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根据傅承洲的研究成果,《情史类略》(简称《情史》,又名《情天宝鉴》)一书是冯梦龙于明思宗崇祯初年编辑评点的。学术界对《情史》是否由冯梦龙本人编选辑评,产生过一些争议。容肇祖及其后一些学者,根据清代同治年间的《苏州府志》卷一三六“艺文”的著录,考订《情史》由冯梦龙辑评,把《情史》中的评点作为研究冯梦龙思想和晚明文学思潮的重要材料。胡士莹、林辰等则否定了冯梦龙对《情史》的著作权。傅承洲仔细留心这一争议,他所发现的《千顷堂书目》卷一二“小说类”对冯梦龙《智囊》二十卷、《古今谭概》三十四卷、《情史》二十四卷的著录,足以证明冯梦龙是《情史》一书当之无愧的辑评人,明刊本题署的“江南詹詹外史”,只是冯梦龙的另外一个别号。
作为晚明时期刊刻的一部重要的文言小说专题选本,《情史》选评了八百多篇小说,全书共二十四卷,依次分为:情贞类、情缘类、情私类、情侠类、情豪类、情爱类、情痴类、情感类、情幻类、情灵类、情化类、情媒类、情憾类、情仇类、情芽类、情报类、情秽类、情累类、情疑类、情鬼类、情妖类、情外类、情通类、情迹类,堪称文言“情绝”故事集锦。
在《情史》的各卷卷末总评中,冯梦龙公然以情史氏、情主人自居;在一部分小说篇末的评点中,他也署有“情外史”“外史氏”“子犹”“子犹氏”等别号。《情史》书前附有“吴人龙子犹”所作的序,另有一篇署名“江南詹詹外史述”的序,这种辑评者或作者本人以辑评者或作者朋友的身份作序以掩饰自己真实身份的做法,是明清时期的文人在小说、戏曲创作中的习惯做法。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
这一篇《情偈》,附在龙子犹为《情史》所作序的末尾,冯梦龙在其中明确提出了“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的理想与主张。他想要以情作为教化、感化世人的手段,甚至开玩笑地说自己想要建立像佛教、道教一样的“情教”,做一位“情教教主”——“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必当作佛度世,其佛号当云‘多情欢喜如来’。有人称赞名号,信心奉持,即有无数喜神前后拥护,虽遇仇敌冤家,悉变欢喜,无有嗔恶妒忌种种恶念”。当然,玩笑终归是玩笑,冯梦龙的真实用意,是要选择古往今来那些值得记住的“美情”,付诸美文,各自编辑整理为小传,让世人知道各种情的可以持久,像相信宗教一样虔诚笃信真情,使“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这才是冯梦龙以情化人甚至移风易俗、彻底改变世道人心的终极目的。冯梦龙把古今有情故事分门别类地收录在《情史》一书中,他谦称自己辑评的这部书“事专男女,未尽雅驯”,不过明确指出全书的主旨——“曲终之奏”仍然是归于“正”的。正由于此,善于读《情史》的人,可以由它生发情、推广情、深信情;不善于读《情史》的人,也不至于因为读了它而引起情欲的勃发。
在署名“江南詹詹外史”的序中,冯梦龙进一步申述了由古至今的儒家经典都是以情教人、化人的:“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而自己的《情史》一书,是为了更生动更直接更进一步地发挥以情化人的种种功效——用“情贞类”使人“慕义”,用“情缘类”令人“知命”,用“情私类”“情爱类”让人更加欢喜,用“情仇类”“情憾类”舒展其意气,用“情豪类”“情侠类”扩大其心胸,用“情灵类”“情感类”让这些情事显得更加生动传神,用“情痴类”“情幻类”以开启人们的悟性与感觉,用“情秽类”“情累类”来限制其、使其免于发展为“淫”,用“情通类”“情化类”来使其更加通达,“情芽类”不是用来诬蔑圣贤,“情痴类”也不是用来诬蔑鬼神。《情史》的主要功效,就是像《诗经》所说的,兴、观、群、怨与多识等作用都有,此外还能够起到“有情者之朗鉴”“无情者之磁石”的作用。
