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第一次接触
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 “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按我们自己的行话来说,对有的作者,就是要抓住不放。邓拓同志就是被我们抓住不放的一个。当他还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候,在我们组稿作者的名单上,邓拓同志的名字就列在前面。很多作者都被编辑部的同志一个个“攻”下来了,唯独邓拓同志,因为他太忙,却始终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
1958年10月,毛主席的《送瘟神》等诗词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我们打算组织一篇解释性的文章。可是,对毛主席诗词中的某些句子,理解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对《送瘟神》中的 “红雨随心翻作浪”一句,有的人认为这是指大炼钢铁的钢花而言。我们向中华书局的同志请教,他们建议我们请教邓拓同志。邓拓同志听到我们提出的问题,爽朗地笑起来,说: “红雨一般泛指桃花,李贺不是讲 ‘桃花乱落如红雨’ 吗?”随即,他又详细谈了对这一句诗和对全诗的理解。他再三强调,他的看法不一定对,最好能再多请教一些人。这是我们和邓拓同志的第一次接触,而且是在电话里。但他的热情、平易、坦率,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更鼓舞了我们向他组稿的信心。
从“诗画配”入手
要组织作者写稿,就必须了解作者,所谓 “知己知彼”。我们知道邓拓同志很喜欢画,也喜欢写诗。他在《人民日报》上就常以 “左海”的笔名发表一些 “诗画配” 。我们决定先从这一方面入手。1960年底,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一个业余美展,我们听说邓拓同志要去看这个画展,于是也赶去,陪他一起看。邓拓同志兴致很高,边看边聊,并且建议挑选几幅作品在报纸上刊登一下。我们顺势提出,希望他能给《北京晚报》写一点 “诗画配” 。邓拓同志说: “ ‘诗画配’ ,要先有画,后才有诗。如果你们能先找到画,给我看看能不能配一点诗。”这样,我们终于和邓拓同志开始建立了联系。
邓拓同志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给吴作人同志画的熊猫的配诗,题目叫 “熊猫图咏”。这是一幅现成的作品,是早就挂在邓拓同志家里墙上的。以后,我们约请吴作人同志和其他画家画了一些画,送给邓拓同志配诗。有的画,是编辑部给画家出的题目。我们曾要求吴作人同志画了几幅他不太熟悉的题材,送给邓拓同志配诗的时候,邓拓同志问我们,这些画是吴作人同志自己的选题,还是编辑部给他出的题目。我们说是编辑部出的题目,邓拓同志认为这是 “强人所难”。他说: “画家各有所长,各有风格,我们不能勉强让他们画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画是创作,离开了 ‘创’字就变成了 ‘硬’作,硬要让人家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舒服。这样的组稿方法是不是应该改进呢? 由你们考虑。”听了邓拓同志的意见,我们从此改变了生硬出题目的组稿方法,再到画家那里去,就看看他们有什么新作,或者旧作中有哪些是没有发表过的,征得他们的同意,然后送给邓拓同志配诗。例如,吴作人同志画的骆驼、金鱼、天鹅、犁牛、花卉等等,都是编辑部从他的现成作品里挑选出来的。邓拓同志的配诗,也都是先有画,后有诗,作者之间从未有过商讨。
《燕山夜话》的诞生
约请邓拓同志给《北京晚报》写 “诗画配” ,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主要是希望邓拓同志能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因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读者迫切需要阅读能够开拓眼界,丰富知识,振奋精神的文章。邓拓同志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对我国实际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 他读的书很多,知识很广博,他在哲学、历史、新闻、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拿历史来说,他不但对中外历史,有着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是中国有数的明史专家之一。再拿绘画来说,他不但是鉴赏家、收藏家,而且自己也能作画。像他这样博学多才的 “杂家” ,是不可多得的。可是,邓拓同志平日写的多是社论、论文、特写一类的文章,《北京晚报》篇幅小,短小的读书札记一类的东西,他是否愿意写呢?我们认准了一条道,那就是 “磨” 。
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整整磨了三个多月,邓拓同志一直不曾答应,每当我们提出这种要求,他总是以笑作答。
1961年3月初的一天,我们陪同邓拓同志去看望吴作人同志,这是他们合作 “诗画配”以来的第一次见面。邓拓同志在吴作人同志家里,饶有兴味地看了吴作人同志的藏画。吴作人同志收藏的一幅《醉八仙图》,引起邓拓同志极大的兴趣。他们先从藏画谈起,谈到吴作人同志擅长的油画和泼墨画,谈到中国过去和现有的一些画派,然后,邓拓同志和吴作人同志夫妇一起,步出水磨胡同东口,看了建国门城楼上的古天文台。在同车回来的路上,我们又再一次向邓拓同志转达了 《北京晚报》编辑部的要求,希望他能给《北京晚报》开一个栏目,定期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邓拓同志笑着说: “你们的胃口真不小,也真能磨,看来不写是不行了,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你们。”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给邓拓同志打电话,他回答说: “我已经考虑好了,你们晚上到我家来吧! ”
