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晚清学人对 《儒林外史》思想、艺术的评论

迨至晚清,随着英、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相继入 侵,古老帝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被列强们的坚甲利兵所打开。国内 随即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之中,而满清统治者在此期 间所暴露出来的软弱无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则 又更促使国人思想的觉醒。“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 之意矣”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一部分接受了西方新思潮、 新观念影响的有识之士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首先起来呼吁民 众,倡导改良以图拯救。出自改良社会、革新文化的需要,他们 极力渲染、强调小说与社会清明和政治革新的作用,认为小说 “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乎出经史之上,天下之人心风俗, 遂不免为之所持” (几道、别士 《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有人 甚至提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 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 《论小说 与群治之关系》) 一时间,专门登载小说的文学刊物也纷纷涌现, 如由梁启超主编的 《新小说》 (1902年)、李伯元主编的 《绣像 小说》、吴趼人主编的 《月月小说》、《小说林》 等。据不完全统 计,二十世纪初叶,创刊的小说刊物就达到数十种。与此同时, 小说的创作和译介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出现了诸如李伯元的 《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刘鹗的 《老残游记》 等一批深刻揭露社会弊端、抨击社会黑暗的 “社会小说”。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使晚清掀了一场声势 颇为浩大的新小说运动。影响所及,一向为正统文人所鄙视、在 文学史上没有地位的古代小说也为世人所瞩目,它们的价值及意 义得到了重新审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也将得到重新认 定。不少学人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评说,《儒林外史》 也 在其列。
晚清对 《儒林外史》 的评说主要散见于当时学人对古代小说 的宏观论述中,如解弢的 《小说话》、王钟麒的 《中国历代小说 史论》、浴血生的 《小说丛话》、夏曾佑的 《小说原理》 等。他们 的评说涉及到小说的各个方面,首先,从思想内容上说,论者在 卧评、黄评 “功名富贵” 说之外,又大多认为 《儒林外史》 是一 部反映社会混浊、志在警世的小说。如邱炜萲在 《菽园赘谈》 (1897年) 中就认为 “ 《儒林外史》一书,意在警世,颇得主文 谲谏之义”,天僇生在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1907年) 中说此 书是 “写卑劣”、“痛社会之混浊” 的小说,徐珂的 《清稗类钞》 中也说“是书将雍乾时代之怪现状描写尽致”。他们还将其视为 我国 “社会小说” 的 “嚆矢” 与典范,如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 一《清代述异》 中就说: “近日社会小说盛行,如 《孽海花》、 《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其最著者也,然追溯原委,不得不以 《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也。”所谓 “社会小说”, 指的是那些“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 的小说。可见论者 之所以将它视为“社会小说”典范之作,首先也是从它对社会的 深刻揭露和批判着眼的。这就为 《儒林外史》涂上了浓厚的政治 色彩。
其次,《儒林外史》 的艺术成就也颇为论者所关注。从总体 上言,论者对《儒林外史》的艺术价值颇多赞美之辞,称其耐读 耐看、内涵深刻丰富,“《水浒传》 只须三四遍,《儒林外史》反 有六七遍之意味” (解弢《小说话》),没有腐气,“警世小说,而 能不涉腐气,断推此种” (邱炜萲 《菽园赘谈》),风格 “如板桥 霜迹,茅店鸡声” (邱炜萲 《菽园赘谈》),足以为当世做小说者 所效仿,如韩邦庆就不讳言他创作的 《海上花列传》,全书笔法 “从《儒林外史》脱化而来” (《海上花列传·例言》); 《谭瀛室随 笔》在论及《官场现形记》 的艺术结构时说: “《官场现形记》 为 常州李伯元先生撰,其体裁仿 《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竣, 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 它的 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一是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颇得 论者的称赞,如浴血生在《小说丛话》 中认为 “社会小说,愈含 蓄愈有味”。《儒林外史》用笔之妙就在其“作者固未尝落一字褒 贬也”。二是人物描写的手法也颇得论者好评,如黄摩西就说: “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媸妍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 掺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角色出场,横加一定场白,预言某 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事,未必尽肖其言”,而“《儒林外史》之 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 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论者认为 作者能所谓 “本其性情,而记其居出行止谈笑态度,使人生可 敬、可爱、可怜、可憎、可恶诸感情”,而且 “写社会中殆无一 完全人物”,“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凡圣之 别,不仅上下床也” (觚葊 《觚葊随笔》),突破了古代小说 “叙 好人就是好人,叙坏人就是坏人” 的概念化、模式化倾向。