冯梦龙所作的这些依附于小说文本基础之上的,关于小说叙事特性、范式、技巧的以人物、以情为基础的评点,为我们走近、了解他所构筑的“情之王国”提供了依据及载体。每一类之后的总评,每一篇之后的点评,这些文学批评形式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
冯梦龙所说的情,首先指爱情,也即男女之情。在《情史》卷一的情贞类卷末,冯梦龙作了这样的评点:“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又况道旁桃李,乃望之以岁寒之骨乎。《春秋》之法,使夏蛮夷,不使蛮夷夏。妾而抱妇之志焉,妇之可也;娼而行妾之事焉,妾之可也。彼以情许人,吾因以情许之;彼以真情殉人,吾不得复以杂情疑之。”他坚定地道出自己那与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并不相同的贞节观念,只要以情为基础,以情为前提,那么,坚贞的妾是可以做妻子的;坚贞的妓女也是可以纳为妾的,他提倡的是彼之真情与此之真情的平等的交流与融合。
痴情是冯梦龙最重视的爱情之一种。在“情痴类”里,他辑录了许多有关情痴的故事。其中,有痴情于瞎了一只眼睛的妓女的少年,他遇到自己情之所钟的这个妓女之后,拒绝迎娶他人,每天做饭给她吃;她病了,不思饮食,他也吃不下去饭;有人嘲笑他,他生气地说:“自从我得到她,便觉得好看的眼睛,一只就足够了,世上的那许多女子,都是多长了一只眼睛。”其中,有与妻子感情非常和谐的荀奉倩,冬季的一天,妻子发烧了,他走到院子里,把自己冻了个透心凉,然后回到屋子里,紧紧抱着妻子,帮她物理降温。其中,也有长相普通而善于照顾、讨好女子的吴下韦生,寒冬天气,他住在名妓金儿的家里,每次金儿用马桶之前,韦生怕天气太冷冰坏了金儿,总是自己先坐一会,等马桶被自己的体温捂得温暖些,再让金儿用。其中,亦有以擅长写诗而闻名吴中的陈体方,一个名叫黄秀云的聪明慧黠妓女也喜欢诗,她曾经开玩笑地对陈体方说:“我以后一定会嫁给你,可是你家太穷了,你就为我写一百首诗当聘礼吧。”他信以为真,回去以后苦心孤诣地日夜吟诵,在写出六十多首情致清婉的诗之后,耗尽了精气神,过劳而死。之前,大家都笑话陈体方,认为他被骗了,但是他并不这么想,他把与黄秀云的约定视为奇遇,认为自己只要坚持写下去,总会守得云开见月明。冯梦龙在这一则情事的末尾加了如下的点评:“体方死而有知,犹必吟完百首。秀云死,亦必相从。不然,体方亦必以赖婚讼于地下主者。”
冯梦龙坚定地相信真情、期盼真情,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人生际遇自然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在前文仔细说过的,他对名妓侯慧卿的倾心相恋而没有结果,给他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口,时间逝去,伤口却依然隐隐作痛。每当看到类似的资料,他总会心有所感,希望自己辑评的故事里的那些人们,能够遇到真正生死相依的真情与痴情。
“情痴类”中,还有千古以来的著名痴情人尾生。他和自己心仪的女子相约在桥边会面,他早早地来到桥边,苦苦等待。暴雨突如其来,水越涨越高,女子始终没有来,尾生没有离开,抱着桥柱被淹死了。尾生忠于爱情的行为被传为千古爱情佳话,冯梦龙在其后的评语中盛赞尾生是“万世情痴之祖”。除了以上各位痴情种子的痴情事迹之外,“情痴类”还收录了痴情于“哑娼”的“大木贾”,痴情于老妓马守真的乌阳少年,以及宋子京、洛阳王某、乐和、付七郎、汉成帝、周幽王、北齐后主纬、后燕主熙、陈后主、齐景公、杨政等人的痴情故事,此不一一赘述。冯梦龙虽然重视、提倡痴情,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只要有真情与痴情就能换得真情与痴情。俗话虽然经常说“痴人有痴福”“傻人有傻福”,但是情痴一种,却未必能收获有情、痴情之福。在“情痴类”之后的卷末总评中,冯梦龙这样总结他对“情痴”们的看法:“人生烦恼思虑种种,因有情而起。浮沤、石火,能有几何,而以情自累乎?自达者观之,凡情皆痴也……死者生之,而生者死之,情之能颠倒人一至于此。往以戕人,来以贼己,小则捐命,大而倾国。痴人有痴福,惟情不然,何哉?”