当我们那天晚上来到他家的时候,邓拓同志正坐在书桌前。他一看到我们,就先开了一句玩笑: “逼债的来了。”他从桌上拿起已经写好的两张纸片递给我们。一张写的是《燕山夜话》,另一张写的是马南邨。他说,“栏目就叫 《燕山夜话》。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是笔名。马兰村原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他建议,这个栏目最好排在版面的右上角,要直排,如果读者愿意保存,也便于剪报。他说: “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他要求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看看一个星期写几篇,把栏目先设计制版,再送给他看一看。
报社编辑部的同志听说邓拓同志要给《北京晚报》开栏目,大家都很高兴。范瑾、周游同志提出,邓拓同志比较忙,一星期写两篇比较合适。至于写什么内容,由邓拓同志自己考虑,文责自负。当一切都商定好了以后,我们再次去邓拓同志那里,共同确定: 《燕山夜话》每星期二、四见报各一次。对于栏目的设计,邓拓同志表示满意。这样,从1961年3月9日开始,《燕山夜话》正式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正式和读者见面了。邓拓同志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正像他在出版最后一集《燕山夜话》的《奉告读者》中说的:“前一个时期写《燕山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情况确实如此。
写一篇文章往往不到一个小时
《燕山夜话》的第一篇是 《生命的三分之一》,最后一篇是《三十六计》。前后共发表152篇。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谈作风、谈哲学、谈科学、谈历史、谈地理、谈文学、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很像一部 “小百科全书” 。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谈古论今,旁征博引。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四书五经、《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 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小说; 诸子百家、正史、野史; 中外寓言,无所不引。他引用的这些材料,并非生搬硬套,而注重于古为今用,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读来使人感到自然、贴切。
邓拓同志引用的材料都是原文,而且都有明确的出处。原来我们认为,他手头一定有大量的藏书,或许像有的史家那样,备有几大箱子的抄录卡片。出乎我们的意料,他在引用这些浩瀚的史料时,大都凭自己的记忆写下来,没有把握的,才翻一翻书加以对证。有很多篇是我们眼看着他一挥而就的。
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大多是用晚上的时间,也有时用饭后的一点时间。他当时在中共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工作很忙,会议很多,晚上除了接待来访,批阅文件,还要读书或写其他的文章,因此写一篇《燕山夜话》往往不到一个小时。他说,他有时利用上下班时间在路上构思,成熟了,回家再写。我们问他,怎么能记那么多的史料,他回答说: “认真读书。”邓拓同志曾经向我们讲过,他读的古书,主要是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靠老一辈人逼着钻进去的。战争年代,虽然也读一些,但受条件的限制,面比较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条件好多了,需要读的东西很多,时间又不够分配,这只有靠自己挤。邓拓同志患有偏头痛和腰疼痛,他仍然经常通宵达旦地抓紧时间工作、学习、研究问题,而且是研究一行,钻进去一行。别人劝他要注意身体,他说: “工作和学习就是治病的一种方法,什么事情只要你钻进去了,什么头痛呀、腰痛呀,统统都忘了。这也符合巴甫洛夫学说嘛! ”他曾经在《燕山夜话》第三集《作者的话》中回答读者的提问,说他自己平日工作、学习及其他生活上的具体安排,“就跟大家一样,简直 ‘乏善足述’ 。如果再要勉强说上一点,那就是抓紧时间,尽量不要浪费时间,能多做一些事情,总比少做一些事情好啊! ”
题目来自群众 来自实地考察
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很注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发动大家给他出题目,他在《口吃、一只眼及其他》一文的开头说: “近来我在《燕山夜话》中多次谈论的都是大家要求回答的问题。”他在出版第一集《燕山夜话》的《两点说明》中说道: “大家今后想要《燕山夜话》多介绍哪些知识,多谈论什么问题,无妨开一个单子寄来,我将尽量按照大家的需要去努力。”如果说,《燕山夜话》在开始的时候,邓拓同志自己拟的题目居多,在后来,读者来信日益增多,提的要求也随着增多,邓拓同志就把回答读者的提问,当作《燕山夜话》应尽的义务。
