《青年近卫军》等杂志却对《新垦地》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青年近卫军》甚至称《新垦地》“客观地说是对富农的反革命情绪的隐晦表达”。斯大林似乎对这部小说也并不欣赏。斯大林曾多次称赞苏联作家潘非洛夫《磨刀石农庄》,但对同样题材的《新垦地》却未置可否。《真理报》大谈《磨刀石农庄》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就,而对《新垦地》一字未提。
苏联文学界之所以会对《新垦地》产生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正是肖洛霍夫矛盾性在小说中的体现。小说虽然以达维多夫为代表的集体化为主导声音,但同时,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一直在与主导声音进行争辩。他一方面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全民利益一致、共同富裕的诱人远景,但同时也指出在实现这个远景的过程中个人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小说里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在清除富农的大会上,基多克·波罗丁被划成了富农。但村民对基多克是满怀同情的。基多克曾参加赤卫军,“他一回家,就抓住家务不放,好像狗看见尸体一样……他不顾我们的警告,拼命发财。他白天黑夜里干活,头发胡子都顾不上理,冬冬夏夏就穿一条粗布裤子。挣了三对公牛,累出小肠气来,可他总是不知足!我们几次把他叫到支部和苏维埃来,拿很不客气的话羞他,我们说:‘滚开,基多克,你别给我们亲爱的苏维埃政权挡路!你在前线打白党,也为它受过苦的’……那个基多克,却回答我们说:‘我执行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增加耕种面积。我雇工人也是合法的:我老婆有妇女病。我过去什么也没有,现在什么都有,我打仗就是为了这个。老实说,苏维埃政权也不靠你们。我用我的两手供养它,可是你们就知道挟着皮包跑来跑去,我真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一个老红军回家勤劳致富,这是值得称道的事——相信这就是肖洛霍夫的潜台词。而这一份同情也构成了小说在价值评判上的内在矛盾——为个人利益劳动,这是不值得称道的,只有为集体的利益劳动才是应该倡导的。
特别是小说的结尾,非常感伤。达维多夫和纳古尔诺夫牺牲了,幽默诙谐的狗鱼老大爷变得孤僻寡言,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墓地的板凳上叹息、流泪、画十字,达维多夫的恋人华丽雅独自来到墓地,欲哭无泪……
肖洛霍夫为这部主旋律的小说安排这样忧伤的结尾,是不是因为他对当时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产生了几分怀疑呢?答案是肯定的。1933年4月,肖洛霍夫曾经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谈到党的干部在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殴打和凌辱”。斯大林复信批评肖洛霍夫,说他看事情“片面性”,庇护怠工分子,那些人在与“苏维埃政权进行着悄悄的战争”,同时又派人到顿河流域调查处理这类事件。
尽管对这一运动本身和作家的评价态度,学界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从小说自身来看,达维多夫、纳古尔诺夫和狗鱼老大爷等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戏剧性的情节更是紧张感人。
1942年,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曾出版了苏联文学专辑。其中,登载有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文章《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在文中,戈宝权称《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表现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的“最好的作品”。
在50年代,我国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农业集体化运动,读者渴望从《新垦地》中得到直接的指导。所以,这部作品不仅有文学上的突出价值,更有现实的功利性。从1955年起北京文坛掀起了肖洛霍夫热,热烈讨论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之作”——《新垦地》。
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就有很多地方受到《新垦地》的影响。《暴风骤雨》中的风趣幽默、聪明睿智的老孙头明显有《新垦地》中狗鱼老大爷的影子。
《新垦地》第一部早先是由周立波从英文转译的。周立波是一个好作家,但译文佶屈聱牙,令读者叫苦不迭。而草婴译文清新、精准、流畅,直接由俄文译出,读者“惊为天人”,奔走相告,各期《世界文学》遂纷告脱销。这也成了一代文学爱好者的深刻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