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木山房诗说》 的发现与研究

吴敬梓的家族有着研习 《诗经》 的传统。他的高祖吴沛著有 《诗经心解》,伯曾祖吴国鼎著有 《诗经讲义》、吴国缙著有 《诗 韵正》。当然,这些 《诗经》 研究著作既有可能是他们家族的学 术传统,也有可能是科举世家走举业之途专精一经的副产品,正 如太仓王氏从明代王锡爵、王衡到清代王掞、王挺、王原祁、王 旦复、王翀世代精研 《春秋》,并以此获取功名。吴敬梓早年即 “涉猎群经诸史函”,并热衷于诗歌创作,“新诗出口鸡舌含”。因 此,继承家族传统,精熟 《诗经》,自是理所当然。中年以后, 吴敬梓放弃科举之途,集中精力进行 《儒林外史》创作,同时结 交了一批热爱 《诗经》 的朋友,如程廷祚、程晋芳等人,并对古 礼、古乐等颇感兴趣 (他在 《诗说》 中对若干问题的考证,显然 与他这方面的爱好有关,包括他与樊明征的交往)。在这样的背 景下,吴敬梓致力于 《诗经》研究,并完成了 《诗说》。
最早记载吴敬梓著有 《诗经》 研究著作的是他的好友、姻亲 金兆燕,他在 《寄吴文木先生》 诗中说吴敬梓 “晚年说诗更鲜 匹,师伏翼萧俱辟易”^①,并举例说明 “先生注 《诗》”,“一言解 颐妙义出”,有自己的创见。这也表明金兆燕可能亲耳聆听吴敬 梓关于 《诗经》 的见解,或者亲见其书。最早著录吴敬梓 《诗 经》 研究著作书名为 《诗说》 的是清代诗人王又曾,在 《书吴征 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 (有序)》诗中说 “《诗说》 纷纶妙注 笺 (先生有 《诗说》八卷),好凭枣木急流传”^②,可见王又曾曾 经亲见其书。后来沈大成在 《全椒吴征君诗集序》 中,对吴敬梓 著 《诗说》一事更做了详细交代: “先生少治 《诗》,于郑氏孔氏 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 其症,猎其菁英,著为 《诗说》 数万言,醇正可传,盖有得于三 百篇者。”^③更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在创作 《儒林外史》 时, 已经借杜少卿之口,表达了自己研究 《诗经》 的若干见解 (详见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备弓旌天子招贤”), 但是程晋芳 《文木先生传》 中则记载吴敬梓著有 《诗说》 “若干 卷”,此后金和、章学诚等人都说吴敬梓有 “七卷”。金和在 《儒 林外史》跋中还说: “先生著作有 《诗说》 七卷,是书载有 《溱 洧》篇数语,他如 ‘南有乔木’ 为汉江神女之词; 《凯风》 为七 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 ‘爰采唐矣’ 为戴妫答庄姜 ‘燕燕于非’ 而作,皆前贤所未发。” 又说: “先生诗文集及 《诗 说》 俱未付梓,余家旧藏抄本,乱后遗失。” 但是两书的原稿本 及金和家藏的抄本迄未发现。吴敬梓 《诗说》 之真相如何,仍难 说清。
本时期首先发现 《文木山房诗说》 的是周兴陆。1999年6 月24日 《光明日报》 刊登其 《吴敬梓失传著作 〈诗说〉在上海发现》 一文,述说了在上海图书馆发现《诗说》 的过程。紧接着 发表的 《吴敬梓 〈诗说〉劫后复存》 (《复旦大学学报》,1999年 第5期) 一文,进一步说明发现过程,并悉录 《诗说》 全文 ( 《文木山房诗说》 全文又发表于安徽 《学术界》 杂志,1999年 第5期),为学术界深入研究 《诗说》 以及吴敬梓的诗学思想和 《儒林外史》 的主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①。在此基础上,研 究者纷纷发表文章,对 《诗说》 涉及到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②。