邓拓同志曾经写过几篇鼓励青年志在边疆、农村,干一行爱一行,抓紧自学的文章,如《说志气》 《行行出圣人》 《自学与家传》等,就都是对回乡知识青年、毕业待分配的学生、因病失学的青年来信提问的回答。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广大青年中,是带有普遍性的。北京举行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比赛,我们要求他配合比赛写些文章。他就写了《交友待客之道》 《初生之犊不怕虎》 《评(三十三镇神头图>》三篇文章,分别谈了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既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又要不卑不亢的几个问题。这些观点,不但对运动员、教练员、比赛组织者有所启发,而且对广大观众也有所提醒。《昭君无怨》一文,是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古考察归来,深感王昭君是自请而后去和亲的,并不是凄凄惨惨、悲恸欲绝地被迫去的,历代流传的《昭君怨》一类的歌曲,反映的不是真实情况。谢老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邓拓同志,希望他能就此写一篇《燕山夜话》,于是邓拓同志写了《昭君无怨》,用大量史实证明,谢老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做出了 “王昭君是汉蒙两族人民共同敬爱的伟大女性,她是不会有怨恨” 的结论。
邓拓同志除了发动大家给他出题目和从来信中发现题目,他还在同各种人的聊天中找到题目。邓拓同志喜欢和从事各种工作的人交朋友,和他们促膝谈心,向他们讨教,这些人中,有专家、学者、教授、作家,有工农兵。他写《 “批判”正确》一文,就是和几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老朋友们一块,对 “有些不同的意见,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夜深了,有的还没有吵清楚……”而对于 “批判” 的看法,正是 “没有吵清楚” 的一个问题,于是邓拓同志写了这篇文章,作为给老朋友的一封公开信,进一步申述了 “批判即是研究” 的观点。邓拓同志在和几位大学应届文科毕业生的谈天中,发现他们对“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信心很足,但对什么是 “正确的治学态度”弄得还不算清楚,邓拓同志就写了 《学问不可穿凿》一文,阐明了正确的治学态度应该是 “实事求是” 的道理。
邓拓同志是很重视实地考察的。他每到一个地方,并非限于了解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观察思考所遇到的一切。他曾路过古北口去调查工作上的一件事情,但当他看见古北口的 “杨家庙” 以后,也做了一些询问,顺手拈来,又把它和顺义县狐奴山下的 “张公庙”做了一番对比,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两座庙的兴废》一文。邓拓同志曾到过泰山和海南岛,有的人去那里对有些名胜古迹仅仅是观赏而已。邓拓同志却在观赏中进行调查,思考问题。海南岛南端海滨上,矗立着一块刻有 “天涯”二字的巨石,相传这是苏东坡所写。泰山有一个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因为做过 “舍身崖” ,就被当成文物古迹。有两部纪录影片,分别介绍海南岛和泰山风光的,里面也都做了这样的宣传,邓拓同志就写下了 《替<宝岛游记>更正》和《古迹要鉴别》两文,分别说明: 海南岛的 “天涯” 巨石,“天涯”二字根本不是苏东坡所写,因为不仅字体不是苏体字,最主要的是,苏东坡根本没有到过海南岛的南端。至于泰山的 “舍身崖” ,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欺骗劳动人民 “舍出性命,避免轮回苦厄” 的一种愚民行动,是不值得当作文物古迹,更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去进行宣扬的。邓拓同志这两篇具有说服力的文章,题目也是通过实地考察得来的。
有感而发 针对性强
邓拓同志曾经多次对我们说过: “我写《燕山夜话》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的,如果仅仅所见所闻,那只是录音机,必有所感,才能成为有思想的东西。”邓拓同志善于在普遍的现象中捕捉主要的问题,透彻地加以剖析,因此他的《燕山夜话》从来都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针对性强。
《生命的三分之一》是邓拓同志写的第一篇《燕山夜话》,这篇由于独具匠心的题目和立意新颖的内容,马上就吸引住了读者。有的读者看后来信说: “看了《生命的三分之一》,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都在浪费着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感谢作者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提醒,我们一定加倍珍惜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让它也发出光来。”邓拓同志在1961年写这篇文章,用意是很深长的。因为那时有一些人,面对三年暂时困难,意志消沉,不够振作。特别是有的青年人,下班后无所事事,把许多宝贵的业余时间白白浪费掉了。邓拓同志正是针对这种现象而写。他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新鲜地点出 “生命的三分之一” 的命题,使之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又切中要害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直到今天,这篇文章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读后使人震动,奋发,倍感亲切。
