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晚清学人对 《儒林外史》人物、情节本事的考证^①

清代同治 (1862年至1874年) 年间,受 “乾嘉学派” 学风 影响,汉学仍然昌盛,流风所及,时人也以考据的方式来解读 《儒林外史》,以至在吴敬梓逝世的百余年后,部分学人联系他的 生平事迹、交游,对 《儒林外史》 中的人物原型、情节本事详加 推究,“或象形谐事,或廋词隐语”,并以 “雍乾诸家文集细绎而 参稽之” (金和 《儒林外史》跋),指认出许多人物原型及本事来 源,这类学者的代表人物为金和、张文虎及平步青。
最早探寻 《儒林外史》 的人物原型和情节本事的是金和。同 治八年 (1869年),他在苏州群玉斋本 《儒林外史》 的跋语中指 出: “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 并列举出了小说 中大量的人物原型,其中 “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 然先生。其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 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其次则上元程绵庄、全椒冯萃中,句容樊 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至交。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 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为年羹尧,凤四老爹之为甘凤池,牛布衣之为朱草衣,权勿用之为 是镜,萧云仙之姓江,赵医生之姓宋,随岑庵之姓杨,杨执中之 姓汤,汤总兵之姓杨,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 庄,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万中书之姓方,范进之姓 陶,娄公子之为浙江梁氏,或曰桐城张氏,韦四老爹之姓韩,沈 琼枝即随园老人所称 ‘扬州女子’,《高青邱集》 即当时戴名世诗 案中事……”。在跋文的最后,金和还说: “薛蔚 (慰) 农观察知 先生于余为外家,垂询及之,余敢以所闻于母氏者 (余母为青然 先生女孙),略述其颠末如此; 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可知,金 和所指认出的原型人物是从他母亲那里得知的,应该说是有一定 的可信度的。不过,金和的跋文作于同治八年 (1869年),此时 距吴敬梓去世已超过百年,而且又是口耳相传,以记忆为凭,其 中谬误阙漏当是难以避免的。徐允临 (石史) 曾在 《儒林外史》 从好斋辑校本的眉批中写道: “光绪辛巳十月,金陵谌朴庵老友 偕上元金亚匏 (即金和) 令郎是珠茂才 (遗) 来余斋,述及乃翁 作跋后忆得季之为李,时摆印成书,不能列入为憾。” 这段话就 说明了金和在转述过程中存在着疏漏。既然有疏漏,那么,出现 谬误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如他认为 “ 《高青邱集》 即 当时戴名世诗案中事” 就并不很准确。何泽翰在 《儒林外史人物 本事考略》 中指出,这一情节的真正本事为清雍正乾隆年间刘著 因为收藏顾祖禹的 《读史方舆纪要》 而被诬系狱之事。当然,作 者在创作时可能同时也糅合包括 “戴名世诗案” 在内的许多其他 “文字狱” 的内容。不过,这又得另当别论。另外,所谓 “娄公 子之为浙江梁氏或曰桐城张氏”、“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 庄” 等也都不确切,这些已均为后世学人所指出。但尽管如此, 金和所指认的人物原型对后世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一方面, 他所提供的关于人物原型的线索成为后世学人考据的主要依据;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他使后世学人在理念上更坚定了 《儒林外史》 人物原型存在的信念,并进而驱使他们不断地去探 索求证,将他的说法臻于完善。因此,尽管金和并非有意于考 据,却直接启示了后世学人对《儒林外史》 的人物原型及情节本 事的寻觅、考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为 “考据”《儒林外史》 人物原型的先驱人物。