冯梦龙一生最重痴情,最厌恶鄙薄的则是负心薄幸、忘记前盟的种种行为。“情报类”所辑录的,就有不少关于负心人们如何遭受因果报应的故事。其中的《珍珠衫》一篇,应该就是“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原型。冯梦龙在篇末评点中指出:“夫不负妇,而妇负夫,故妇虽出而不怨,而卒能脱其重罪。所以酬夫者,亦至矣!虽降为侧家,所甘心焉。”冯梦龙不仅批评男子对女子的负心薄幸,女子如果辜负了男子的深情,他也一样谴责。《荥阳郑生》一篇出自白行简的《李娃传》,针对李娃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所做出的一些辜负行为,冯梦龙的批评是非常尖锐而严厉的:“世览《李娃传》者,无不多娃之义。夫娃何义乎?方其坠鞭流盼,惟恐生之不来。及夫下榻延欢,惟恐生之不固。乃至金尽局设,与姥朋奸,反惟恐生之不去。天下有义焉如此者哉!幸生忍羞耐苦,或一旦而死于邸,死于凶肆,死于棰楚之下,死于风雪之中,娃意中已无郑生矣!肯为下一滴泪耶?……生不幸而遇李,李何幸而复遇郑生耶?”李娃之前的不坚定与动摇,让冯梦龙非常不满而直接加以指责。他认为身在秦楼楚馆的李娃,早已习惯了送旧迎新的“平康里”人家的惯常生活节奏,李娃对郑生的感情,掺入了算计,没有郑生对李娃的感情那样真纯浓厚。李娃目睹了郑生的惨状之后,才心生怜惜救了郑生。相比于郑生当年对李娃的深情厚谊,冯梦龙觉得李娃的这番救助为时太晚。李娃稍加救助,郑生就给了她被封为“汧国夫人”的厚报,遇见李娃,是郑生的不幸;遇见郑生,却是李娃的三生有幸。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怀疑自己的眼睛,冯梦龙向来尊重并爱护那些身在青楼却才貌双全的妓女们,在这里,他为何会对李娃有这样一番严厉不留情面的指责呢?联系冯梦龙年轻时所受过的情伤,我们不难理解这貌似矛盾、实则一以贯之的种种现象。侯慧卿离冯梦龙而去,嫁给商人,让冯梦龙饱受切肤之痛而一生黯然神伤。侯慧卿的选择虽然理智,却造成了事实上的辜负。面对李娃对郑生曾经的辜负,冯梦龙自然推己及人,非常同情郑生,自然会对李娃作出一番尖刻的批判。这与他一直以来对那些有才有貌却因为客观原因流落青楼的阿圆、冯喜生、冯爱生等人的尊重与爱护是并不矛盾的。
因为负心而遭到恶报的例子,在“情报类”中还有不少。将王娇鸾始乱之而终弃之的周廷章,被“榜杀之”,冯梦龙在该篇篇末评语中指出:“负心之人,不有人诛,必有鬼谴。惟不谴于鬼而诛于人,尤见人情之公耳。”这篇故事又被改编为《王娇鸾百年长恨》,收录在《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中,我们在前文已有介绍。又有李十郎李益薄情负心再娶,霍小玉痴心多情却换来一生辜负,得病饮恨而死。临死之前,她发下誓愿,做鬼也要惩罚李益的负心行为:“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汝妻妾,终日不安!”冯梦龙谴责李益这个负心汉,深恨他的无情,指出霍小玉这个由于怜才、钟情、结恨而死的美丽女子,临死之前还对辜负了自己的李十郎心心念念,她对李十郎所娶的后来人的警告与恐吓,这种种“恨之极”“妒之极”其实都是源于“爱之极”,实在要比李娃深情许多。
冯梦龙继续以自己所认同的因果报应思想为指导,阐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报应不爽。在“情报类”的卷末总评中,他说:“情而无报,天下谁劝于情哉?有情者,阳之属,故其报多在明;无情者,阴之属,故其报多在冥。”有情重情之人得好报,无情薄情之人遭恶报,天上人间,幽冥地狱,或早或晚,总有应得的报应等待在那里,这便是冯梦龙关于“情”的因果报应观念。
在冯梦龙的眼里,除了指男女之间的爱情,情也可以扩展到包括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情在内的人类的诸多种情感在内:“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当然,情还可以指天地万物之间彼此的密切联系。龙子犹《情史》序里的《情偈》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人与人之间有情是顺应天理人伦的,其实,在冯梦龙看来,人与物之间,甚至物与物之间都是有情的。“情通类”记载了不少物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其中,有凤与人之间的生死以之;有孤寂悲愤自杀身亡的鸾鸟;有无日不鸣呼唤伴侣的鹤,有能为人送信的白鹤;也有为了能与自己的伴侣在一起,而向武则天请求帮助的秦吉了(八哥);其他如鸳鸯、鹣鹣(比翼鸟)、雁、燕、鹳、鸽、金鹅,都体现出了不少的情与性灵。其中,还有马、虎、猴、鱼、蚕、红蝙蝠、红飞鼠、砂俘、候日蚕、蛤蚧等,也是执著于成双成对、有情重情的精灵动物。不只是各种动物,平常被人们认为是无情的草木,在“情通类”的辑评中,也可以看出它们的有情与通灵。其中,有九仙殿银井旁枝叶交结,被宫中人称为“雌雄树”的两株梨树;有厌烦于饮宴之吵闹而中夜叹息的扬州太守花圃中的杏花;有两两生笋的广东相思竹;有形状如石竹,节节相续的相思草(又名断肠草、愁妇草、孀妇草);有女子藏之能帮助其获得夫婿恋爱的鹤草蔓;有叶片两两相对、而生如飞鸟相对展翅翱翔的鸳鸯草;有帮助汉武帝在梦里与李夫人相会的怀梦草;其他如有情树、夫妇花、相思子、相思石,都是物而有情的种种明证。看了这些,我们还能再言之凿凿地说草木没有感情没有知觉吗?