继《生命的三分之一》之后,邓拓同志又陆续写了将近二十篇谈学习的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是着重谈学习精神的,更多的篇章是谈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如《从三到万》 《一把小钥匙》 《不要空喊读书》 《不要秘诀的秘诀》 《共通的门径》 《 “半部论语” 》《有书赶快读》,等等。学习精神、态度和方法,这三者之间,也并不是截然可分的。由于读者提出方法方面的问题居多,而方法和态度的关系更要密切一些,因此邓拓同志针对这两点写的文章要多一些。邓拓同志谈学习精神,强调了刻苦和勤奋;谈学习态度和方法,则着重谈了实事求是,打好基础,循序渐进。当然,这些都要以本身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虚心好学为前提。
在学习上是存在着通病的。只有抓住通病,找到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邓拓同志分析,学习上的通病是: 总想找到什么 “秘诀” “捷径” ,或者贪多嚼不烂,恨不得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或者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浅尝辄止。邓拓同志在《从三到万》这篇文章里,就讲了重视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他说学会一、二、三,A、B、C乃是 “初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只有学会了它们,才能“入门” 。他还在《共通的门径》一文中谈到,“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他认为这是 “做一切学问的基本功” 。只有在打好基础,掌握基本功以后,才能循序渐进,向“精” “专” 的方向发展。
邓拓同志还在很多篇《燕山夜话》里谈了学习要下苦功夫的道理。他在《不要秘诀的秘诀》一文中说: “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功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因此,他提倡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他通过《 “半部论语” 》 《有书赶快读》两篇文章,反反复复提倡 “少而精的读书方法” 。他在《有书赶快读》一文中说: “我奉劝青年朋友们,你们手上哪怕只有几本政治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书籍,也要赶快先把它们读得烂熟。”还在《半部论语》一文中进一步发挥道: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需要,先把一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读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邓拓同志认为通过这个办法,还能合理解决好博与精的关系。那时,林彪一类骗子,正挥舞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只言片语,拉大旗做虎皮,毒害、蒙骗了一些人,邓拓同志明确地提出对马列主义要 “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 ,不异于一发炮弹,击中了林彪一类骗子的要害。
1961年前后,主观主义地单凭 “长官意志”办事的思想作风在一部分同志中有所滋长,给党的事业造成一定的危害。邓拓同志针对这种现象,曾经写过很多篇《燕山夜话》,较著名的有《王道和霸道》《 “放下即实地” 》 《主观和虚心》 《智谋是可靠的吗? 》等几篇。在这些文章中,他反复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道理。他在《王道和霸道》一文中,就语重心长地谈到,我们需要的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 ,反对的是那种“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 。要做到老老实实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走群众路线。邓拓同志在《智谋是可靠的吗? 》一文中谈到,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他引用宋代范仲淹的儿子劝司马光的话说: “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邓拓同志认为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终究要吃大亏。他得出结论说: “可见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什么事情全凭想当然,客观规律不管,群众意见不听,关键就在于不虚心。而要做到虚心,并不是表面态度的问题,样子装作很虚心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虚心。邓拓同志在《主观和虚心》一文中,就谈了什么是真正的虚心,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虚心这两个问题。这篇文章剖析透彻,层次分明,说理性强,对于不虚心的同志算得上一剂良药。
