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邓拓同志是我尊敬的良师益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邓拓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的无产阶级高贵品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敌斗争的勇敢坚定,对同志的团结、谅解和帮助,以及他的超人才华,有深刻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逢节日,我和原《晋察冀日报》的同志常到他家去看望他。虽然他工作很忙,但每次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经常谈到夜深人静,他还不让我们走;有时还高兴地用他那刚劲、潇洒的书法,把毛主席的诗词写给我们。如今,每当我们看到邓拓同志的这些手迹,当时他那种意气风发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在悼念邓拓同志的时候,使我想起他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编辑、记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深入虎穴,在斗争的第一线,采访第一手材料
在敌后的残酷战争年代,邓拓同志就是这样培养、教育和使用记者的。每次反 “扫荡” ,每次部队出击,他都召集我们几个青年记者,说明意义,要我们立即奔赴前线。敌人每次 “扫荡”边区,总想搞垮《晋察冀日报》,而邓拓同志总是以顽强的斗志,鼓励报社的全体同志,坚持反 “扫荡” ,坚持出版报纸。在烽火中,他写过一首浩气长存的诗: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1940年,八路军在敌后发动了百团大战,我晋察冀边区部队在南面正太路向娘子关、井陉一带出击;在北面,向涞源、灵邱地区敌伪的据点出击。面对这种形势,邓拓同志特别高兴,要我们立即从阜平报社出发,日夜兼程,跟随作战部队,报道百团大战。在他的鼓舞下,大家情绪很高,跋山涉水,边走边说。一位同志个子不高,走得飞快,到井边喝水时,他才停下来,我们开玩笑说他像个 “兔子” ,“这回百团大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前面是阜平、唐县、涞源交界处的五回岭,这是座上下几十里的大山。我们一口气爬上去,到了山顶,环顾太行山的群峰都在我们脚下,心胸豁然开朗。大家放下背包就唱起抗大校歌。我随一分区老三团打三甲村,那是日寇坚守的据点。战斗的结果,敌人全部被歼灭在碉堡里。我从战斗中获得了第一手材料。后来敌人刻碑记述了这次败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敌后搞了一个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配合行动,巩固其 “大东亚圣战” 的后方,加强在中国的占领区的统治,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的阴谋。邓拓同志对此非常注意,他要编辑部揭露敌人的这一阴谋,并派记者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去采访,以获取第一手材料。经过长时间的实地采访,写出了如《治安强化运动的台上和台下》等通讯,有力地揭露了敌寇治安强化运动的阴谋本质,鼓舞和教育了人民。
在每次粉碎敌寇发动的 “扫荡”和 “铁壁合围” 的激烈战斗中,邓拓同志总是派记者到最前线,采访第一手消息。仓夷同志写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就是1941年在阜平和李勇同志一起反 “扫荡” ,他从战斗中获取的材料写成的。这些消息、通讯真实地反映了晋察冀军民英勇机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迫使敌伪虽然进到晋察冀腹地而站不住脚,最后以大败、滚出边区而告终。在反 “扫荡” 中,一分区部队在易县的黄土岭,击毙了日寇阿部中将。这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打死的第一个日本中将。日本军国主义心疼哀鸣,称他为名将之花谢落在太行。邓拓同志抓住这个题目,组织文章在报刊上宣传我军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敌斗志。
1941年反“扫荡”时,报社在四分区平山县滚龙沟坚持出报。邓拓同志让老弱病号到一分区“坚壁” ,留下身体好的编辑,分成三四个小队,坚持出报。中央小队在二庄,由邓拓同志率领; 另在滚龙沟口、大庄和北沟口各设一个小队,各队相距三五里,一有敌情,立即报告二庄小队,编辑部随即转移。这样报社坚持了在反 “扫荡” 中出版报纸。一位编辑同志被俘,但他在被押途中,乘敌不备跳进滹沱河,被水冲到岸边,深夜逃回报社。
