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收入《警世通言》的《老门生三世报恩》,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明确无误由冯梦龙自创的作品。“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话本开头所选的入话诗里的这最后两句,是发自冯梦龙内心深处最真实也最无奈的声音。“大抵功名迟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达。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这老少二字,也在年数上,论不得的。”入话部分的这几句话,直接说明了冯梦龙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
满腹经纶而才华横溢的冯梦龙,一生蹭蹬科场,五十七岁高龄才援例出贡,做了一个小县城——丹徒的文教长官,六十一岁时才做了福建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寿宁的知县,空怀一腔热情和一肚子好文章的他,内心深处对能遇到赏识自己这匹“千里马”的“伯乐”考官、能在科场有所斩获是存了非常强烈而真挚的期盼的。也正由于此,他在《老门生三世报恩》这篇话本小说里,会有意无意地留下自己的影子,表露自己的愿望。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学识,之所以屡试不第,只能归结为运气不好,归结于自己的“命”不好,在这篇小说主人公鲜于同身上,冯梦龙寄寓了自己对科举与仕途所怀有的美好愿望与梦想。
《警世通言》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当时的冯梦龙已经五十一岁了。《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的写作,最迟就在这一年,或者比这个时间略早一点。“才高而数奇,志大而命薄”——这是作者对鲜于同命运的评价,其实,也是冯梦龙对自己过了五十岁还没能中举的坎坷科场路的感叹。
明代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的秀才鲜于同(字大通)是这篇话本小说的主人公。他八岁时就举了神童,十一岁游庠,被补为廪生。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年少即展露了聪慧的鲜于同,这样一位才学出众甚至将董仲舒、司马相如等人不看在眼里的鲜于同,这样一位胸藏万卷、笔扫千军而把连中三元看成自己囊中之物的鲜于同,他的科场应考之路,实在是过于坎坷。他年年去参加科举考试,年年下场却只落了个看客的结果,始终没有机会一展长才而被“朱衣点额”“黄榜标名”。等到鲜于同三十岁时,按照惯例,按照年资排辈,鲜于同获得了被照顾而得以“出贡”做一个小官的资格。可是志大才亦高的他,又怎么会将“贡途”的这样一个“小就”前程放在眼里,便将机会让给了其他秀才,还得到人家的一点酬谢。从这一次开始,鲜于同仍然屡试不中,到了四十六岁这一年,他已经让了八次贡,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去做岁贡官,一定要经由科举考试,做一个科贡官。我们来看看这首名为鲜于同所作,实则寄托了冯梦龙自己蹭蹬科场备尝坎坷艰辛却始终矢志不渝的心意与志向的诗:
从来资格困朝绅,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凤歌诚恐殆,叶公龙好岂求真。
若还黄榜终无分,宁可青衿老此身;
铁砚磨穿豪杰事,春秋晚遇说平津。
鲜于同用汉代平津侯公孙弘五十岁才开始读《春秋》,六十岁时对策第一做了丞相并封侯的事迹来激励自己,继续参加考试。天顺六年,五十七岁的鲜于同仍然勤奋不倦地谈文论艺,为考试作准备。鬓发逐渐有些斑白的他,仍然挤在那些年少的后生队伍里,难免让他们看不起,有些人把他当作应该“望而避之”的怪物,也有些人把他视为可以“就而戏之”的取笑工具,他都默默承受了。
不仅一同求学应考的后生们这样对待鲜于同,就连兴安县知县、身任父母官和考官大人的蒯遇时(字顺之)也以爱少贱老、不能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他。少年科甲出身的蒯遇时是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氏,他喜欢谈古论今并爱好文艺,本也是一个爱才之人,只是,他心目中的有才之人,只能是少年后生;那些年长而老成的,在蒯遇时眼里都是过时而无能的人,常常口称“先辈”来戏谑欺侮一番。