冯梦龙在“情通类”的篇末总评中说:“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于千万物中处一焉。特以能言,能衣冠揖让,遂为之长。其实觉性与物无异。是以羊跪乳为孝,鹿断肠为慈,蜂立君臣,雁喻朋友,犬马报主,鸡知时,鹊知风,蚁知水,啄木能符篆,其精灵有胜于人者,情之不相让可知也。微独禽鱼,即草木无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泄露其象。何则?生在而情在焉。故人而无情,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万物皆有情,人因为有语言懂礼仪而成为万物之长,但在有情有性灵这方面,人与万物其实是平等的。生命与情应该是相依相生的,如果一个人无情或者薄情,即使他的肉体还存在着,在冯梦龙的眼里,他的生命早已孤寂而枯竭,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他真情地呼唤大家都要做有情、重情之人,这是冯梦龙辑评“情通类”故事的所感与所得。
《情史》一书中共收录了冯梦龙自创的三篇文言小说:《爱生传》《万生传》《张润传》。其中《爱生传》一篇,我们在前文讲述冯梦龙青年时期流连秦楼楚馆的生活时已经作了介绍,现在再来看一下《张润传》和《万生传》。
《张润传》附在《情史》“情侠类”所收《冯蝶翠》故事的后面。《冯蝶翠》记述了一个发生在妓女与商人之间,成人之美以至于“自成”的圆满故事。洞庭叶某在大梁做生意,眷恋一个叫冯蝶翠的妓女,在她身上耗尽了自己的资财,又冻又饿,流落到一个磨坊当了佣人。过了一段时间,恰巧冯蝶翠骑驴经过那个磨坊,见到了在街头晾晒麦子的叶某。冯蝶翠托牵驴的驴夫把叶某叫过来,给了叶某二两银子,让他买身新衣服、带点礼物来她所在的行院。叶某如约而至,冯蝶翠送给他五十两银子,让他去谋个生计。叶某对冯蝶翠恋恋不舍,很快在她家花完了银子,又回到磨坊去帮佣。一年之后,冯蝶翠又遇到叶某,她指责了他,又重新赠给他本金:“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你要还想留在我这里花天酒地,我只好自缢而死来绝了你的念头。”叶某去卖布贩药,三年后成为有钱的大商人,他为冯蝶翠赎身,与她一起终老。
《张润传》是一篇纪实类的文言小说作品,其中的男主角程生服药酒身亡以后,程生的父亲“讼之长洲江令”。其中的“长洲江令”,说的就是冯梦龙的故乡苏州府长洲县令江盈科。江盈科是万历二十年(1592)的进士,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担任长洲县令,这件事就发生在他的任期之内。冯梦龙当时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为这件事还写过三首诗,附在了《张润传》里:
同衾同穴两情甘,鸩酒如何只损男。却笑世人不怕死,青楼还想药张三。
痴心漫结死生期,松柏西陵别有枝。自是薄情应横死,交欢岂少卖丝儿。
黄金销尽命如霜,红粉依然映画堂。一负生兮一负死,古丘空说两鸳鸯。
与《冯蝶翠》相比,《张润传》里的主角张润和程生,就没有冯蝶翠和叶某那样幸运了。瓜州人张润,年少时被卖身为妓,她身在苏州行院,擅长唱歌,美貌而深有韵致。张润和商人程生相处得很好,答应一定要嫁给他。程生沉醉在她的美貌和韵致里,耗尽了资财,只剩下破衣烂衫的他不好意思再去找张润。一个夜晚,张润在门口遇到程生,请他吃饭,留他住了下来,问清了程生不复再来的原因。张润告诉程生:“我当日对你以身相许,没想到你这样游手好闲,但我也不会因此而委身他人,另图别的从良对象。我这里有五十多两银子的私房钱,你拿去做生意,等赚了钱,就计划着来赎娶我,我和你的命运就都寄托在这些银子上了。”玩花了心肠的程生,早已没有了用心经营生意的打算,他拿了张润的银子,一日“暴富”,竟然跑到别的妓院去花天酒地,花光了银子,又只落得貌似乞丐的一身破衣烂衫。
张润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依旧傻傻等待,过了很久,又一次在门口遇到程生。惊惶失措的他想要逃走,被张润的婢女拦住请了进来。张润问他何以沦落至此,他欺骗张润:“我在路上遇到了强盗,财货全部被抢走,只逃了一条性命,没有脸来见你,只好避而不见。”张润悲愤不已,程生也因后悔而落泪:“我们命该如此,现在能怎么办呢?”张润觉得这是他们一起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了,既然不能做一对人间眷侣,不妨做一双冥界的夫妻。她让程生去准备毒酒,她要与他相从于地下。程生被她逼迫再三,只得准备毒酒,张润一边落泪一边喝酒,很快就喝下了半壶。程生大为惊恐,抢过剩下的半壶酒,喝了个一干二净。两人本拟就此做一对冥界的苦命鸳鸯,谁知道老鸨发现他们喝了药酒,用活羊的生血救活了张润。等到再去救程生时,已经来不及了,程生就此死去。程生的父亲到县令江盈科那里告了张润,江县令带人将程生负心薄幸的过程调查清楚,指责了程生的父亲,释放了张润。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此时的张润,在当地名声大振。有不少人都来探病问疾,以结识她为平生快事,人们称她为“药张三”“痴张三”。张润的病好了以后,身价日隆,当地的士人都争相与她交往。不过生性豪爽而不擅长虚与委蛇的张润也无心于屈己意而从人意,漂泊欢场几年之后,她嫁给了一个卖丝的商人。
冯梦龙对程生和张润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指责程生的负心薄幸与欺骗行为,认为程生有这样的结局,“自是薄情应横死”“黄金销尽命如霜”。他觉得药酒有灵,才对“痴心女子负心汉”有了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张润的死而复苏可以被视为“赘疣”,显得多余而无用。张润被救醒,与其他人交相往还,日后还从良嫁给了一个卖丝的商人,冯梦龙觉得这样的晚节不保败坏了张润的形象与声名,甚至被称为“痴心汉子负心女”也未尝不可。程生死后,张润“交欢岂少卖丝儿”“红粉依然映画堂”的生活让冯梦龙颇为不满。这样“一负生兮一负死”的结果,让冯梦龙几乎忘记了前因,他不再去苦苦追究程生的欺骗与辜负,转而指责张润的背叛与结交新欢。这样的看法,与冯梦龙追求男女之间彼此的忠贞有关,也与他和侯慧卿的那段纠结恋情有关,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他。