1943年,日寇再次对晋察冀边区大举进攻,搞了所谓分进合击的 “铁壁合围” 。《晋察冀日报》在邓拓同志的率领下,从平山县的滚龙沟、陈家院转移到五台、灵寿两县交界的漫山地区,坚持在反 “扫荡” 中出版报纸。邓拓同志把报社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员负责侦察掩护,后梯队员负责编辑出版。邓拓同志和编辑、记者,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人背轻便电台,八匹骡子驮着改装的轻便印刷机和出报器材,在敌人合围的夹缝中迂回转移; 在上有敌机盘旋侦察,四周有敌军包围的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架设电台,突击编写稿件,争出一期报纸。漫山是在深山密林中的一个小村庄,大家住在草房里,吃着煮的南瓜、山药蛋,但同志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热情。当我从二分区蛟潭庄赶到漫山村报告敌情、送稿件时,见到邓拓同志,他虽面黄肌瘦,眼睛熬得通红,但精神抖擞。他告诉我: 敌人 “扫荡”疯狂,情况严重,报纸要坚持出版,坚持和敌人转山头,一是向南回平山、灵寿地区的边区腹地; 一是向西越过太行山,到敌后的敌后。无论到那里,我们的报纸都要坚持出版。他要我通过石咀子封锁线,翻过五台山,到豆村北沟,找五台县党政领导机关,看报社能否到那里坚持出版。同时要采访我党敌后的各项工作开展情况,特别是那里的游击战异常活跃,侵扰得敌人顾前顾不了后,顾东顾不了西的情况。当我从五台县豆村北沟回来时,得悉邓拓同志率领报社同志在灵寿县陈庄后山,向阜平、五台间的白草坨转移时,夜间与敌人遭遇,他骑的马被打伤,他身边的四个同志牺牲了。他和同志们一起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后,转到一个山村,又立即架上电台,派出记者做群众工作,坚持编报出版。
在这次反 “扫荡” 的斗争中,国际编辑组组长胡畏、英文收报员黄庆涛、郑磊俊和职工弓春芳、侯春妮、安志学、曹斗斗等七位同志,在阜平水峪沟和灵寿北营村英勇牺牲。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命令日伪军向所在驻地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晋察冀边区任命了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市的市长和卫戍区司令。我当时随冀中军区部队,扫荡大清河北的敌人,攻克天津郊区重要伪军据点五庆坨,解放了天津南郊地区。中共天津市委在天津近郊区办公。这时邓拓同志率领报社的同志,迁到了刚解放的张家口。他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前线记者设法到敌占区,深入虎穴,在斗争的第一线采访,揭露蒋介石收编日伪军,准备打内战的阴谋。我接到指示,请示了中共天津市委,便和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一位同志一起,化装从子牙河乘小船进抵天津城内,采写新闻。
1945年底,邓拓同志打电报要我返回报社。在1946年初农历除夕,我赶到张家口。艰苦抗日八年,终于胜利了,大家相见时高兴得手舞足蹈,纷纷叙述离别后报社的情况以及受降的种种趣闻。邓拓同志特别高兴。见面后,他对我说: “采访科是报社的采访科,也是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的采访科。记者全都是老记者,都是经过八年抗战锻炼的老同志。你们一定要把工作搞好哇! ”
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报纸编辑部的意见,记者大都派到农村,报道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一天深夜,通讯员送来邓拓同志用毛笔写的一张字条: “奉聂(荣臻)指令,即派得力记者到北平军调部采访。”我立即请示编辑部的领导,当时我和采访科另一记者在张家口随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五执行小组采访,此外在报社已无别的记者。恰好由 《晋察冀日报》调《北平解放报》的仓夷同志刚回张家口,我们共同商定请仓夷同志立即赶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仓夷同志是晋察冀边区的优秀记者,经常深入战斗第一线采访,这次他赶赴北平,由于没来得及很好准备,匆忙上阵,结果他误乘了去大同的飞机,被敌人在大同杀害了。报社同志闻讯后,异常悲痛,大家决心做好工作,为烈士报仇。这年9月,我军反击大同的敌人。邓拓同志亲自率领《晋察冀日报》前线记者团来到大同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但是,他到达后的第二天,张家口来电,有急事要他速回。邓拓同志对他还没有开展工作就要回去,感到十分遗憾。他要我们做好报道工作,并嘱咐我: 捉到了杀害仓夷同志的凶手,立即报告他。
报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共牺牲了25位同志,其中优秀编辑、记者戴华、顾宁 (司马军城)、仓夷、陈辉、胡畏、伊文鲁(女)、田雨、肖逸、罗夫等烈士。每次提到这些同志的名字,邓拓同志都十分激动。在悼司马军城同志的诗中,他写道: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住即开来。
努力学习,积累资料,勤于写作,言传身教
邓拓同志博学多才。他十分注意搜集,抄录和剪存各种书刊报纸的资料,他认为,对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像 “过眼烟云” ,真正所谓成就,也就是在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没有积累,就什么也谈不上。