这一年的乡试就要来到了,在乡试之前的县里录科中,蒯遇时知县把全县秀才的考试卷密封起来阅卷,自认为凭自己的眼力,选拔出来的第一名必定是公允而出类拔萃的,称赞这份试卷上的文章“大有吴、越中气脉,必然连捷,通县秀才,皆莫能及”。到后来,拆开密封处一看,这被选出的案首,原来就是被“贱老爱少”的蒯知县经常瞧不起的“怪物”兼“笑具”鲜于同。这时的蒯知县虽然懊恼甚至生了一肚子气,但已经来不及了。好在除了第一名被鲜于同这个“先辈”老人阴差阳错夺取外,其他选中的都是少年英俊,蒯知县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去了。
等到参加乡试的时候,兴安县的蒯遇时蒯知县被聘为《礼记》房的考官。鲜于同误以为选了他做案首的蒯知县喜爱他的文章,既然蒯知县担任《礼记》房考官,自己考的又是《礼记》,那考中自然是十有八九能成了。谁知道蒯知县“贱老爱少”并不是一味的“个人爱好”,他心底也有自己的打算与“小九九”——取一个少年门生,能多做几年官,自己这个房师不时还能依靠仰仗他一番;取那些年纪已经大了的考生,做不了几年官,给自己这个房师也帮不上什么忙。因此,蒯知县打定主意,阅卷之时,绝对不能选中那写得齐整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多半是年纪比较大的夙学之士写的;蒯知县要选那少年初学之人的文章,标准是——“嫩嫩的口气,乱乱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论,愦愦的判语”,这样的文章,自然不会是“先辈”鲜于同所作,这样选择,蒯知县认为自己才能避免再次取了鲜于同,不再被众人笑话。
蒯知县按自己的想法选取了几个“不整不齐,略略有些笔资的”,大圈大点并呈给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字。过了几天,主司和各经房的考官一起到公堂上拆号填榜,那《礼记》房的卷首竟然又是鲜于同!这才叫真正的阴差阳错呢——鲜于同得知蒯知县是《礼记》房考官,误以为自己“有关系有靠山”,考中必定十拿九稳,就多喝了几杯酒,吃坏了肚子,跑肚不止,考试时一边写文章,一边还要不时去拉肚子,连着三场考试都是草草结束了文章,他以为自己这次一定考不中了。谁想到偏偏这次蒯知县为了避开他,专门挑选的就是不够“齐整”的文字,又让他误打误撞,中了乡试的第五名正魁!而整个兴安县当年也只有他一人考中了举人!蒯遇时虽然闷闷不乐,但不懂得其中关窍的鲜于同仍然把蒯知县当作两番知遇自己的大恩人看待。第二年,已经五十八岁的鲜于同进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中。他没有听从蒯遇时的劝告以举人的身份去选官,而是回家继续苦心读书,准备参加下一次会试。
三年之后,鲜于同六十一岁了,第二次来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他于考试前做了一个考中了的梦——自己中了正魁,名列会试录上,只是会试录上标明他考的是《诗经》而不是《礼记》。急于并且痴心于考中功名的鲜于同自然深信梦中的提示与暗示,就改报了《诗经》去考试。天缘巧合,因为为官清正,蒯遇时知县被调到北京,担任了礼科给事中的职务,这一年又进了会试经房。蒯遇时为了避开鲜于同,就决定改阅《诗经》卷子,他依然不愿意选取那些年纪已大的考生,就选取那些“有些笔资,不妨题旨影响”的他认为的“少年之辈”的文章呈了上去。揭榜之时,蒯遇时所阅的《诗经》五房的头卷列在第十名正魁,依然是——鲜于同。鲜于同前来拜会对自己有数次“知遇之恩”的蒯遇时,蒯遇时问他为什么要把考试内容从《礼记》改为《诗经》,鲜于同给蒯遇时讲了自己梦中的情形。蒯遇时感叹鲜于同是“真命进士”,从此之后对他的情谊加厚了几分。
就这样,被蒯遇时三次鬼使神差、阴错阳差录取的老门生鲜于同,在他六十一岁这一年,殿试时录在二甲头上,终于考中了进士,被选为刑部主事。老门生终于有所成就,不枉他一世苦心读书,话本的后半部分,集中写鲜于同如何回报蒯遇时的知遇之恩,这也是冯梦龙笃信因果报应思想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集中体现。我们在前文中说到了冯梦龙在写爱情婚姻、写友谊义气等题材时所反映出来的因果报应思想,在《老门生三世报恩》这篇小说中,这种因果报应思想则体现得更加集中而浓烈。