在这些研究中,有些学者给予吴敬梓的 《诗说》 以极高的评 价。比如丘良任 《〈文木山房诗说〉初探》^③一文,如此评价道: “作者对汉儒、宋儒解诗之说,多所批驳,出自创见,皆前贤所 未发。尤其对《诗·大序》 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多加否定,这在 清代政权极盛时期,是够大胆的了。他对圣经贤传都产生了怀 疑,当然对科举制度也就根本否定了。这对研究吴敬梓的思想, 就更能挖掘出它的根源了。” 他特别对吴敬梓 《诗说》 中的一些 见解作了详细分析,如 “对四始六义之说的否定”,他具体解释 道: 《史记·孔子世家》 说: “ 《关睢》 之乱,以为风始; 《鹿鸣》 为小雅始; 《文王》 为大雅始; 《清庙》 为颂始。” 只是说 《关 睢》、《鹿鸣》、《文王》、《清庙》 为风、小雅、大雅、颂之首篇。 《诗·大序》 是东汉时卫宏所作。开篇就说: “《关睢》,后妃之德 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也。”这就是把这一首里巷歌谣、男女言情之作,说成是政治 教科书了。而郑康成却说: “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 吴敬梓质 问道: “如谓四始独明兴衰之由,将其余遂无关政教而工歌所不 及者乎?” 这位汉代的大儒,恐怕只好哑口无言了。六义之说, 亦出自大序: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 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原是讲诗的体制,赋、比、兴是 讲诗的写作方法,错杂言之,称为六义。其实,无论就体制来 讲,或就方法来讲,都很难截然分清。吴敬梓 《诗说》 中提出他 的辩解: “窃意小雅中有近于风者,周南中有近于雅者。豳诗则 兼风雅颂而言之。或古之太师聆之而知其孰之风,孰为雅,非章 句之士,拘于卷轴之谓也。” 他已经认识到风、雅都是乐调,聆 音而知其为何,这就不是章句之儒所能理解的了。他又辨析道: “夫赋者诗之流也。后世之论作赋者曰: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 之赋丽以淫。虫鱼花鸟,杂陈其中,无非赋也。是赋可以兼比 兴,咏一物记一事,而意别有所在,亦赋此物此事也。必欲分章 断句,以为此赋而非比兴,此比兴而非赋,恐作诗者不若是之繁 琐也。且于其赋物者谓之兴,乃有时亦谓之赋,何乃自乱其例 耶?” 作者有主观世界,也有客观世界,情景交融,吟咏成诗, 我们称之为意境。很难说成哪是赋,哪是比兴的。吴敬梓生于雍 乾之际,能拨开传统的经师的说教,是何等的识力和魄力!
其次,丘文认为,吴敬梓 “对风雅正变的否定”,提出论断 说: “风雅之变在音不在诗。今必断其卷轴,以十三国为变风, 以 《六月》 以下 《民劳》 以下为变雅,而于其中称美之词亦大改 其讥刺,则说诗者之过也。” 这一论断可释千古之疑。风、雅都 是音调,所谓变风变雅,就如今之变B调、变C调。大雅小雅 也是乐调。元人朱孟章《诗经疑问》说: “大雅小雅亦如今商调、 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耳。大雅、小雅是古乐之体 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 相度其词自以为大雅小雅也。” 这是很有道理的。雅本是一种乐 器。《礼记·乐记》 “泛疾以雅” 注: “乐器名,状如漆筒,中有 椎。”郭沫若说: “诗之周南、召南、大雅、小雅,揆其初当亦乐 器之名孽乳而为乐调之名,犹今人言大鼓、花鼓、鱼琴、简板、 梆子、滩簧之类耳。” (《甲骨文研究》) 只有从实际考证中得出的 结论才是正确的。