在金和之后,致力于《儒林外史》人物原型、情节本事考据 的则有张文虎。张文虎精于训诂、考据及古书校勘,曾为钱熙祚 校刻过《守山阁丛书》、《小万卷楼丛书》,还著有《春秋朔闰 考》、《古今乐律考》等书,惜未刊行。他对《儒林外史》 的考据 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金和所认定的人物原型纠谬、辨 疑。如在光绪三年的识语中,他说: “金跋所举诸人,惟娄公子 为浙江梁、桐城张未能确。窃疑 ‘娄’ 与 ‘史’ 字形相近,或是 溧阳史; 荀玫姓苟,疑是姓卢,盖用卢令诗; 汤镇台之姓杨,疑 即汪容甫《述学》 中之杨凯 ( ‘凯’ 与 ‘奏’ 字义亦相因),《杨 凯传》叙野牛塘之捷,与汤奏事相合,但易 ‘牛’ 为 ‘羊’ 耳。” 二是遍稽雍乾时期诸家文集,寻查业已被认定的人物原型的相关 资料,充实人物的本事。如对于牛布衣原型朱卉,他引用了 《江 宁府志》 中朱卉的传记材料; 庄绍光的原型程绵庄,他征引了 《小仓山房文集》 中《程绵庄墓志铭》; 迟衡山的原型,他举出了 《江宁府志·文苑传》 中樊圣谟的传记。三是钩辑和考据出小说 中的一些情节本事,而这正是金跋的不足之处。他所指出的情节 本事来源主要有: 第十三回蘧、鲁婚礼上的 “宴席上飞鞋” 出自 《宋书·刘敬宣传》; 第十五回洪憨仙以 “点石成金”骗人出自于 唐代冯翊 《桂苑丛谈》; 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千里寻父事见于李宝 泰《啬生文集·胡孝子寻亲记》 中之“歙县胡仲长入闽寻亲事”, 同回中郭孝子“喷嚏吓虎”事见 “《太平广记》 引 《朝野佥载》 所载诸暨人事”,郭孝子暗中托人养父 “用后汉姜诗妻事”; 第五 十三回聘娘以猫捣乱棋局 “用杨妃事”,国公府以夜明珠代烛事 出王铚 《默记》 所记李后主宫中事,聘娘梦境 “盖蓝本于 《烂柯 山·痴梦》一折”。张文虎的考据部分地纠正了金跋的谬误,一 定程度上丰富了金跋的内容,尤其是还补充了金跋缺乏情节本事 考索的不足。因此,可以说,张文虎在金跋的基础上无疑前进了 一大步,不过,也应该看到,金跋对人物原型的指认只是 “以所 闻于母氏者,略述其颠末如此”,并无考据之说,而张采取的却 是真正意义上的考据,两者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考据作为一种 研究方法指的是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所考订事物的一种合 理推断,它的正确与否,有赖于文献资料是否翔实可靠及考据者 思路是否合理,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谬误。所以,张文虎虽然有 金跋为基础,自己也精于训诂、历法、乐律及古书校勘,但也还 是出现了不少的谬误。如他指出小说第三十六回孝子郭力远至四 川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王惠,是以李宝泰 《啬生文集》 中的 “歙 县胡仲长入闽寻亲记” 为蓝本加工写成的。这一认定显然就可商 榷。胡孝子寻亲实有其事,详情除见于 《啬生文集》 外,何泽翰 的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中指出安徽 《歙县志·人物志》 中 也有记载: “胡元恒,字仲长,方塘人。父光荣,久客不归,杳 无音问。元恒年十八,辞母远出寻访。嗣闻父在闽,遂冒寒暑, 历险阻者三年,得遇,奉以归,孝二十余年。县令以 ‘耆英国 器’ 旌其庐。” 《啬生文集》 的记载与此志所记大致相同,只是增 添了胡仲长邂逅行脚僧及瞽者的情节,文学色彩较为浓厚,可以 明显看出是以 《歙县志》 的相关内容为基础而进行的艺术加工。 如果将胡孝子的事与 《儒林外史》 中的情节进行比照,不难发 现,除了寻亲的本事相类似外,其他如寻亲的地点、路线、经历 都不相同,而且张文虎也未能提出吴敬梓与此事具有特殊关系的 论据。他对此事的认定可能因为吴敬梓与胡孝子同为安徽人,而 且吴敬梓的一些亲朋好友如程廷祚、金榘等或为歙县人,或在歙 县附近任职的缘故,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既然如此,又如 何能遽然认定其就是小说情节的本事呢? 其实,明清鼎革之际, 战火频仍,兵荒马乱。乱世之中,夫妻相离,儿女阻隔之事并不 少见。因为中国古代传统道德崇尚孝道,其中有的事还被文人不 断地渲染加工,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还很大。如清初苏州就流传着 孝子黄向坚赴云南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的故事。黄孝子回来后, 自己还撰有 《黄孝子寻亲纪程》,戏曲家李玉以此为题材还创作 了传奇 《万里圆》。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吴敬梓不可能没有耳 闻。甚至还有的寻亲故事的当事者还是吴敬梓所熟悉的人物,如 清代 “颜李学派” 的创始人颜元就曾有过寻亲的经历。