因果报应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周易》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简单朴素的善恶因果报应论。东汉时期,人们相信因果报应的种种行为在王充的《论衡》一书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佛教传入我国之后,东晋的著名佛教领袖及灵魂人物慧远,把印度佛教中的“业报轮回说”和我国传统的因果报应思想结合起来,得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因果报应学说。慧远的“三业”“三报”观念写在了他的《三报论》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统治者用它来更好地麻痹、约束、管理百姓;老百姓用它来作为精神寄托,祈求来世的平安喜乐;作家们也把它不厌其烦地写入各种文学作品之中。
冯梦龙就是一位信奉因果报应思想的典型作家,他在为李玉的戏剧作品《人兽关》所写的“叙”中,曾经有这样的表述:“支那世界,大抵德怨之薮也。然有一大利焉,曰报。报者,动于人心之不自已。而治天下者,藉为不斧不钺之劝惩者也。德而无报,谁相劝于树德;怨而不报,谁相惩于造怨。”冯梦龙深信因果报应思想,他认为正是由于因果报应的真实存在,才能让人们心生敬畏,让人们为了得到善报而去“树德”做善事;让人们为了避免恶报而不去“造怨”做坏事。
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因果报应思想最为基础的内容。许多果报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都是扁平而单一的,善就善到软弱可欺,恶就恶到一塌糊涂,少有变化。与其他小说相比,《老门生》一篇中没有绝对的坏人。蒯遇时对鲜于同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承认自己当年对鲜于同的确有一些偏见。
小说的后半部分,蒯遇时因为在礼科衙门直言敢谏而得罪了大学士刘吉,被刘吉罗织罪名下到诏狱中,奉承刘吉的刑部官员想要把蒯遇时置于死地。幸亏鲜于同的周旋与照顾,蒯遇时才没有吃亏;鲜于同又联合同年们一起求情,使蒯遇时得以被从轻发落。蒯遇时有感于自己的“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阴”,承认幸亏有鲜于同这个老门生,自己才得以保住性命。这是老门生鲜于同的第一次报恩。
六年后,鲜于同应该升任知府了。他得知蒯遇时的儿子蒯敬共因为与豪户查家争坟地疆界而惹了官司——查家走失了个小厮,诬告是蒯敬共打死的。为了想办法洗脱蒯敬共的嫌疑与罪名,鲜于同特地讨了管理蒯遇时家乡仙居县的台州府的缺,赴台州知府任。鲜于同秘密派人到处寻找缉拿查家的那个小厮,终于在杭州抓到了他,审问清楚小厮是自己逃走,与蒯敬共没有任何关系。在鲜于同的认真仔细核对办理之下,很好地平息解决了这次纠纷,让两家都心服口服。蒯遇时再次感叹自己当年“树荆棘得刺,树桃李得荫”,承认幸亏有鲜于同这个老门生,自己的儿子家人才得以安然无恙。这是老门生鲜于同的第二次报恩。
担任台州知府三年之后,官声大振的鲜于同升任徽宁道兵宪,后又升任河南廉使。他把蒯遇时的孙子蒯悟接到家中与自己的孙辈一起读书,力荐蒯悟举了神童,三年后把自己的三百两俸银赠送给学有所成的蒯悟作为笔砚之资,亲自把蒯悟送回台州府仙居县。这是鲜于同的第三次报恩。此时,正值蒯遇时于三天之前病故,鲜于同自然痛心涕泣祭奠一番。蒯敬共转述蒯遇时的遗言如下:“先父遗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爱少贱老,偶尔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后来许多年少的门生,贤愚不等,升沉不一,俱不得其气力,全亏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终看觑。我子孙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鲜于同也坦言自己之所以三次报恩,惠及蒯遇时家中祖孙三代,为的就是让普天之下的人们不要再爱少贱老,知道老成人也有老成人的好处。
也许,冯梦龙对科举考试的八股取士制度的否定没有后来人否定得那么决绝坚定,但他确实是在作品中比较早地批评这一制度的先驱者。在这篇小说的末尾,已经五十来岁的冯梦龙用一首小诗总结了他对科举考试能否成功靠命运不靠才华的认识:“利名何必苦奔忙,迟早须臾在上苍。但学蟠桃能结果,三千余岁未为长。”
崇祯十三年(1640),在冯梦龙去世之前四年的一天,山东淄川县城以东七里许的一个普通的村落蒲家庄里诞生了一个小婴儿。若干年后,他登上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艺术王国的巅峰,他的作品集叫《聊斋志异》,他名叫蒲松龄。与冯梦龙一样,蒲松龄也是在文学方面作出大成就、留下有深远影响作品的文学家;更与冯梦龙一样,蒲松龄也是在科场蹭蹬偃蹇多年而没有考中举人,以七十二岁的高龄援例出贡,他们的经历何其相似!
