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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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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

字号:字仲淹,号文中子
生卒:584—617
朝代:隋代
藉贯:隋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
简评: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生平简介

  王通(584——617),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卒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当他出生时,父亲为他算卦,得出“坤之师”,他的祖父认为这是“素王之卦”,“必能通天下之志”,因此替他取名为通。

  他的姓氏可以追溯到汉朝于王莽篡汉时隐居不仕的王霸,先人中也不乏有入仕为官、通达诗书者。如做云中太守,以《春秋》、《周易》教授乡里的王殷、著《春秋义统》的王述、以文学知名的王秀、博考经籍,著《时变论》,做过太仆及国子博士的王玄则,及著《五经决录》的王焕、著《政小论》的王彦等等。其父亲王隆,居家教授,门人多达千余人,在隋文帝开皇初年担任国子博士,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王通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长兄任芮城府君,大弟仕唐至监察御史,次弟王绩则是初唐时相当独特的诗人,而后来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则是王通的孙辈。

  在这样的家庭中,经由耳濡目染,自然可以培养起对学问的兴趣志向,何况据说王通自幼即才智过人,在学习方面又有许多较旁人为便的优势。他曾经从东海李育学《书》,从会稽夏琠习《诗》,从族父仲华学《易》,在诸多名师的教诲下,逐渐形成较佳的学问及品格。

  在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见隋文帝,进奏《太平十二策》,得到文帝的看重,但因当朝公卿阻碍,其志不能推行,于是作《东征之歌》,返回故乡。

  王通弃官归乡后,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修《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远来求学受教者多达千余。门人当中,如河南董常、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较为著名,至后世有以为房玄龄、魏征等也曾受教于王通,则恐不大可信。

  大业十三年,王通因病去世,其门人因《易经》中坤卦的《象传》有“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一句,私谥他为“文中子”。他的著作有《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等,可惜至今日已经散失不传。

学术思想与后世影响

  王通处在乱亡相继而又局势稍稳的时候,所关注的是儒家治世之道,也以儒家自居,以圣人之道为最可推崇向往的理想。但他对佛、老二家并不算排斥,他把老庄、释迦与孔子对举,推佛陀为圣人,论政事崇尚无为之治,从中可见他所在时代的思潮与其自身对诸多思想的容纳程度。

  在政治方面,王通提倡尊王贱霸、修德治民、民贵君轻,认为礼信仁义远重于孤虚诈力。有一回,楚公问他用兵方法,他回答说“行之以仁义”。

  他的政治理想在于建设一个无为自然的社会,民众返璞归真,无争竞之心,所谓“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世,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彰,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这与《老子》中所言何其相似。然而与老子不同的是,王通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社会,必须经由仁义礼乐之路,因此对仁义礼乐极其强调,认为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

  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儒家主张,他认为大臣为了天下,可以废除昏君,举立明君。在政权方面,他承认遵华夏之道者为君,而不看重这个君王是否是异族人,如异族魏孝文帝,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帝王,所谓“乱离斯瘼,吾谁与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除此之外,他更要求国君必须广征民意,“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

  王通的政治主张在当朝未被推行,可以想见的是,传统封建社会总要提出“民”的重要,但绝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所谓的“民贵君轻”。然而有学者认为,虽无具体实例,但可以推断出李唐建国以后,其政治中的民本思想,制度创导、任贤纳谏的风度,在若干程度上受有王通思想的影响。后人所载王通的及门弟子中有房玄龄诸人,这固然是刻意牵攀,但王通门人中当有至公辅者,老师的思想通过参与政治的学生,确实可以真正影响到现实政治。

  在修身伦理方面,王通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极致,以君子为常人可企及之目标。他认为要成为君子,最起码的要求是能行“恕道”。据说他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舒缓自然,平易近人,而对上以敬,对下以谦,自奉简朴而乐于助人,因此在乡里中能够行教化,引来许多虚心求学的门人,可见他对“君子”一词的阐释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在文学方面,王通极力反对当时的华丽轻艳、秀媚靡弱的六朝文风。他批评谢灵运、沈休文是小人,鲍照、江淹是狷者,谢庄、王融是“纤人”,徐陵、庾信是“夸人”,总之,除了文字“约以则”的顔延之、王俭等,当时有些名气的六朝文人,在他看来大多是小则丧身,大则乱国的不利人。他认为诗文在形式上应该精练畅达,典重含蓄,在内容上应该雅正,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这一看法虽不被时人所崇,却在唐代文人那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唐代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项运动,多以为起自陈子昂,但其渊源还可大大上推。可以说,隋朝李谔、王通对六朝文的攻击,对“文以载道”的提倡,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打下了思想觉醒的基础,在初唐四杰的作品中,已可发现其作文的观念较六朝有所改变,直至韩愈,古文运动终于如火如荼的展开。如果把这一过程中的理论提出来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其渊源有自。

相关著作

  依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王通曾作《中说》一书,而阮逸所作的序中,以为此书是王通门人篡集,依据《文苑英华》中王通之孙王勃所说,此书由王通之子,王勃之父缀集最终成书。总之,《中说》一书应当为王通的门人、后人著作,但必然保留有王通论道讲学的真实见解。王通自己著作的书,多未能流传至今日,因此,当代人如果要了解这位隋末大儒的言行思想,仍不能绕过这本《中说》。

  这本书在后世学者中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如宋朝的程颐、明朝的宋濂等认为此书地位在《荀子》、《法言》以上,而如清朝的姚际恒则认为此书舛错悖戾,最好是把它烧掉。可见不同学者对此书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

  《中说》,一称《文中子》,分为《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等十篇,以一篇为一卷,记载王通与其门人的问答,其体例则是完全模仿自《论语》。

相关著作试读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

  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夫乐,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王化始终所可见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动植矣,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凤皇何为而藏乎?”

  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

  子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多敛之国,其财必削。”

  子躬耕。或问曰:“不亦劳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亡职者,罪无所逃天地之间,吾得逃乎?”

——《文中子·王道》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让终焉。必也有圣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故以放弑终焉。必也有圣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旷,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

——《文中子·天地》

  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抃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揔,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子曰:“郡县之政,其异列国之风乎?列国之风深以固,其人笃。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变也,劳而散,其人盖伤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县之政悦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抚我也,其臣主屡迁乎?及其变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无所伤焉。虽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问列国之风变,伤而不怨;郡县之政变,怨而不伤;何谓也?”子曰:“伤而不怨,则不曰犹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伤,则不曰彼下矣。吾将贼之,又何伤?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义存焉;六代之季,仁义尽矣。何则?导人者非其路也。”

  子曰:“美哉,公旦之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谤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孙相承,而宗祀不绝也。内实达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祸乱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故迁都之义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

——《文中子·事君》

  贾琼问:“何以息谤?”子曰:“无辩。”曰:“何以止怨?”曰:“无争。”

  子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

——《文中子·问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