所 以,《儒林外史》 除个别人物外,大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如 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 (浴血生 《小说丛话》)。三是 肯定其语言运用的成功,有的论者认为: “纯粹之白话小说以 《儒林外史》 为最”,“行之全国,传之后世,无人病其费解者。” (冥飞 《古今小说评林》) 对其畅达而含蕴丰富的白话语言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
当然,《儒林外史》 在艺术表现方面存在的不足,晚清一些 学人也有所批评。例如,在论及 《儒林外史》 的艺术结构时,有 人就说: “《儒林外史》 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 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 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 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 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 将谓其以人 为干耶? 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 则 ‘势利’ 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 自为段矣。然以行文论,则笔笔中锋,无有懦语; 以叙事论,则 句句干净,无有懦词; 迥非风云月露之词章家所能望其肩背也。” ( 《缺名笔记》) 这是最早对 《儒林外史》 的艺术结构提出批评, 这一观点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颇大。又如,在人物描写方面,有 的论者认为,总的来说,小说中人物形象是生动的,但也有个别 人物描写并不成功,甚至成为小说中的败笔。书中被称为 “上上 人物” 的圣人虞博士就是其中的典型。别士的 《小说原理》 中就 说过: “……作小说有五难: 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 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 必即得君子之品行; 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 也。试观《三国演义》,竭力写一关羽,乃适成一骄矜灭裂之人。 又欲竭力写一诸葛亮,乃适成一刻薄轻狡之人。《儒林外史》 竭 力写一虞博士,乃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而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 栩如活。此君子难写小人易写之征也。” 晚清学人对这部小说的 艺术得失的评述有的是沿袭了前人的说法,有的是自己的见解, 但综其所述,其中均不乏精辟之见,但他们的批评也存在着明显 的不足,如他们评说小说的布局 “不免松懈”,整体结构 “有枝 而无干” 就显然只是看到了小说的外在形式,而未把握住其内在 的规律性,同时也未能考虑我国叙事文学的特征,因而也就并不 符合《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实情,其见解尚不及卧闲草堂本评 者高明。再如,有的论者指出虞博士人物塑造上的阙失,这无疑 是切中肯綮的,但在分析其原因时则又简单地归之于 “写小人 易,写君子难”,而忽视了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对小说的艺术分类也并不准确,存在着标准模糊不一致等 毛病。
再次,晚清学人还对吴敬梓的创作动因进行评说。他们认为 《儒林外史》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源于吴敬梓对社会现实的体 验,是浑浊的现实促使他走上创作的道路。觚葊《觚葊漫笔》 中 说: “《水浒传》、《儒林外史》,我国尽人皆知良小说也。其佳处 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非阅历世情,冷眼旁观,不易得此 真相。” 邱炜萲也认为 《儒林外史》“其描写炎凉世态,纯从阅历 上得来”,天僇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中认为 “古先哲人之 所以作小说者,盖有三因”,其一 “曰愤政治之压制”,其二 “曰 痛社会之混浊”,其三 “曰哀婚姻之不自由”。《儒林外史》 的创 作属第二类,即其内涵为 “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 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 为; 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举亿兆人之材力, 咸戢戢于一范围之下,如羊豕然。有跅弛不羁之士,其思想或稍 出社会水平线以外者,方且为天下所非笑,而不得一伸其志以 死。既无可自白,不得不假俳谐文以舒其愤”,“作此书时皆深极 哀痛,血透纸背而成者也”。晚清学人对小说创作动因的论述明 显源于司马迁 “孤愤著书” (《报任安书》) 以及韩愈 “不平则鸣” ( 《送孟东野序》) 的理论,还受到了当时政治观点的影响。就小 说创作一般性的情况而论,其观点虽不无合理之处,然而具体到 《儒林外史》 的创作,却并不完全符合实情。《儒林外史》 的情况 实际要复杂得多,此不具论。但其能够将评论的笔触由文本延伸 到创作主体,从而拓展了 《儒林外史》 的研究范围,这无疑是有 价值的。