蒲松龄的高祖蒲世广是县学的廪生,曾祖蒲继芳也是县学的秀才,祖父蒲生讷默默无闻,但祖父的堂弟蒲生汶中了进士,曾经做过玉田县知县。蒲松龄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康甚至称得上富足的诗书世家。顺治十五年(1658),十九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得到当时的山东学政、文学大家、著名诗人施闰章(愚山先生)的赏识,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可谓少年得意。可惜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不忘进取的蒲松龄始终没有考中举人。七十二岁援例出贡时,面对朋友们的祝贺,他写了这样一首酬答诗:“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科场考试五十多年的坎坷艰辛路,白了青丝,老了少年,却始终未能达成心愿。这样的失意,这样的凄苦,在诗里黯然呈现——即使做梦也是带着羞愧的。冯梦龙把自己科场失意屡试屡败的经历写进了话本小说《老门生三世报恩》里,批评八股取士制度的不合理,期盼自己能得到像老门生鲜于同一样的好运气;蒲松龄则把自己五十多年来科场失意与伤心的痛切体验凝练到一篇文言小说《叶生》里,用叶生的故事和思想感情来寄寓自己的心酸与悲苦。冯镇峦认为:“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我们来一起品味一番这篇《叶生》,比较一下这两位时代相近而各自经历科举坎坷路的文学大家的不一样的心路历程与体验。
“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这是《叶生》言简意赅的开头部分,我们不妨把“淮阳叶生”四字换成“淄川蒲生”,这一段文字即成为蒲松龄对自己一生遭际的概括,是他一生科场坎坷道路与惨淡经历的凝练。“不遇”是前因,下文叶生的得“遇”,便成为与之相对应的后果。关东人丁乘鹤来到淮阳做县令,看到叶生所写的文章,又惊又喜;和他见面之后,更是大为欣赏,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丁乘鹤请叶生到他的县衙官署里来读书,给他提供灯火费用,还不时地赠送一些钱财粮食物品,帮助叶生养家。乡试预考的时候,丁乘鹤向学官推荐叶生,帮助他考了第一。正式考完试后,丁乘鹤向叶生要他的应试文章来读并大加赞叹。只可惜,这位欣赏叶生的丁乘鹤是县令父母官,却并不是能掌握他科场命运的学官。放榜之后,叶生依旧铩羽而归,怪只怪“时数限人,文章憎命”。
与冯梦龙一样,蒲松龄也把叶生这次应举不中的原因归结为机遇与命运。至于屡试不中落第之后的具体心理感受,正如蒲松龄四十八岁那年,因为太过匆忙迫切而违反了考试规则,在誊录考卷时一次翻起两页,在试卷中留下了一张空白页——“越幅被黜”落第之后所写的那首《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词中所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痴坐经时总是梦,念当局,从来不讳输。所勘恨者,莺花渐去,灯火仍辜。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问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闷里倾樽,愁中对月,欲击碎王家玉唾壶。无聊处,感关情良友,为我唏嘘。”
再回到小说《叶生》中,失望的叶生因为愧对丁乘鹤这位知己而形销骨立甚至痴若木偶,即使丁乘鹤对他百般安慰,他仍然零涕哭泣不已。辞别丁乘鹤回到家中的叶生很快就病了,卧床不起的他吃了各种药,一点效果都没有。此时,丁乘鹤因为忤逆上司被免去官职,即将离任回归故里了。在临行之前,他写来一封信,邀请叶生去见他一面:“仆东归有日,所以迟迟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则仆夕发矣。”看了丁乘鹤的来信,叶生感动至极,流着泪告诉送信人:麻烦您转告丁公,我现在病重不能痊愈,请他先出发吧。丁乘鹤听了送信人转述的叶生的话,不忍就此离去,依然坚持等待着。几天之后,门房忽然通传说叶生来了,叶生说自己病情有了好转,可以陪伴在丁公的左右了。
丁公带领家人与叶生一起回到故里,叫自己已经十六岁的儿子丁再昌拜叶生为师。叶生以自己“生平所拟举子业”倾心传授,丁再昌聪慧而刻苦,参加乡试中了第二名。面对这样的结果,丁乘鹤感叹:“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这样的优秀人才被埋没,感叹唏嘘的不仅是丁公一人,读到此处,读者心中自然会涌出这样的感叹。而叶生的回答,应该能代表蒲松龄等蹭蹬科场而不得志的有才之人的共同心声:“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己,可无憾,何必抛却白纻,乃谓之利市哉。”冯镇峦认为这段话是为古今怀才不遇之人放声一哭的文字,的确是不刊之论。学生丁再昌的考中对叶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使他流露出一些豁达与淡定,可那种挥之不去的落寞与忧伤,我们也不难从字里行间体味出来。