第三,丘文认为吴敬梓对汉儒、宋儒 “抱着博采众家、实事 求是的态度,亦时出己见。对汉儒宋儒每加评论,但并非一概鄙 弃”。
作为较早全面分析《文木山房诗说》 的论文,丘文自有其不 可忽视的价值。但是,类似 “作者对汉儒、宋儒解诗之说,多所 批驳,自出创见,皆前贤所未发”,以及认为某些论断 “可释千 古之疑”,并不符合学术史的实际,实有过誉之嫌。
周兴陆、金宰民的 《〈文木山房诗说〉三题》^①,从三个方面 讨论了与 《文木山房诗说》相关的问题。首先是《诗说》 的纂成 时间,因为这关系着对吴敬梓思想历程的理解。该文认为,《诗 说》在乾隆元年 (1736年) 已纂成。他从《儒林外史》 中寻找 内证: 一是乾隆元年吴敬梓就像杜少卿那样,辞了博学鸿词,小 说中说杜少卿辞却征辟时已著 《诗说》。二是第三十五回,庄征 君隐居玄武湖,“闲着无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 《诗 说》,叫娘子坐在傍边,念与他听。念到有趣处,吃一大杯,彼 此大笑”。假如说庄征君是以程绵庄为原型的话,程绵庄正色拒 绝大宫保的招罗,回归江宁,也是在乾隆元年 (注: 见程晋芳 《勉行堂文集》卷六《绵庄先生墓志铭》),与上面第一处所说, 是相合的。三是在第四十九回,武正字说: “提起《毛诗》 两字,越发可笑了。近来这些做举业的,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 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 《诗说》,引了些汉儒的说 话,朋友们就都当作新闻。可见 ‘学问’ 两个字,如今是不必讲 的了!”从时间的计算上看,武正字说这话距离杜少卿辞去征辟 已有十余年,而非 “四五年”,但据章培恒考证第三十八回至四 十回等处是后人窜入的 (注: 见章培恒 《 〈儒林外史》原貌初 探》,《学术月刊》,1982年第9期),若把这些窜入的部分剔除, 时间上还是相合的。如果按照 《儒林外史》 的记载,《诗说》 在 乾隆元年 (1736年) 真的已纂成,那么,吴敬梓开始写作 《儒 林外史》 的时间,不管依胡适推测是1740年,还是谈凤梁所说 是1736年 (注: 分别见胡适的 《吴敬梓年谱》 和谈凤梁的 《〈儒 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总之,《诗说》 的纂成,是先 于 《儒林外史》 的写作,也就是说,吴敬梓在开始写作 《儒林外 史》之前,已纂成一部 《文木山房诗说》。
当然,该文认为,仅仅依靠 《儒林外史》 还很难确认 《诗 说》 的具体纂成时间。他们进一步论述道: 吴敬梓涉猎经史,据 记载,的确是很早的事。他的从堂兄吴檠在 《为敏轩三十初度 作》 里说: “何物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 也就是说吴敬 梓刚过三十岁,就已涉猎群经诸史。吴敬梓的堂表兄金榘在《次 半园 (吴檠) 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 里也说: “见尔 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秘函。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同僧 庵。” 沈大成在《全椒吴征君诗集序》 里说: “先生少治毛诗…… 著为《诗说》 数万言,醇正可传,盖有得于三百篇者。” 看来吴 敬梓 “少治毛诗”,在著 《儒林外史》前的确 “穿穴文史”,而且 能够独立不倚地发表见解。但是,该文认为,此时吴敬梓仅仅是 有编纂 《诗说》 的打算,并且对《诗经》 的一些篇章已有自己独 特的看法: 但是,完整的注《诗》著作,他还没有编纂,或者没 有完成; 甚至到了 《儒林外史》写完时,《诗说》 还是没有编纂 成完整的书稿。这可以从吴敬梓的朋友们的记述中得到证明。