邓拓同志还针对当时有些地区滥用民力的现象,写了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从春秋时代的 “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谈起,进一步充分发挥了 “耕三余一” 的想法,他认为,要注意使用民力的限度,注意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注意不做民力过于勉强胜任的事; 从而 “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 由于这篇文章的观点与林彪、“四人帮” 的极 “左”路线针锋相对,他们对它恨之入骨,在他们所有的批判文章中,几乎都把它列为重点。邓拓同志针对一些地区滥修水库的现象,写了 《地下水和地上水》等文章,他认为 “对于地上水如果不善于利用,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它能灌能排,而把它堵塞起来,使它停留在一个地方” ,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上升,土地严重盐渍化,影响农业生产。邓拓同志针对不负责任的 “踢皮球”式的推脱作风,写了《 “推事”种种》一文; 针对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专横武断的 “学阀”式作风,写了《多学少评》一文。
必须指出,我国自1958年以来,“左” 的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危险,不少同志曾经就此痛切陈词,希望引起注意。但其结果往往是挨了棍子,戴了帽子。那么,这种意见还要不要再提呢?这对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邓拓同志从来反对随风飘的那种庸俗作风。他常常说,毛主席讲过,千万不要做 “山间竹笋”和 “墙上芦苇”那两种人。共产党人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看到对党不利的事情,就应该说出来。正因为这样,邓拓同志的 《燕山夜话》,对 “左” 的倾向从来是针锋相对,坚持斗争的。他在《燕山夜话》中所谈的,正是大多数人心中所想而又不敢直言的话。邓拓同志确实不愧是一个正直的勇敢的共产党人。
围绕《三种诸葛亮》的一席谈
邓拓同志曾经写过一篇《三种诸葛亮》,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记得这一篇文章刚送到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题目,都感到很新鲜。事前诸葛亮和事后诸葛亮,都是大家常说的; 带汁的诸葛亮,则是第一次听到。而邓拓同志对事后诸葛亮的评价,也不同于一般的说法,文章的解释是令人心服的,但我们还是希望能亲自听到他的一些讲解,于是我们找了邓拓同志。
邓拓同志说,诸葛亮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位人物,诸葛亮在人们的心目中,名气很大,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曹操父子。这当然和《三国演义》以及民间的说唱渲染有关。但诸葛亮是有他的长处的。他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精神,就为后人所乐道。他还成了 “智慧”的化身,人们总是把他作为料事如神的人来宣传,《三国演义》就把它神化了。这就歪曲了诸葛亮的本来面目,似乎一提诸葛亮,就只有事前的诸葛亮,而根本没有事后的诸葛亮。谁要当了事后的诸葛亮,就被当成嘲讽、挖苦的对象,这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他和普通人一样,也长着一对耳朵,一双眼睛。诸葛亮有他的长处,他的长处就是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诸葛亮的未出茅庐预知天下事,是由于他早就对当时形势有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才得出了 “天下三分” 的结论。诸葛亮是很虚心的。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始终不肯出来见他,好像是爱摆架子,其实这一方面是诸葛亮对刘备进行考察,一方面是在为刘备做宣传。争取人才,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刘备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故事一传出去,很多人才就自动跑到刘备那里去了,诸葛亮以后用了很多工夫为刘备网罗人才,就是证明。诸葛亮是求贤若渴的,他从不因为自己高明,就排挤别人。
诸葛亮打过不少胜仗,也打过不少败仗,人们往往只注意他打的胜仗,忽略了他打的败仗。他打胜仗,也不是因为他 “神” ,而是他对敌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不但了解敌方的兵力,还了解敌方的士气,了解敌方将领的特长、脾气、秉性。对自己的一方,他也了解得很清楚。打仗的时候,他常常亲自察看地形,观察气候的变化,这样,打起仗来,才能得心应手。他的善用火攻,善用疑兵,离开了调查研究,也会一事无成。
诸葛亮打了不少败仗。他的几出中原,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要不然,他怎么会自己请求降职降薪呢?他帮助刘备得了荆州,最后还是因为关云长的骄傲大意,得而复失。开始,他是尽力推荐关云长守荆州的,他也出了 “东和孙权” 的锦囊妙计,关云长不肯照他的建议办。他对关云长的缺点是深知的,但并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失着。他看人有时不准,马谡失街亭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诸葛亮终究是诸葛亮,他遇到失败,决不灰心丧气,也不蛮干,而是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进行必要的赏罚。如果没有这么多次事后的诸葛亮,事前的诸葛亮就不会形成。正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失败是成功之母” 。人们往往是在挫折中成长的。所以,在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面前,事后的诸葛亮是多数,正如毛主席所讲的,实践出真知嘛!