丁乘鹤与儿子丁再昌给予了叶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丁公劝叶生参加考试,让儿子丁再昌花钱为叶生买来一个可以直接参加乡试的监生资格。丁再昌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了进士,授了部中主政,他带着叶生一起赴监,朝夕相处而处处关心。一年之后,叶生终于得偿所愿,在顺天府参加乡试并考中了举人。正巧丁再昌被派去河南公干,便带叶生一路同行,让叶生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而去。
抵达叶生的故乡淮阳之后,丁再昌派人送叶生回家,只见满目萧条的门户。叶生缓慢且迟疑地走进院中,正好他的妻子拿着装有垃圾的簸箕从屋里走出来,看到叶生,妻子满脸惊恐,丢下簸箕惊叫着想要逃走。叶生满心凄凉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举而显贵了,只是三四年没有相见,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妻子远远站着不敢过来,说:“你死了已经很久了,又说什么显贵不显贵呢……”原来,我们在小说的后半段看到的那个叶生,只是一个因为夙愿未偿而痴心未改的鬼魂。当年病重卧床不久,他便死去,从跟随丁乘鹤一家回乡之时开始,他便成为一个心心念念于科举考试,仍然为朋友之子、为自己的功名而奋斗不息的鬼魂!叶生妻子后半截的话语,让我们对整个过程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将卜窀穸,勿作怪异吓生人。”原来,因为家贫子幼,妻子无力掩埋叶生,只好还将叶生的灵柩停在屋中。现在他们的大儿子也快长大成人,他们正要为叶生选择墓地,妻子让叶生安息,不要出来做怪异状吓唬活着的人了!这样的“真”与“幻”的交相辉映,读来确实非常吸引人。叶生已经做了鬼,但他仍然有人的感情、理想与信念,听了妻子的一席话,他抚然而惆怅,缓慢而迟疑地走进屋中,看到停放在屋中的灵柩,扑然倒地而消逝不见,地上只剩下他的衣帽鞋袜。
如果说冯梦龙的《老门生三世报恩》是借老门生鲜于同阴差阳错的科场命运来寄寓自己的愿望并对八股考试制度加以批评的话,那么,蒲松龄的《叶生》则是以“鬼故事”的方式,精心描绘出科举制度之下一个悲惨、沉重而又发人深省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之下,制造出了多少个像叶生一样的冤魂?这个问题,蒲松龄留给后世的人们去思索!
明清时代是科举考试制度非常成熟甚至鼎盛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选拔出来的。这种既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又没有多少艺术价值,更体现不了多少施政理念和措施的八股作文方式,成为人们思想以及行为的桎梏与限制。除了冯梦龙与蒲松龄,明清时代还有许多思想家和文学家对这种八股取士制度提出批评,进行激烈的抨击。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指出:“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记载了清初思想家、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对八股文中肯的针砭:“如弃选举取八股,将率天下贤愚而八股矣。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
清代著名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一批当官便是贪官污吏,乡居便是土豪劣绅的举人、进士、监生、贡生,他笔下的范进、周进、汤奉、王惠、严监生、严贡生、马静、鲁编修……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充满着各类儒林丑类的世界,以揭露和讽刺八股取士制度。吴敬梓还在书中借小说人物之口直接表达自己对八股取士的认识:“这个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老门生三世报恩》是现在能唯一确凿认定由冯梦龙自己创作的小说,冯梦龙也是比较早地批评八股取士制度的先驱之一,我们品读、赏析他所编选的“三言”故事,感受他所营造出的“三言”奇幻瑰丽世界,就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