据清代李 塨 《颜习斋先生年谱》 的记载: “……先生 (指颜元) 自誓寻父 辽东,不得已则寻之乌喇船厂诸处,再不得则寻之蒙古各部落, 再不得则委身四方,不获不归……。” 吴敬梓受到 “颜李学派” 思想的影响很大,他的师友程廷祚也颇信奉 “颜李学派” 的学 说。颜元的嫡传弟子李塨还是吴敬梓曾祖吴国对的门生,应当 说,吴敬梓对颜元这一段早年的经历也是不陌生的。相比之下, 这些故事实际上比 “胡孝子寻亲” 与吴敬梓的关系还要近得多, 成为小说本事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可以有理由认定郭孝子 寻亲的情节应是糅合了明清之际许多寻亲故事加工而成的,而非 刻意地专以某事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张文虎的论证只是一种主观 推测而已。在张氏的论述中,诸如此类令人置疑、可以商榷之处 还有一些,此不具论。
紧接着张文虎之后,在寻究 《儒林外史》 人物原型及情节本 事方面用力颇多的还有平步青。平步青 (1832年至1896年), 浙江绍兴人,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读,江西粮道并署布政使等 职,同治十一年 (1872年) 后辞职居家潜心读书写作。著有杂 记体笔记《霞外捃屑》 三十卷。其卷九《小栖霞说稗》 专门论及 小说,其中包括 《儒林外史》。在论述 《儒林外史》 的文字中, 有一部分涉及到人物原型及情节本事的考据,平步青对《儒林外 史》 的考据方面所做的工作与张文虎大致相似,一方面是对金 和、张文虎所指认的人物指瑕、纠误,进一步确证金、张二人所 指认的人物原型和情节本事。如荀玫的原型,金跋称其为 “苟 某”,张文虎指为 “姓卢”,均未确指,平步青则将其坐实,认为 指的是清代两淮盐运使卢雅雨; 严贡生的原型,金跋认为 “姓 庄”,平步青则认为: “庄某,殆指有恭,以其为粤东人而甚不通 文理者也,《啸亭杂录·瞿圃状元》 条,即指庄。” 高翰林的原 型,金跋中称其姓 “郭”,张评同之,但也含糊,平步青则认定 为 “郭长源”,并引 《秋灯丛语》 卷十六 “长源入闱奇事” 以参 证之。沈琼枝的原型,金跋及张评均认为 “随园老人所称扬州女 子”,平步青则明确为 “松江张宛玉”。另一方面,他在金、张指 认和探寻的基础上,又考据出一些人物原型及情节本事。人物原 型如太保公之于张文和、云晴川之于杜诏、向鼎之于商盘、万里 之于方井九等; 情节本事如 “片石居扶觇一段,本 《湖壖杂记》, 乃顺治辛卯事” 等。这些均为学界所认同。在清代考究 《儒林外 史》人物原型与情节本事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中,平步青最晚 出,按照常理,越到后面,考据的难度就越大。在这样的情况 下,平步青还能做出一些新的成绩,应当说,这也是很难得的。 但与金、张二人一样,他的考据也存在一些令人置疑的地方,如 严贡生的原型,金跋中云 “姓庄”,平步青认为 “庄某,殆指有 恭,以其为粤东人而不甚通文理者也,《啸亭杂录·瞿圃状元》 条,即指庄”。按: “庄有恭,广东番禺人。乾隆四年一甲一名进 士,授修撰,命在上书房行走。五年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讲 学士。九年迁光禄寺卿,寻丁父忧。十一年特擢内阁学士,十三 年提督江苏学政,十五年正月授户部侍郎,寻充江南乡试正考 官,八月仍提督江苏学政。十六年授江苏巡抚。”^①其 “瞿圃状元” 事见昭梿《啸亭杂录》 卷九,略云: “乾隆初,有粤东殿撰 以少年擅巍科,剔历中外,颇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尝读孔 子 ‘观射于矍相之圃’ 之 ‘矍’ 为 ‘瞿’,人皆笑之,呼为 ‘瞿 圃状元’。” 其中除了籍贯及不通文理的特征与小说中严贡生略相 符合外,其他则大相径庭。尤其是在庄有恭身上看不到任何诈伪 的痕迹,这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目前尚未 见及吴敬梓与庄有恭交往的文献材料,他如何能将其提炼为人物 原型? 同样的情形还体现于范进的原型之考据中。范进之原型, 金跋中指出 “姓陶”,平步青则顺其线索,考据出 “或指芜湖陶 西圃 (镛)”,按《芜湖县志》 卷十三 《人物志·文学》: “陶镛, 字序东,号西圃。乾隆己未 (四年) 进士,授庶常,改知北直武 强县。廉惠爱民,以忧归。起补山西洪洞令,调知乐平,三聘同 考,搜罗称得士。寻迁宜昌司马,引疾旋里,杜门不妄交接,唯 日以诗书自娱。家无白丁,子侄数人皆茂才。” 其中同样也找不 到与人物个性相关合处,这种认证显然亦缺乏依据。
平步青之后,也还有人涉及 《儒林外史》人物原型及情节本 事的考据,如 《一叶轩笔记》 的作者沙沤等。他们虽有零星发 现,但较之上述诸家,则不足言,只能看作是清人对 《儒林外 史》人物原型及情节本事考据的余响。
