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同治鄞县志》

《同治鄞县志》的作者是董沛、张恕、徐时栋。董沛(1828—1895),字孟如,号觉轩,鄞县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任江西建昌、上饶等县知县。以诗、古文负盛名,又精通史学,著有《两浙令长考》《唐书方镇志考证》《竹书纪年拾遗》《甬上宋元诗略》《甬上明诗略》等,与同县名儒徐时栋为忘年交。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柳泉,学者称“柳泉先生”,鄞县名儒,清著名藏书家,先后有烟屿楼、城西草堂、水北阁3座藏书楼。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人,一生校勘文献甚多,尤致力于地方文献,著有《四明六志校勘记》等。张恕(1790—1878),字贯一,号铁峰,鄞县人。道光八年(1828)举人,工书勤学,亦精通史学,著有《四明水利考》《四明文献类编》《四明谈助正伪》等。
《同治鄞县志》创修于清同治七年(1868),由徐时栋主其事,次年移局于其私邸。同治十二年(1873),徐时栋病重将殁,临终执董沛手,以志局事郑重相委,翌年书成,光绪三年(1877)刊印,故又有称“光绪志”之说,“同治戊辰,戴侯幹庭设局校士馆,余与陈君子相、徐君同叔总之。延聘才彦,分任编校,而受其成于董君觉轩”^①。全志共75卷,现抄目录如下:
卷一:建置表。
卷二:星野、疆域、风俗(岁时、义举)、乡里(市镇)。
卷三:城池(街巷)、公署(邮站)、坊表。
卷四至卷五:山川。
卷六至卷七:水利。
卷八:户赋(盐课、仓储)。
卷九:学校、书院(里墅、族墅)。
卷十:兵制、海防。
卷十一至卷十三:坛庙。
卷十四至卷十六:大事纪。
卷十七至卷十九:职官表。
卷二十至卷二十三:选举表。
卷二十四:武卫表。
卷二十五:名宦传。
卷二十六至卷四十四:人物传。
卷四十五:艺术传。
卷四十六至卷四十九:列女传。
卷五十:列女姓氏录。
卷五十一:寓贤传、仙释传。
卷五十二至卷五十八:艺文。
卷五十九至卷六十:金石。
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四:古迹。
卷六十五:冢墓。
卷六十六至卷六十八:寺观。
卷六十九:祥异、杂记。
卷七十:外国(市舶)。
卷七十一至卷七十二:物产。
卷七十三:方言。
卷七十四:土风。
卷七十五:旧志源流。
《同治鄞县志》在体例上虽以钱大昕所纂《乾隆鄞县志》为蓝本,但并不是依样画葫芦,实际上是有所创新,从而使其体例更加完善,内容也更加丰富。同治志删去了传统志书中普遍设置的“形胜”门类,“其所采摭杂取志中记序之语为多,似涉书生摘句之习,殊为浅陋,今删此门,其有关掌故者则入之杂记”^①,相比乾隆志新增了“大事记”“武卫表”“列女姓氏录”“外国”“方言”等门类。其中“大事记”在志书中出现虽始于宋代,中经一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极力提倡,但民国以前,旧志中列有“大事记”的志书仍屈指可数,即使章氏本人所修志书,也只有《湖北通志》有编年体的大事记。同治志的“大事记”虽不在卷首,但在志书中设置“大事记”门类,记载“县中兵戎、赈恤诸大事”,“至若邑人为妃后、为宰辅及以一甲一名第进士皆历史,帝纪所特书也,亦附著焉”^②,已是难能可贵。“武卫表”类似于他志的封爵表,只不过它是收录以战功膺世职者。“列女姓氏录”收录的是受表彰的贞节烈女中无事迹可写的人,“列女按代为传,其无事迹可征者,别为姓氏录”^③。“外国”一门则是随着时代进步而出现的新门类,清朝进入同治、光绪年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欧美列强依次侵入中国,而清政府在同治年间也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开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因此同治志单独设置了“外国”门类,专门记载与日本、高丽(朝鲜)、闍婆(爪哇)、真里富(柬埔寨)、占城(越南)、暹罗(泰国)、英吉利(英国)、佛兰西(法国)、弥利坚(美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布路斯(普鲁士)等国的交往,这是历代前志所没有的。至于“方言”门的记载,也不同于咸丰志的摘录旧志,但仅限于对鄞县方言词语的释义和个别难字的反切注音或直音,未形成系统体例,尽管如此,仍是旧志“方言”篇编纂的翘楚。
同治志在人物传的编写上赞同乾隆志人物不分类的做法,甚至更进一步,反对设立“孝义”类传,“其别立孝义一门,则无谓也。县人以孝称者莫先于董黯,以义称者莫先于梁宏、郑云,钱志不入孝义,皆列于人物,实为自乱其例”^①,因此同治志除列女、寓贤、艺术、仙释外,皆入“人物”。而且人物传在内容上也比前志丰富,首次记载了人物的别号,“史传不载别号,钱志依之,但乡邦掌故之书究与正史有别,凡有号可稽者均著于传”^②。咸丰志中一些消失的历史上不大光彩的人物,如楼异、郑清之、程徐、沈一贯等,也重新进入列传,唯独两度降清、出卖抗清义士的明末大臣谢三宾除外,由此可见,同治志与咸丰志一样,对历史上不大光彩的人物采取了暗贬的手法,这与章学诚纂《永清县志》时的做法,“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③一脉相承。
同治志还继承了乾隆志言出有据、详于考订的传统。该志充分利用徐(时栋)氏、鄞县卢氏、杭州丁氏的藏书,“详为稽讨”,引用书籍竟达1600余种。对于入志资料,均要求“征引文句,各注所出,略有删节而无增改”,“征引周志及近人志状传记之文,间亦点窜以归雅驯”^④。对旧志的勘误也十分重视,虽然乾隆志为一代经史大师钱大昕所作,但同治志“不震于先贤之名,而力纠其失”,“全书以钱《志》为本,采辑之疏者补之,考证之误者辨之,而引用之舛者核正之,条系各卷,不下千百事”^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