《万生传》是一篇有关同性相恋的故事。晚明士人好南风,冯梦龙写过散曲《情仙曲》,叙述的是王花舍与黄遇春同性相恋的故事。对于同性相恋,冯梦龙的态度宽容而理解。不管是异性相恋,还是同性相恋,只要彼此之间存在着真挚而深重的情感,都是值得尊重的。
万生是楚黄(黄州麻城)的一名诸生,他不是有权有势有钱之人,家里也很贫穷,并不具备玩弄娈童的条件;郑生呢,也并没有潘安之貌,只是一个寡言少语而“风霜满面”的穷小子。他们得以相遇相识并且相依相恋以至相濡以沫,只是出自彼此的真情与珍惜。时间久了,为了避免与世俗社会隔阂太深,万生为郑生择娶了妻子,把自己家中三分之一的房屋分给郑生安家,还把郑生的父母接来一起奉养。郑生呢,万生走到哪里,郑生一般相伴一旁;万生出远门,郑生就帮万生料理家事,就像一个忠心而能干的管家;万生病了,郑生就像孝子一样精心侍奉汤药。万生甚至提前留下遗言,要与郑生死而同穴。冯梦龙盛赞万生与郑生之间的深情厚谊与极致真情:“天下之久于情,有如万、郑二生者乎?……呜呼,情!且夫颜如桃李,亦安能久而不萎者哉?……吁!情痴若此,虽有美百倍,吾知万生亦不与易矣”,对万生与郑生之间的感情持热情的肯定态度。
《毛诗序》就已经说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为情而造文”值得提倡,“为文而造情”就显得有些牵强做作。为什么呢?刘勰的《文心雕龙》之《情采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酌而烦滥”。
“尊情”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明代尤其是晚明非常盛行,“情”被理想化,甚至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来强调其决定作用。这种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思想根源。
生产力在发展,在中国这片广袤而苍茫的大地上,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商品经济慢慢萌芽、发展。明代嘉靖、万历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以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日益壮大起来,他们日渐对传统“士农工商”、以商为末业的认识产生不满。这种要求满足个人利益、发展个性自由的市民意识,与代表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尖锐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
宋代朱熹建立了一个秩序森严的理学世界,提倡“文以载道”“文从道出”。甚至于往往“作文害道”,把道德的应当与事理的必然很不负责任地混淆到一起;同时一并剔除的,还有人性中正当的情欲,还要禁锢人们对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追求以维护和巩固封建阶级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想法和做法,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抵制。这种“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在明代便受到了陆王心学的挑战。陆王心学顺应了人对情感欲望和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以心为最高本体,推动了自然人性论思想的传播。思想家李贽在其《藏书》中提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有私心,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这样公开肯定人欲、私心的合理性,目的就在于揭露封建道学的虚伪性。李贽《童心说》所提出的“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更是将童心(真心)与义理对立起来,强调真心与真情。戏曲大师汤显祖把情提高到与道并举的地位——“情致所极,可以事道”。他还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支持这样的论调,他用自己所创作的《牡丹亭》等作品对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的主张进行了生动诠释。
在这种大背景下,冯梦龙以自己的“情真论”“情本论”“情教观”为内蕴,通过自己整理编选创作的大量作品,构筑了自己“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真情王国!冯梦龙一生,尝试用各种文学体裁,写尽了世间的各种感情与至情!他主张“发于中情,自然而然”,并尝试调和“情”“理”对立——“我欲立情教,教诲众诸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
《冯梦龙论》一书提出“用文艺等各种手段宣传情,推行社会教育,这就是情教观的内容”;傅承洲在《冯梦龙“立情教”新说》一文中提出:“这里的‘教’是宗教的意思,冯梦龙‘立情教’,就是要创立一种与佛教、道教一样的宗教。”那么,冯梦龙对情教的论述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冯梦龙是李贽思想的崇拜者与积极追随者,许自昌的《樗斋漫录》就说到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李贽的思想与理论深刻影响了他,汤显祖的理论与创作实践更是直接指引了他。在此基础上,冯梦龙树立“情”之旗帜,高扬“情”之意义,甚至积极倡导情之一元论——把情看作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本原。人世间最真实、不虚假的,便只有情——《情史序》中的“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便是其以至情至性为天地万物之根本的明证。冯梦龙把情视作本原,那么,他用这个本原来推行教育、教化,将其视为凌驾于理之上的,与佛教、道教一样具有普世意义和深刻影响力的宗教,也未尝不可。