比 如程晋芳 《文木先生传》 说: “辛酉、壬戌 (1741年至1742年) 间,延 (吴敬梓) 至余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性 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 1741年至1749年之间两人曾在一 起,“研诗赋,相赠答”。在 《儒林外史》 里,杜少卿对个别 《诗》 篇提出新解就引起众人的惊异,如果此时 《诗说》 已纂成, 程晋芳这位 《诗经》学家为什么只字未提呢? 到了乾隆十三、十 四年 (1748年至1749年) 之间,也就是吴敬梓四十八、九岁 时,程晋芳作 《怀人诗》 十八首,其中有一首是怀吴敬梓的,诗 曰: “《外史》 纪儒林,刻画何工妍!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这诗的意思,是悲叹吴敬梓只能凭一部 《儒林外史》 来传名不 朽。我们知道,在古人心目中,治经治史,是最为崇高、可以盛 名不朽的事业,程晋芳在诗中慨叹吴敬梓仅凭一部 《儒林外史》 传名于世。如果此时吴敬梓已纂有一部 《诗说》 的话,程晋芳应 该称道吴敬梓可凭 《诗说》 扬名不朽,怎能感慨 “吾为斯人悲, 竟以稗说传” 呢? 所以从程晋芳的这首 《怀人诗》 可以看出,他 只看到了 《儒林外史》,还没有看到过吴敬梓编纂出的一部完整 的 《诗说》,也就是说,《诗说》 的成书是在 《儒林外史》 之后。
综合以上原因,周文认为吴敬梓编纂 《诗说》,就是在乾隆 十四、十五年 (1749年至1750年) 前后^①,正如金兆燕 《寄吴 文木先生》 诗中所言: “文木先生何嵚崎! 行年五十仍书痴…… 晚年说诗更鲜匹,师伏翼萧俱辟易。” 他在诗上举出吴敬梓注 《凯风》 和 《汉广》 等 “一言解颐妙义出” 的例子,可见,金兆 燕是看到了完整的 《诗说》 的。在吴敬梓五十岁的时候,《诗说》 已纂成。
至于编撰经过,周文引程晋芳在 《文木先生传》 里说 “绵庄 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 之语,和吴敬梓为扬州友人江昱的 《尚书私学》 所写的 《序》 “顷始有志三百篇” 等记载,说明吴敬 梓对 《诗经》 的个别篇章提出新见,已经表现在 《儒林外史》 中,那是很早的事了,不能说 “顷始”,所以,“顷始有志三百 篇”,应该是 “前不久才立定心志研究 《诗三百》,编纂一注 《诗》 著作” 的意思。吴敬梓的这篇序文,很可能是他晚年临终 前寓居扬州时写的。那么,“顷始有志三百篇”,也就是吴敬梓晚 年的事。
在论定 《诗说》 的编撰时间后,周文进一步阐述吴敬梓说 《诗》 的主旨。与丘良任态度一致,周文对吴敬梓否定汉代 《诗·大序》 以来 “四始” “六义” 说的合理性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其次,周文对 《诗说》 以 《韩诗外传》、“骚赋” 和后世用 《诗》之义说《诗》 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第三,周氏认为,《诗 说》 主要以 “礼” 说《诗》。正如 《儒林外史》 中所表现的一样, 吴敬梓重视儒家的礼乐兵农,强调要恢复儒家的古礼古乐。在 《诗说》 里,吴敬梓也很重视古礼的考辨,表现出以 “礼” 说 《诗》 的特点。第四,重视文字训诂、实物考据,也是吴敬梓说 《诗》 的一个重要特征。“画工图雷”、“马鹿”、“驺园” 等篇,专 门于文字、实物的考据,开乾嘉学风之先河。
周文讨论的 《诗说》 的第三个命题是,从《诗说》 看吴敬梓 的人生情怀。他认为吴敬梓在解释《诗经》 时,有时从 《诗》 篇 中游离出去,引申发挥,吐露自己的人生情怀和志趣。这样的一 些解释,与其说是解 《诗》,不如说是在表达自己。如果说 《儒 林外史》 中作者借助人物形象表达意旨还比较隐晦的话,从 《诗 说》 中我们则可以更明确地把握吴敬梓的人生情怀和志趣。《诗 说》 的某些地方,需要我们与 《儒林外史》 对读,才能更为深 入、细致地把握吴敬梓的人生志趣和情怀。吴敬梓通过撰著小说 《儒林外史》,解构了程朱理学、科举制度的神圣性、合法性; 同 时,他通过对儒家原始经典 《诗经》 的重新考定、阐释,来建构 他的新的文化理想。