邓拓同志努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抗战初期他熟读《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并且认真地组织领导我们学习。当时在党内深入地学习、讨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对我们教益极大,使我们对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革命三大法宝的关系等,有了认识,至今记忆犹新。
每次敌寇对晋察冀边区进攻,不管是分进合击,“铁壁合围” ,还是“扫荡” ,他都根据党的指示,撰写社论,从1938年冬他写《论民族自尊心和抗战胜利》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他写了大量的社论,揭露敌人,鼓舞军民。在激烈残酷的反 “扫荡”战斗中,一个月内出版了26期铅印报,发表的20篇社论,大部分都是邓拓同志写的。《晋察冀日报》在反 “扫荡” 中坚持出版,不仅传播了党的指示,传播了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军民斗争的信心,而且锻炼和培养了党的新闻骨干力量,积累了战时出报的丰富经验,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
每次反 “扫荡”胜利后,邓拓同志都召集会议,进行总结,庆祝胜利,还组织修房种菜,赛篮球。有时还自编自演话剧。一次演出《在游击中》话剧时,一个小勤务员上台没经验,慌了,看台上没人说话,他着急了,问: “该我说了吧?”台下观众大笑,喊道: “该你说了! 该你说了! ”革命的乐观主义笼罩着全场。
邓拓同志怀着对反 “扫荡”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念,豪情满怀,用诗歌歌颂了晋察冀边区人民的战斗生活。其中有一首《反扫荡归来》,写道:
太行北峙壮玄黄,群迭奇峰上碧苍。
峦气未消操大野,兵氛才过砌新墙。
秋风处处忙收获,春雨年年乐垦荒。
自是人工天可胜,全凭铁手保家乡。
在敌后开展大生产运动,对支援战争,保证军民供应,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敌人不断 “杀光、抢光、烧光” “三光政策” 的破坏下,种子、农具、耕畜被抢,人被打死打伤或被抓走当 “劳工” ,生产总是受到影响。后来,徐水的游击区有位张瑞同志,搞了个 “劳武结合” 的合作社,新华社晋察冀分社写了新闻发到延安,新华社立即转发,《解放日报》发了社论,邓拓同志对此十分注意,要我们重视这个有创造性的典型事例,指出应当连续报道。
报社当时也组织编辑、记者、工人进行生产,有的做肥皂,有的搞编织,有的到山上开荒。我们几个年轻的编辑、记者到阜平县最高的神仙山上开荒,天很冷,没有房子,都睡在小小的石坎里,身子在里边,脚露在外头。夜间狼跑来嚎叫,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火线剧社的同志掏了两只狼羔子,因此大狼夜间来寻找。当时生活十分艰苦,用水要下山到山沟里取。邓拓同志听说这种情况,派人送来慰问信和油条,鼓励大家。报社还分散经营一些小的手工业制纸作坊。
194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时,邓拓同志专门写了 《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长篇社论,阐明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的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这篇社论号召: “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它应用到每一个具体问题和实际斗争中去。”
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由邓拓同志主持编辑出版了 《毛泽东选集》,共五分册,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卷首的《编者的话》,是邓拓同志写的,内容同1945年七大通过的党章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按照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指出毛泽东同志 “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他强调要读马列原著,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寻章摘句的学习方法。
我是1939年刚从抗大毕业,分配到《晋察冀日报》的,不懂什么新闻采访和写作技巧,半年写的稿件,报社几乎都不用,原因是我对实际问题,对晋察冀边区的各项政策和建设情况不了解。我有些灰心,感到做记者难以完成任务。后来我在灵寿县一个区公所作调查,了解到一些问题,写了份材料,编辑部加了标题 “区政权建设刍议”发表了,邓拓同志鼓励我说,记者就要研究边区的实际问题。