“情真”是冯梦龙评价文学的标准,在《山歌叙》中,他大力提倡“情真不可废”的从《诗经》以来发展连绵不绝的民歌作品,提倡真情真意的真文学,反对虚情假意的假文学。举凡冯梦龙所整理选录编辑的作品,不管是话本小说还是章回小说抑或文言小说,不管是戏曲还是民歌等民间文学,都以“情真”作为选择的标准、创作的典范。一部文言小说集《情史》,收尽古来多少与情有关的知情人与有情事;“三言”里最出彩最让人心向往之的篇章,也是那些描写爱情婚姻,描摹现实人生里的各色情事的故事;《挂枝儿》《山歌》里收录的那一篇篇、一首首口语翩然、活色生香的民歌,更是用叙述种种“真情”的方式,来反对借“教化”之名而行“束缚”“控制”之实的假文学。
古语有云:“食色性也。”关于情欲,关于饮食男女的真性情,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妇女和社会主义》中曾经说过:“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这种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身上,到成年时,满足这种需要是保证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条件。路德说:‘如果有人想抵抗自然的需要,因而不去做他想做和该做的事,那就犹如一个人希望自然界不再是自然界,希望火不会灼人,水不会打湿东西,希望人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一样。’路德这样说是对的。”(载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18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先们就已经光明正大地肯定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冯梦龙早年经历过的那段“逍遥烟花里”的冶游生活已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道学先生,而是一位曾经在秦楼楚馆、烟花风月场里行走过、摸爬滚打过,且觅得不少红颜知己的风流感性才子。冯梦龙如何看待人之“情欲”?我们从他所编选的话本中去寻找答案。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有这样一段有关乔太守的判词:“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多少有女儿的人家,只管要捡门择户,扳高嫌低,耽误了婚姻日子,情窦开了,谁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要走差了道儿,那时悔之何及!”《卖油郎独占花魁》中,通过心理描写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人物的真性情与真实需要,卖油郎秦重终于见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秦楼楚馆仙子莘瑶琴,虽然并未意乱情迷,但也忍不住想入非非:“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一夜,死也甘心。”可见,在冯梦龙编选的作品里,是肯定且认同人性中天然存在的情欲的。
冯梦龙对“情欲”存在的肯定,在他所编纂的《挂枝儿》和《山歌》中的表现就更加显而易见。两本书中涉及“私情”的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引用了其中的一些作品,涉及情欲、偷情甚至性交的的确不少。比如《挂枝儿》“私部”第一卷的《佳期》:“灯儿下,细把娇姿来觑。脸儿红,嘿不语,只把头低,怎当得会温存风流佳婿。金扣含羞解,银灯带笑吹。我与你受尽了无限的风波也,今夜谐鱼水。”再如《挂枝儿》“私部”第一卷名为《调情》的第三首:“俊亲亲,奴爱你风情俏。动我心,遂我意,才与你相交。谁知你胆大就是活强盗。不管好和歹,进门就搂抱着。撞见个人来也,亲亲,教我怎么好。”冯梦龙欣赏这样的情真,也认同这样发自人心、人性深处的情欲,他在《调情》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亦真。以上二篇,毫无奇思,然婉如口语,却是天地间自然之文,何必胭脂涂牡丹也。”另如《山歌》第二卷“私情四句”中的《推》第二首:“百计千方哄得姐走来,临时上又只捉手推开。郎道姐儿呀,好像新打个篱笆个夹得介紧,生毛桃要吃教我那亨拍开来。”对女子面对偷情之约时,半推半就、欲迎还拒的情态绘声绘色地形象表现出来,冯梦龙评价其“正是妙境”。还有如第二卷“私情四句”中的《春画》:“姐儿房里眼摩矬,偶然看着子介本春画了满身酥。个样出套风流家数侪有来奴肚里,那得我郎来依样作介个活春图。”难怪顾颉刚先生在收入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吴歌·吴歌小史》的《山歌序》里忍不住评价道:“这部书(《山歌》)几乎全部是私情歌,其中的三分之一还是直接、间接、或隐、或显地涉及性交的。”
不过,冯梦龙并不认为只有“情欲”才是真情,在他眼里,“情欲”是情之一种,是情的基础,无欲之情也是情,也许还是更加真挚无私的情。在《情史》的“情痴”一类中,王某因为自己心爱的妓女而净身进入独占了该妓女的周姓郡王家中,真正实现了自己所宣称的为见该妓女一面死也心甘情愿的诺言。面对这样的行为与故事,冯梦龙如是说:“相爱本以为欢也,既净身矣,安用见为?噫,是乃所以为情也。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今纵欲之夫,获新而置旧;妒色之妇,因婢而虐夫,情安在乎!……情之所极,乃至相死而不悔,况净身乎!虽然,谓之情,则可,谓之痴则不可。”