周氏于 《文木山房诗说》 的发现,贡献巨大; 对吴敬梓编撰 《诗说》 时间的考定,对 《诗说》 主旨的把握,对 《诗说》 与 《儒林外史》 思想价值上联系的分析,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他 对吴敬梓 《诗说》 的评价,有些地方有拔高之嫌。如说吴敬梓对 某些文字、实物的考据 “开乾嘉学风之先河”,认为吴敬梓 “通 过对儒家原始经典《诗经》 的重新考定、阐释,来建构他的新的 文化理想”,从现存的 《诗说》 文字来看,纯属虚美之辞,吴敬 梓研究 《诗经》,并未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
将吴敬梓的 《诗说》 与 《儒林外史》 联系起来考虑,从而带 来 《儒林外史》研究的新思路,这是发现 《文木山房诗说》 的最 大价值。因为仅仅从 《诗经》 学史的角度来看,《文木山房诗说》 未必能在 《诗经》 学术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 《诗说》 中体现的吴敬梓的学术思想,对了解 《儒林外史》 却有 着极大的助益。这一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顾鸣塘发 表的 《论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乃吴敬梓原作》^①,以及 《吴 敬梓 〈诗说〉与 〈儒林外史〉》^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就 《诗说》 的思想倾向立论,认为 《儒林外史》 第五十六回当属原作。顾氏后来继续发表 《吴敬梓的经学观》^①,进一步从 《诗说》 的成书过程与主要内容着手,分析吴敬梓独到的经学观,由此证 实了吴敬梓确实是一位传统文化学养最丰厚,理性思维最出众的 白话小说作家。《儒林外史》 的反理学倾向以及对功名富贵、应 征辟和士人心态的剖析均可在 《诗说》 中找到依据,吴敬梓的经 学观奠定了他小说创作的思想基础。
李汉秋 《新发现的吴敬梓 〈诗说〉刍议》^②一文,也认为 《诗说》 可以和 《儒林外史》 “互相发明、相得益彰”。他认为吴 敬梓 “治经不仅由传统的驱使,而且受时代潮流的推拥”,吴氏 治经反朱熹之学,具有反八股和反理学的双重意义。当然,他也 承认,《诗说》 虽 “颇有实证精神,吴敬梓毕竟是 ‘以稗说传’ 的小说家,难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家比肩,在 《诗经》 学上也无 大建树”,只是他的治学途径,反映了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 由的思想倾向。从 《诗说》 看,该书 “贯穿着吴敬梓重视礼乐和 教化的原始儒家思想”,并在对待功名富贵的问题上与 《儒林外 史》 态度一致。李氏这些论述,都很精辟。只是在分析 《诗说》 体现的原始儒家思想的同时,突然又转移到所谓“道家的因素”, 他在分析 《诗说》 和 《儒林外史》 中评价 《女曰鸡鸣》 时说: “ 《诗说》把这对夫妇提升为理想时代 ‘三代太和宇宙时’ ‘修身 齐家之君子’,而且说他们的人生态度已经达到 ‘乐天知命’ 的 程度,不但能安贫乐道,而且也不是有意去追求隐逸的高名,一 切都顺乎真性,顺乎自然,追求与太和宇宙相同一,追求人的自 然化。在以儒家为主的思想里,已经溶入道家的因素。” 这样的分析显然比较牵强。不过,试图通过 《诗说》来说明吴敬梓的思 想 “既以儒家为主,又是儒道互补”,这倒是其余研究 《诗说》 的学者所没有注意过的问题,堪称李文之创举。