一位同志回忆说: 我们当时编辑稿件,总是有一个框框,老一套,标题也总是八股,一般化。一次敌寇 “扫荡”冀中,我军反击的战果不大,很难标题。我拟了一个 “冀中粉碎敌寇扫荡” 的标题,非常平淡。邓拓同志看了,改为 “冀中平原敌寇决堤,田园千里尽被水淹” ,文中叙述了我冀中军民反 “扫荡”经过。这个题目抓住了本质,而且引人注意,给我教育很大。还有一次,我在反 “扫荡”前写了一篇短文,题为 “反对麻木与惊慌失措” ,邓拓同志阅改后,作为社论发表,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另一位同志回忆说: 我开始做记者,搞了好久,才搞出几篇东西,但报上一登才几百字。后来叫我做行政工作,搞总务去。在邓拓同志领导下,我又做记者,他放手让我采访,充分信任,热情鼓励,后来我终于写了 《狼牙山五壮士》等较好的通讯。
邓拓同志要求记者不仅会采访,还要有编辑业务知识,了解编辑如何取舍,修改稿件。几乎所有记者回社都当过编辑。出去是记者,回来是编辑。这种编采合一的办法,是《晋察冀日报》的传统。这对记者、编辑的成长很有好处。
每次记者出发,邓拓同志都有指示,回社,他要听取汇报。他要求记者掌握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不要罗列事实,要把最重要的写出来,要使人感到亲切。听取汇报时,他很少批评,总是鼓励大家多写,多采集材料,多看书,多想问题。一次,我采访回来向他汇报,他一边听,一边用毛笔飞快地写社论,我心里有些不高兴: “你听见我汇报什么了吗? ”我汇报了半小时,他的社论草稿已写好,发排清样去了。他放下笔说,这篇稿子要赶快送审。你再谈吧,刚才谈的那个问题很重要。我问: 老邓同志,你写稿为什么能写得飞快,不打草稿。他说: 我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回来,在马背上已经打好了腹稿,有了腹稿,写就快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经验,这也是欧阳修所说写 “三上文章” 的经验,在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些采访中,我也是学这个办法,采集材料之后,在步行、骑马、乘车时,尽量打腹稿,以节省时间,争取写作快。
我们在回忆邓拓同志对我们的教育时,对他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勇于承担责任,都有深刻的印象。《晋察冀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曾出了个号外,说这是开辟了第二个战场,这件事受到上级批评。本来这不是邓拓同志直接处理的,但他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进行检查。邓拓同志对原则问题和工作中的错误,是抓住不放的,但批评方式是说服教育。一位同志回忆说: 一次“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邓拓同志要我们注意收广播,我忘了告诉有关同志,结果漏收了头一段。邓拓同志知道后,批评我说:你要及时告诉那位同志就好了,那就不会漏收要闻。后来我们想办法补抄了这段新闻,但却一直感到内疚,觉得自己没有为革命尽忠职守。虽然这件事发生在三十几年前,但至今记忆犹新。如果当时邓拓同志骂我一通,我也会接受的,但恐怕早已忘了个精光,因为那样不能启发我的内心斗争和自觉性。
依靠党委,开展群众的通讯工作,帮助地方办报,培养编辑记者
邓拓同志对办好《晋察冀日报》,是呕心沥血的。他十分注意依靠党办好报纸,重要社论起草后,哪怕深更半夜,他也要送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有时亲自骑马送去,和领导共同研究定稿。在敌人频繁的 “扫荡” 中,尽管斗争十分艰苦,然而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坚持办好报纸,鼓舞边区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彭真同志曾在《晋察冀边区与晋察冀日报》的专论中,表扬《晋察冀日报》: “已成为边区人民的喉舌和思想武器” ,“也是边区人民忠实的言论代表和行动指针。”但是邓拓同志对所获得的成绩不满足,他要求报社一方面依靠分局领导的支持,开展通讯工作,派记者到地委任通讯干事,指导通讯员工作; 在报社内部设立通讯部,密切和作者通讯联系,对每一稿件的处理都有交代,不用的稿件还写出书面意见,告诉作者。在一定时期,分地区或由分局召开通讯工作会议,这样就有力地开展了广泛的通讯工作,使报社得到大量稿件和情况,成为有群众通讯员队伍的报纸。另一方面,邓拓同志把军队、政府、群众团体中的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调到报社当编辑,把报社一些编辑、记者派到各地区,帮助地方办报纸,成立通讯分社。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区的《冀中导报》、平西的《挺进报》,解放战争时期的冀晋区的《冀晋日报》 《石家庄日报》、察哈尔省、热河省的报纸以及各地的新华分社,都有《晋察冀日报》的编辑、记者帮助或参加工作。这样不仅对地方报纸、通讯社是个支持,而且对编辑记者也是一个好的培养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拓同志还是像战争时期那样满怀豪情,战斗在新闻第一线,不停地用笔进行战斗。他不做新闻官,他仍然是编辑、记者,写新闻、社论、杂文,做社会调查。1962年,他赠给原《晋察冀日报》一位同志一首诗,回顾了过去战斗年代的艰辛,这首诗写道:
廿年回首话前尘,尚有故交解苦辛。
创业由来皆草莽,更从建设学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