冯梦龙以男女之情为基础,进而发展到父子之情、君臣之情、朋友之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都被他关注到了。冯梦龙强调“情真”,归根结底还是落脚到“情教”上,想要用“情”来教化人类、社会,虽然方式、方法不同,但最终目的都以“教化”为终点。就这个层面而言,“情教”是与佛教、道教殊途同归的,甚至与宋明理学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致。
李贽的“童心说”对冯梦龙的“情真”“情教”思想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早在青年时期,风流倜傥而才华横溢的冯梦龙想要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而不得,这样抑郁不得志的处境,使得冯梦龙在对社会产生不满的同时,很容易对李贽的思想产生共鸣。作为思想家与文学批评家的李贽,其对小说、戏曲的评点及高度评价,直接影响了冯梦龙的文学活动。
冯梦龙把“情教”视作类似佛教、道教的宗教,想要以人间固有的真情和从作品中生发的情真,来达到教化的目的。原本互相矛盾甚至水火不容的“情”与“理”、“情”与“礼教”,在冯梦龙的苦心经营及努力之下,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处逐渐一一浮现。让“礼教”慢慢变得情感化,尽力调和“情”与“理”之间的矛盾,是冯梦龙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也是他思想深处矛盾的外化、自身复杂经历的体现。早年的冯梦龙风流倜傥,随着自己的感性体验任意漂流烟花里,重情而任情。不过,从幼年起就受到的儒家教育的深刻而扎实的影响,又在冯梦龙的心灵及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理”与“礼教”对他的影响之深,可能远远超过他本人在当时所能意识到的程度。冯梦龙一生行在科举之路上,在骨子里,他最愿意、最想成为的人,依旧还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之后勤勤恳恳做个好官清官,最终“致君尧舜上”,在传统、正统的科举入仕之路上顺利前行的官员。他有这样的人生理想,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科举之路坎坷而漫长,但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编选的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把一部分作品当作“六经国史之辅”来编选,希冀让这些饱蕴深情真意的作品能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
冯梦龙力求把“情”与“理”结合起来,用“情”来推动“理”,用“情真”来实现“教化”。他的种种相关言论,我们可以在其文言小说选集《情史》中找到不少的相关评语。例如,“情贞类”结尾的评语中就说道:“情主人曰: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作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彼以情许人,吾因以情许之;彼以真情殉人,吾不得复以杂情疑之,此君子乐与人为善之意。不然,舆台庶孽,将不得达忠孝之性乎哉!”冯梦龙在表面上对“情”“理”和“礼教”有一个较为严格的区分,指出属于礼教层面的“忠孝节义”是道理上的事情,是为了社会需要而强行执行的行为规范,外在于人而存在。他认为,人们如果能从情出发,发自内心深处地自觉作出这样的选择,愿意执行这样的规范,那么这些规范、所执行的礼教就又成为合理的存在。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才能够让人们跨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鸿沟与交流障碍,把礼教内化。在《情史序》中,冯梦龙更是直言“六经皆以情教也”,想要将市民意识与封建正统观念调合起来,将“情”与“理”联系并有机结合起来的主观意愿便不加掩饰地表白出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冯梦龙在《情史序》中提出了“愿得有情人,一起来演法”的办法,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情教”理想。这与传统儒家文艺思想重视、强调文艺的教育功用,习惯通过文艺作品来劝善惩恶、帮助教化的确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的。
冯梦龙把深蕴真情真意的真文学作为自己传播教化作用的工具与武器,甚至将其作用上升到了“情教”的高度,只是说明了他对这些作品的高度认同,说明这些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丝毫不亚于那些佛教、道教经典与教义在各自的教众心目中的重要性。至于他是否真正想要成立一个“情教”,把自己封为“情教教主”,其实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正如陈曦钟在《冯梦龙》一书中所说:“忠孝节义是封建道德范畴,六经国史是儒家正统典籍,冯梦龙要求通俗小说宣扬忠孝节义,成为‘六经国史之辅’,这无疑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不过,我们只承认这种做法反映出了冯梦龙思想的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想要通过科举之路而“致君尧舜上”的书生,冯梦龙在主观认识上肯定想要宣扬一些隶属于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东西。