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根据傅承洲的研究成果可知,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成书于崇祯元年至三年之间,也就是冯梦龙援例出贡之前。
余卲鱼有《列国志传》,冯梦龙有《新列国志》,顾名思义,大家理所当然地会认为冯梦龙之“新”志是对余氏《列国志传》进行改订、增补所得之书。果真如此吗?
《东周列国志》
余卲鱼《列国志传》共计八卷二百二十六则,二十多万字,不分回,每节随事立题,主要写的是商周春秋列国故事,起自妲己驿堂被魅,讫于秦一统六国,时间跨度将近八百年。涉及西周的有三十四则,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
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共计一百零八回,七十多万字,主要集中写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五百多年,很少涉及西周部分。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凡例》中指出:“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此外还列出了余氏旧志的不少缺点,诸如自造姓名、时间颠倒、窜入传说、不谙古制等。
余卲鱼与冯梦龙的两本书,篇幅差距有近五十万字,所描写的时间跨度也有较大差别,冯梦龙对余氏旧志有许多不满,让他花费精力去增补这样一部疏漏多、不连贯、不顾是非任意杜撰的著作,可能性不大。所以,《新列国志》应该是冯梦龙根据丰富的历史记载,融入自己的史识和思想进行的重新创作,并不是他根据余卲鱼的《列国志传》而进行的改订与增补。可观道人所作的《新列国志叙》也指出:“墨憨氏重加辑演,为一百八回。”可观道人说的“辑演”,应该就是搜集、整理、演义的意思,即冯梦龙收集了丰富的史料,演义而成小说,完成了新的创作。让大家普遍认为《新列国志》是对余卲鱼《列国志传》的增补和修订,书商叶敬池在《新列国志》扉页所载的一段广告误人不浅:“罗贯中小说高手,故《三国志》与《水浒》并称二绝。《列国》、《两汉》仅当具臣。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脍炙人口,今复订补二书,本坊恳请先镌《列国》,次当及《两汉》。与凡刻迥别,识者辨之。”作为一个书商,主要还是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在扉页登载广告顺理成章、无可厚非,不过,如果广告语中存在模棱两可的话语,那就很麻烦了。叶敬池的这段话,先说是“订补”二书(《列国》《两汉》),后又说它们“与凡刻迥别”,原本就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在介绍冯梦龙的家世及个人学习经历时已经说到过,他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知识面非常广,王挺的《挽冯梦龙》一诗所说的“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戏曲家沈自晋所说的“龙子在多闻”,都不是溢美之词,而是符合客观情况的。由冯梦龙在《新列国志·凡例》中的介绍我们知道,他在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时,以《左传》《国语》《史记》中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同时还参阅了《孔子家语》《公羊传》《谷梁传》《晋史乘》《楚史梼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以及刘向《说苑》、贾太傅《新语》等史料,铺叙演义、重新创作而成。而冯梦龙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所选择的专业科目是“春秋”,在麻城时还与一干志同道合之人组织文社共同研读《春秋》,身为一位以治《春秋》而著称的经学家,又编写过《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一系列与《春秋》有关的“高考参考书”,冯梦龙当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非常熟悉,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春秋史专家”。加之,他在叙事体文学方面的杰出造诣,文史珠联璧合,互映生色,正是《新列国志》的高妙之处。
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在明清时期,涌动着创作历史演义的热潮,就像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说的那样:“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别架。”从夏商周开始,几乎每朝每代都有演义,汪洋浩瀚,几乎可以与正史分庭抗礼,这是当时可观道人所能见到的情形。在他之后,历史演义的创作热潮并没有止息,最少共有将近八十种历史演义出现。创作历史演义小说,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作家虚构、演绎之间的关系。
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指出,历史小说要“羽翼信史而不违”,这代表了明代作家、批评家的一种观点,即在创作历史小说时,要严格地恪守史实,不允许虚构。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则提出:“凡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讲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虚实参半,以营造情景交融而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冯梦龙在重写、创作《新列国志》时,追求“凡列国大故,一一备载,令始终成败,头绪井如,联络成章”,尽量避免余卲鱼旧志中存在的疏漏,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姓名、时间、事件、制度、地名等具体细节时,都会不厌其烦地一一翻检、核对,创作态度严谨,显然,冯梦龙所认同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就是前一种,即“羽翼信史而不违”。
可观道人还曾评价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诚然,在创作过程中,冯梦龙对一些历史细节也会加以润色和处理,也会增加一些细节描述。这样的创作理念与实践,在重现历史真实方面可能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这样一来,它的可读性与文学价值,必不可免地会受到影响。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批评过的,包括蔡元放曾经评点过的《东周列国志》(《新列国志》的蔡元放评点本)在内的讲史小说:“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言辞,又惮于叙事。蔡奡《东周列国志读法》云:‘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从经传上来。’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拘于史实而使文学创造力受到限制,不可否认,是包括冯梦龙《新列国志》在内的众多历史小说的一大缺点,但,从另一方面说,借演义小说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向民众普及历史知识,文以载道,文以载史,羽翼信史,普及和巩固民族记忆,不能不说,此类历史演义小说功莫大焉。
冯梦龙本人文史并通,对待不同的小说题材,或重于文,予取予求,驾轻就熟,而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结撰,他则存着相当坚定而显得拘谨的创作原则。冯梦龙既主张从事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作家要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对所写历史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又要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恪守史实,用历史真实要求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反对任意虚构创作,是其过于拘谨之处,然而这却是与其向来所持的文学观相一致的。之所以有这样复杂而拘泥的要求,关键在于,冯梦龙没有把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看作真正的文学作品,而是看作为补充正史而写,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评价历史人物及事件,以备后人参考借鉴。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如此的作品。《新列国志·引首》中的这段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冯梦龙的创作动机:“史官论谓幽厉,必有东迁;有东迁,必有春秋战国。虽则天运使然,然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
虽然《新列国志》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其所叙述的史实跨越五百多年,涉及十多个诸侯国的众多人物,无法像《三国志演义》一样,集中注意力去观照和叙述百年间的几个关键人物和一些中心事件。在《新列国志》中,冯梦龙以时间为经,以事件和人物为纬,经纬交错,相互勾连,时间跨度虽长而时序不乱,事件人物纷纭而主次分明,这只有史才与文才俱臻上乘的人才可做到。值得称赞的是,在行文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用周王的年号纪年,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轴,方便定位所写的人物与事件。另外,他的叙述以春秋五霸争雄为主,以战国七雄争霸为辅,穿插其他小国的一些事情,主次分明而详略得当,在情节的过渡和转换方面也做得比较巧妙。与同时期的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相比,《新列国志》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