唯一不好的是带汁的诸葛亮。事前,大话连篇,以诸葛亮自居;事后,哭鼻子抹眼泪,一副狼狈的面孔。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也有,因此提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听了邓拓同志的讲解,我们对他这篇文章的意义,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燕山夜话》和青年
邓拓同志曾经写过《 “初生之犊不怕虎” 》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赞颂了我国青少年队伍里不断涌现出的新生力量,赞颂我国各条战线上出现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替旧人”的可喜景象。邓拓同志通过列举我国历代出现的年轻著名人物的大量事例,说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比旧社会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只要青少年勤奋好学,再加上老一辈人的正确指导和扶掖,就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人物,为人民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邓拓同志认为,要使我国出现更多的优秀人物,年长的一辈有责任对年轻的一代加以指导和扶掖。在我们和邓拓同志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邓拓同志不但是纸上这样写,口上这样说,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正如《青春漫语》的作者,原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同志最近讲的那样,邓拓同志 “对下面的干部和青年的一点长处,总是津津乐道,加以奖掖。至今我还记得他把一个女孩的画拿给我看,再三表扬的光景” 。
邓拓同志对青年人是倾注着关切和期待之情的,在《燕山夜话》中,有不下50篇是专门为青年人而写,鼓励青年人珍惜青春,立志向上,为祖国多做贡献。很多青年人都把邓拓同志当作知心,向他诉说自己的理想,诉说在前进中遇到的问题,请求邓拓同志帮助指点,邓拓同志接待过很多青年人,和他们亲切交谈。他在《说志气》一文中说到,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他鼓励这个青年人要有志气,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他在《人穷志不穷》一文开头说: “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谈起他有一个打算,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很好,当时就表示完全赞成。”他还在《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一文中说: “我家昨天接待了一个学美术的青年人,他要我给他题字,我就写了八个字: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提醒他不可骄傲自满。
邓拓同志关怀青年人成长的事例是很多的。有一位青年工人业余诗歌作者,经常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一些短诗。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尝试把新诗写成旧体诗和民歌的结合,取得了点滴的成就,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邓拓同志,邓拓同志看了他写的诗,很高兴,让我们把这个青年工人带去见他,一再鼓励这个青年要忠于生活,勇于创新,坚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青年画家李克瑜同志,是专门搞舞蹈服装设计的,也经常为报纸画一些舞台速写,初具一定的风格,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她自己在创什么样的风格上,总有点摇摆不定,怕人说她 “创过了头” 。邓拓同志从我们这里知道了她的想法,主动让我们把她请到家里,和她做了几次热情的谈话。邓拓同志从中国历代的画派谈起,谈到不同的画派所具有的不同风格,希望她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对客观事物做深刻的观察研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形成自己的风格。
邓拓同志总是对我们说: “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是多么希望青年人能胜过我们啊! ”
最是虚心留劲节
《燕山夜话》在《北京晚报》发表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热烈的欢迎。全国各地,远自云、贵、新、藏,几乎每天都有读者来信,表达了他们对《燕山夜话》的喜爱和支持。许多专家、学者、作家、教授,许多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也都纷纷打听《燕山夜话》准备刊载多长时间,何人写的。有的评价《燕山夜话》为: “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知识丰富,文笔清新。”有的评价为“其人,其时,其文” 。意思是指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工作上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教训,才能在这种时候,由邓拓同志这样博学、多才、善思的人,写出这样中肯的文章。我国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称赞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是: “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个有关《燕山夜话》的 “读者、作者、编者”之间的小故事。