晚清对 《儒林外史》 的论说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使其 与此前的论述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其特点在于: 首 先,此前的论说主要见诸于部分序跋及评点中,仅仅是对 《儒林 外史》 的文本进行微观的个案评述,而晚清学人对 《儒林外史》 的评论则出自他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论述中,是在整个中国 古代小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宏观透视。因此,晚清学人所论就不 是局限在 《儒林外史》 本身,而是与古代的其他小说的评说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在比较中显露出他们对各部小说的看法。比较, 确是他们常用的批评方法。如晚清学人特别强调小说创作的独创 性,认为: “作小说须独创一格,不落人窠臼,方为上乘。” 而 《儒林外史》 即 “能独出机杼者”。何以见得呢? 学人对此多有评 说,但大多采用的是比较的方式,解弢在 《小说话》 中列举了不 同小说 (实际上还包括了部分中外戏曲戏剧作品) 的艺术风格: “《水浒》 如燕市屠狗,慷慨悲歌; 《封神》 如倚剑高峰,海天长 啸; 《红楼》 如红灯绿酒,女郎谈禅; 《聊斋》 如梧桐疏雨,蟋蟀 吟秋; 《桃花扇》 如流水高山,渔樵闲话; 《七侠五义》 如五陵裘 马,驰骋康庄; 《儒林外史》 如板桥霜迹,茅店鸡声; 《茶花女》 如巫峡哀猿,三声泪下; 《品花宝鉴》 如玉壶春醉,晓院莺歌; 《新齐谐》 如剧场三花,插科打诨。” (解弢 《小说话》) 通过与不 同小说艺术风格的比较,就将 《儒林外史》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凸 现出来。同是评说《儒林外史》艺术特点,易宗夔则是通过将它 与 《红楼梦》 的比较来说明的: “乾隆时小说盛行,其言之雅驯 者,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 讥世之书则莫如吴文 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转缠绵胜,思理精妙,神与物游,有 ‘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 之致; 吴以精刻廉悍胜, 穷形尽相,维妙维肖,有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之势。所谓各 造其极也。” 次如,张冥飞在 《古今小说评林》 提出 “纯粹之白 话小说以 《儒林外史》 为最”,其原因为 “其他之书无不有文言 及俗话官话夹杂其中”,他进一步分析道: “古代长篇小说中有以 俗话为白话者,如 《金瓶梅》 是也; 有以官话为白话者,如 《儿 英雄传》 是也; 有白话而夹以文言者,如 《红楼梦》 中之 ‘凤尾 森森,龙吟细细’ 等词是也; 有白话而夹杂以俗话者,如 《水 浒》 中之 ‘干鸟么’、‘干呆么’ 等语是也”,“其俗话、官话、文 言较少者,似不得不推 《儒林外史》 为首屈一指。” 这是论者对 小说语言特点的体认,其观点的取得就是建立在与其他小说比较 的基础上。总之,晚清学人这种总体上进行宏观评说,较之与此 前的个案微观评述自然是一种进步。不过,它只是对小说的特点 进行一种抽象的、理性的阐述和评述,而尚未及对文本进行深入 细致的分析,这又是它的不足之处。
其次,晚清的评论者的主体虽然仍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但 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受到西方进步思潮的冲 击,不满现状而力图改良,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其政治目 的。所以,他们对小说的评价便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文艺鉴 赏与批评的范畴上,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如他们将 《儒林外史》 作为 “社会小说” 的典范而极意推崇,对其内容中 批判现实部分则张大其词,甚至艺术特征的分析也流露出这种意 图。这样做的结果对于拓展研究范围、活跃研究者的思维虽不无 益处。但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批评者出自某种功 利目的需要,往往会不可避免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实政治的需 求带入到小说的批评中来,导致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出现偏差。 晚清学人对 《儒林外史》 思想内容的评说就是如此。如前所述, 晚清学人大多认为 《儒林外史》 是一部 “写卑劣”、“将雍乾时代 之怪现状描写尽致” 的小说,是当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 等所谓 “社会小说” 的 典范。很显然,他们从思想内容上已经将问世于清 “康乾盛世” 的 《儒林外史》 与产生于晚清末世的以 “揭发伏藏,显其弊恶” (《中国小说史略》) 的 “社会小说” 等同起来了。诚然,《儒林外 史》 对以八股取士制度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其批判是鞭辟入里 的,这也是任何评论者都不能否认的。然而,反过来,如果仅仅 认为 《儒林外史》 是一部揭露黑暗的小说无疑又是未中肯綮的评 论。作为一位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思想而又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 的落魄文人,吴敬梓的思想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他生活于一个表 面繁荣而实际上千疮百孔的时代,为种种社会弊端痛心疾首,儒 者的身份又告诫他不能坐视。因此,尽管他在小说中对他所生活 的时代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但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其 匡世救世的命意。与一般的怀抱匡世精神的儒者所不同的是,吴 敬梓还对理想进行了热情的探索。这些均构成了 《儒林外史》 思 想的复杂层面。故晚清学人对 《儒林外史》 思想主旨的评说虽然 有可取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也是有失偏颇的,而其中的原因则不 能不归结到各个不同论者的政治目的。晚清学人的评说其实已开 启了 《儒林外史》研究史上政治因素侵入文艺批评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