在吴敬梓 《诗说》 发现后不久,即由周延良出版了 《文木山 房诗说笺证》 (齐鲁书社,2002年),每条原文之下,先以 “案” 的形式对本条进行解题 (大多数没有,那就在 “笺证” 中加以说 明),然后逐项分析吴敬梓所作评论的依据、源流与得失,并博 采众家对相关问题的阐述,来说明吴敬梓对这一问题所作论述的 理论贡献,资料丰富,考辨细致,注解详实,结论可信。作者虽 不是 《儒林外史》研究专家,但是对《诗经》研究深有心得,因 此对吴敬梓 《诗说》 学术价值的评判相当科学。作者在 “前言” 中做了这样的总体评价: “是书训解、疏说 《诗经》,多杂取无 择,非经师之旧也。然以清初疑古、疑 《经》 相视,未尝出其轨 辙矣。总而论之,吴氏是书唯以诘责毛传、郑笺、朱传为尚,且 多引他人之说以为论例,虽足称博识,然亦偶有不 ‘雅驯’ 之弊 也。虽然,《诗说》 创获亦复不少。其论 《 ‘四始’、‘六义’ 之 说》 以 ‘南’ 为乐体; 其论 《风雅正变》,以 ‘风’、‘雅’、‘颂’ 为乐之标别,是殊卓见耳! 不啻 《诗经》研究之必,亦研究周代 礼、乐文化所要也。吴氏 《诗说》 佳论尚多,识者自可得之于 心。” 当然,这样的评价仍显得含糊,所幸据作者该书说: “笔者 又有 《吴敬梓 〈文木山房诗说〉研究》 一书,不日行世。”^①
果然,周延良 《 〈文木山房诗说〉与 〈诗经〉学案丛考》 随 即出版^②。在该书 “弁言” 中,著者说明,由于 《文木山房诗说 笺证》是文献整理之作,有些问题不方便放入,因此在对 《诗 说》 作了更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 “大部分” “重新考订” 的 “主要材料”,联系 《诗经》 学案,再 “做具体的考察和论述”。 同时,他再次强调: “对吴敬梓 《文木山房诗说》 在 《诗经》 学 史上的地位……不必过分拔高。” “因为此书属于杂记或者读书笔 记一类的东西,而且书中多引述之论”,还 “偶有误引、误说 者”。但是,“吴敬梓此作,也应该有价值所在。因为: 第一, 《诗说》 的形成与清代初年的疑古之风有联系,也可以说,《诗 说》 本身便具有疑古思想的因素,在清代初年整体学术风尚的背 景中,吴氏 《诗说》 姑为一家言; 第二,此作可总体上称为 ‘学 术著作’,但从中可以时时地感知到吴敬梓那种落泊的无奈和愤 懑的民族情绪,这对研究吴敬梓的文化、文学思想是有佐益的; 第三,(下略) 《文木山房诗说》 涉 《诗经》 问题凡四十三,有些 问题积存着深厚的历史学术,是研究 《诗经》学史乃至于 ‘经学 史’ 很有意义的思维角度”。因此,吴氏 《诗说》 仍然有着极其 重要的研究价值。周氏一方面从总体上分析 《诗说》 的特色,提 出一系列看法,如认为 《诗说》 “主要是受宋学疑古精神的很大 影响”,又从四十三则 “说诗” 中选择了十六条,详细分析每一 说其理论演变,着重说明吴敬梓看法的由来,思想的创新。由于 周氏对 《诗经》学史比较熟悉,却较少对吴敬梓的先入之见,因 此,他的分析,就《诗经》 学说史本身立论,评价也就比较客观 中肯。
在周延良连续推出两部 《诗说》研究著作之后,周兴陆也出 版了他的 《吴敬梓 〈诗说〉研究》 一书^①。该书共分四个部分: 一,介绍 《文木山房诗说》 的发现过程; 二,《文木山房诗说》 研究,包括吴敬梓说《诗》 的基本特点、从 《诗说》 看 《儒林外史》 的若干问题、《诗说》 与 《儒林外史》 第五十六回、吴敬梓 《诗说》 与 《青溪说诗》、姚鼐 《青溪文集序》 的两种不同版本; 三,《文木山房诗说》 四十三则的解说; 四,附录,主要是吴敬 梓的创作研究,包括吴敬梓的诗词创作、《儒林外史》 的 “明代 观”、关于 《儒林外史》 的数则史料,另外还附录了傅文炎 《吴 敬梓 〈文木山房诗说〉研究述评》 以及吴敬梓 《文木山房诗说》 的全文影印件。