有一个读者,他特别爱读《燕山夜话》,认为《燕山夜话》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领略到祖国有这样丰富的遗产。他很喜欢画国画,在《燕山夜话》的启示下,刻苦钻研绘画,决心努力继承祖国这份文化遗产。他利用业余时间不断作画,心里经常想,要是有一天,他能亲眼看到邓拓同志,请邓拓同志看看他画的画,直接听听邓拓同志的指点,那该多好。他向 《北京晚报》编辑部提出了这个愿望。经过邓拓同志的同意,他终于见到了邓拓同志。邓拓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鼓励他立足本职,在业余时间坚持练习作画。邓拓同志还在他带去的四幅兰、竹、梅、菊上,分别题诗留做纪念。这个青年人,深感邓拓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老前辈,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后进习作者,给予了这么大的关怀、激励,他更加奋发,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努力从事国画练习,后来,荣宝斋接纳了他的绘画。尽管在 “文化大革命” 中,他也受到了株连,他仍然精心保存着《燕山夜话》,保存着邓拓同志给他题诗的四幅国画。他常常从《燕山夜话》,从邓拓同志的题诗中汲取力量。邓拓同志曾就他画的竹子题了一首小诗道: “阶前老老苍苍竹,却喜长年衍万竿。最是虚心留劲节,久经风雨不知寒。”这铁铮铮的诗句,给他增添了勇气。
以上只是一个平凡的小故事,但它是真实的,感人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燕山夜话》给一个人带来的是什么影响,他从《燕山夜话》里汲取到的是什么教益和力量。而且影响是这样深远,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
尽管《燕山夜话》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邓拓同志总是对自己不满意。他说: “每写一点东西,到了发表出来一看,就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心里很惭愧。”邓拓同志认为 “《燕山夜话》还很难完全适应工农兵群众的需要” ,这是他时时自勉,要努力做到的。邓拓同志在谈到他写《燕山夜话》的体会时说过:“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就自己现有的水平,有什么写什么。写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思维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他认为写东西,一定要 “开门见山,去掉人云亦云的废话” 。正是因为邓拓同志始终对自己不满足,始终面向工农兵,始终面对现实,始终写自己所想,始终破陈规旧律,他写的文章,才越来越博得好评,越来越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读者。有一家全国性的大报,曾经多次派人向邓拓同志提出,希望他把《燕山夜话》这个栏目转移到他们的报纸上刊载,或者转移其中的一部分文章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邓拓同志用开玩笑的方式谦虚的回答: “《燕山夜话》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任务还是由渺小的报纸去完成吧! ”
邓拓同志曾经把自己写的《燕山夜话》比作瓦片。他在《一块瓦片》一文的开头说: “偶尔和编辑同志谈起了这个题目。这意思是说,我写的文章可能比抛砖引玉的石头还不如,只能是一块很平常的瓦片。”邓拓同志就是这样自谦的。
燕山碧血沃红花
我们在组织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的过程中,和邓拓同志的接触比较多,也经常受到他的教诲。和邓拓同志相处,总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长者,实际上,邓拓同志的年岁并不算大,他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时才48岁。和邓拓同志交谈,是一种享受。好像有那么一股清泉,缓缓流入你的心田,使你感到轻快,又得到充实。我们是新闻战线的新兵,邓拓同志是新闻战线的前辈,新兵见前辈,未免局促;邓拓同志能使你不局促,他把方法、经验、信心给你,这正是你的需要。好比你渴了,自己需要喝水。他从不注入,而着重于交流;他从不硬塞,而是启发你想; 他是师长,但更是朋友。我们觉得,这并不是由于邓拓同志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而是出于他朴素、真诚、磊落的品质。
邓拓同志曾经写过《燕山碧血》一文,编在他的最后一集《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下了烈士白乙化同志的两句豪言壮语: “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邓拓同志过去办《晋察冀日报》,是边战斗、边办报,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马背上写的,大家都称他是 “马背办报”。他曾给一位牺牲了的战友题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说得何等好啊,死生继往即开来!
我们永远记得,邓拓同志曾经用春蚕做比喻,鼓励我们为党多写东西,他说: “你们要把写作当成蚕吐丝嘛,春蚕到死丝方尽。是蚕,就要吐丝,何惧一死。”
是的,是蚕就要吐丝。
亲爱的读者,你们看见过春天的蚕吗?它们通体透亮,头一昂一昂的,吐出银光闪闪的丝来。这丝能织成绸缎,给人以丰采; 这丝能打成丝绵,给人以温暖。
杜甫在怀李白的诗中写道: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光明磊落,才华横溢,年仅54岁的邓拓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然而他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他的《燕山夜话》,将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