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冯梦龙毕竟还是一个生活在明代晚期苏州的典型文人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他在主观上愿意不愿意,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晚明社会重货好利、追求适情顺意声色享受、在乎人之所以称为人的一些个性化特征等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他虽然在主观认识上命令自己要让“三言”中的故事起到担当“六经国史之辅”的重要教化作用,但在实际的编选过程中,他又会不由自主地受到人性与人情的本真呼唤,去选择一些至情至性的真文学;他人为设立了一个“教化”标准,自己却经常服从内心深处的声音而不由自主地突破这个“教化”标准。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三言”里面的那些闪烁着真性情与人性、人情光辉的诸多人物形象,那些不同以往的爱情与婚姻、友谊与义气、神仙与怪奇、官场与官吏,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从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冯梦龙以“六经国史之辅”的名义来强调通俗小说的重要作用,是有助于提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的。小说,这种被儒家称之为“小道”的文学样式,从产生伊始到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长期以来并不受重视,被儒家正统文人们排除在正统文学之外的时间未免过长。与冯梦龙生活年代相近的明代著名学者、诗人、文艺批评家,创作了《诗薮》的少室山人胡应麟,布衣一生,在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与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可以称为一代学术巨匠。即便是这样一位见识深广的人,他一方面欣赏《水浒传》,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大力称扬《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述情叙事,针工密致”,却又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余每惜斯人(此指《水浒传》的作者),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长,政使读书执笔,未必成章也。”在胡应麟的心目中,小说依旧只是“至下之技”!虽然在冯梦龙之前,已经有一些人针对历史演义提出了一些类似的看法,比如,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提出历史演义可以“羽翼信史”;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里提出历史演义可以被视作“正史之补”。不过,冯梦龙把包括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在内的原本被认为是“至下之技”的所有通俗小说都提高到了“六经国史之辅”的地位,比前面两位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意义深远。
冯梦龙提倡教化论,与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对明中叶之后的思想界及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王阳明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活在明代中叶的王阳明,亲眼目睹了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想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天下人。在其已收入《王阳明全集》的《传习录》中,王阳明提出了有名的“良知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冯梦龙受王阳明的影响很早,在他编辑评点的《古今谭概》《智囊》等文言小说选集中,就辑录了有关王阳明的逸事。
崇祯三年(1630),冯梦龙援例出贡之后,思想日趋保守,受王阳明的影响逐渐加深。正如傅承洲在《冯梦龙文学研究》中所言:“作为朝廷命官,他得为维护其统治服务,文武兼备的王阳明成为他崇拜、效法的对象,接受王阳明便在情理之中。”冯梦龙晚年创作过一篇关于王阳明的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收入《三教偶拈》一书。在《序》中,冯梦龙说:“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在这篇传记小说中,冯梦龙对王阳明的“心学”作出了如下评价:“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扶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有诗为证:‘世间讲学尽皮肤,虚誉虽隆实无用。养就良知满天地,阳明才是仲尼徒。’”王阳明用自己的思想来启迪世人的“良知”,施行教化;深受其影响而身为通俗文学旗手的冯梦龙,通过自己编选、创作的文学作品来施行教化、启迪世人,方式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