在本书 《自序》 中,周氏认为: “我觉得 《诗说》 的意义, 主要在于它为我们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提供了直接而重要 的资料,其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是次要的。明清时期研究 《诗经》 的著作汗牛充栋,有一些人的 《诗经》 学思想要比吴敬 梓光辉得多。仅从《诗经》学史上来看,这万把字的 《文木山房 诗说》 实在没有整理的必要。” 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很有见地的。 在具体的研究中,周氏体现出同样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如 “ 《诗 说》 中有相当内容是属于训诂考据的”,但论者经认真研究后, 得出结论是吴敬梓 “重视考据,但并无实绩”,“还很难说是乾嘉 经学的开路先锋”。与当初说吴敬梓的考据堪称开乾嘉学风之先 河相比,这就相当中肯,也说明他对 《文木山房诗说》 的研究在 不断深入。
除此而外,周著结合《儒林外史》研究中曾经引起讨论的若 干问题,如吴敬梓的民族思想问题、吴敬梓对儒家思想的态度问 题、对待出处问题、五十六回的作者问题等,结合 《诗说》 作了 细致的辨析,有些问题虽仍未能解决,但毕竟增加了进一步探讨 的余地。有些问题,如联系吴敬梓的友人程廷祚、程晋芳等人的 《诗经》 研究,在更广阔的范围、更具体的环境下理解吴敬梓 《诗说》 观念的由来与内涵,也显示较高的学术眼光。至于对四 十三则 《诗说》 的解说,正如作者本人在后记中所说,“整理、 注释的工作,应该是后来居上”。
在总结本时期 《诗说》 研究成果的时候,如果联系陈美林 1977年发表的 《关于吴敬梓的 “治经” 问题》^①一文,我们会发 现,尽管发现了 《诗说》,今天的 《文木山房诗说》 的研究远远 不够。在那篇文革刚刚结束就发表的文章中,陈氏针对有学者认 为吴敬梓借治经学反儒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看法。虽然当 时仅能依据吴敬梓几位友人对 《诗说》 的介绍,以及 《儒林外 史》 有关解说 《诗经》 的情节,陈氏仍然做出了如下判断: “吴 敬梓的 《诗说》,既采用汉,又不废宋; 在汉学中,主治古文学 毛诗,但郑笺已间采今文,吴敬梓也不摒弃。” “无论吴敬梓主治 毛郑,兼采三家,还是调和汉宋,但总归结为 ‘醇正’,也就是 说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违背传统的 ‘圣贤’ 之道。” 陈氏对当时 所能搜集的所有关于 《诗说》 的材料作了具体分析,并结合清初 《诗经》 研究的实际情况,认为: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他在 论 《诗》 时有些不同于朱熹的地方,并不等于具有反对程朱理学 的进步意义。” 同时,该文还结合相关材料,详细分析了吴敬梓 对 《尚书》 的见解,认为吴敬梓之《书》 经研究同样没有多少进 步意义。从发现的 《诗说》 全文来看,陈氏这样的分析基本属 实。论者在未见及 《诗说》 的情形下,即能做此判识,可见其学 术眼光极有见地。同时,陈氏对 《凯风》、《南有乔木》、《爰采唐 矣》、《溱洧》 等篇章的分析,仅从别人的零星介绍即能推断吴敬 梓对该篇的看法,与现今发现的吴敬梓 《诗说》 相关篇章的见解 暗合,并能够利用吴敬梓的 “治经” 观点研究 《儒林外史》 的相 关问题,如 “幽榜” 的著作权,这显然建立在陈氏对吴敬梓长期 研究,已经可以准确把握吴敬梓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当然,这也 反过来说明,当今之吴敬梓 《诗说》研究,仍有继续深入之必要和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