清人对 《儒林外史》 人物原型及情节本事的考据从同治年间 的金和开始,到清末的平步青、沙沤为止,前前后后延续了二三 十年的时间。从总体上说,呈现出了循序渐进的态势: 考据的成 果在数量上愈来愈多,准确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它不仅在《儒 林外史》 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 《红楼梦》等小说 “考据”、“索隐” 之风的兴起也不无启示作用。如民国初年 《红 楼梦》 “索隐派” 的重要代表人物蔡元培就是因为受到清人对 《儿女英雄传》 和 《儒林外史》 的考据的启发而涉足于 《红楼梦》 人物及情节本事的 “索隐” 的。他在 《 <石头记索隐〉自序》 中 论道: (《儿女英雄传》) “自言十三妹为 ‘玉’ 字之分析”,“又以 纪献唐影年羹尧,纪与年,唐与尧,虽尚简单,而献与羹则自 ‘犬自羹献’ 之文来。” “《儒林外史》 之庄绍光即程绵庄,马纯上 即冯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 他认为这种做法 “正是中国文人 的习惯”。因此,他提出研究 《红楼梦》 应从三方面入手,即 “品性相类者”、“轶事有征者”、“姓名相关者”。正是基于这样的 认识,他撰写了 《石头记索隐》 一书,通过对人物形象原型的 “索隐”,考索出 《红楼梦》 是一部所谓 “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宣扬民族主义精神的小说。
清代小说考据之风的兴起,从学术渊源来说,自然是受到了 “乾嘉学派” 学风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人们对小说文 体特征把握不够,他们不恰当地混淆了小说与现实、小说与历史 之间的关系。勿庸讳言,文学创作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任 何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向壁虚构,而总是要以历史或者现实的人 物作为依据。因此,所谓的人物原型和情节本事还是客观存在 的。鲁迅就从不讳言他的小说是有 “模特儿” 的。不过,写入小 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又是经过作家自己艺术加工过的,与现实或历 史中的人和事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德国著名的剧作家、文艺批评 家莱辛在论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时曾说过: “剧作家并 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任务不是叙述人们从前相信曾经发生的事 情,而是要使这些事情在我们眼前再现。让它再现,并不是为了 纯粹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图,历史的 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 《汉堡剧评》第 十一篇,《文艺理论译丛》 1958年第4期) 既然有这一层关系存 在,作为研究者来说,为了更好地研究文本,把握作家创作动机 及构思,对人物原型、情节本事的考据还是很必要的。但是,切 不可将两者等同起来,进行机械的比附,更不能以对号入座的态 度去苛责作家的创作。在这一点上,有些考据者恰恰犯了大忌, 如张文虎在他的批点文字中,就是以征实的态度去评价小说中的 人物和事件,如第一回对王冕的批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王冕 为元末文士,历史上实有其人,其事迹在明代宋濂、清代朱彝尊 等所撰写的传记中均有记载,《儒林外史》 将其置于第一回,作 为一个淡泊名利、讲究行文出处的文士典型加以褒扬,其目的则 为了树立楷模,“借名流隐括全文”,故小说中的王冕已经成为作 者加工过的艺术形象,而非作为历史人物的王冕。但是,张文虎 却一味强调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对作者的艺术处理予以挑剔、指 责。在 “ (王冕) 七岁上死了父亲” 下批道: “……据 《曝书亭 集·王冕传》: ‘父命牧牛陇上,潜入塾听村童诵读,暮亡其牛, 父怒挞之。’ 不云早孤,此处不可以诬先贤。岂传闻异耶? 明史 传与朱集略同。” 即使涉及到职官、地名,他亦一一指实,不允 许有丝毫偏差。譬如,第二十六回 “恰好向太爷升福建汀漳道” 句下批道: “明时布政司有左右参政、左右参议,按察司有副使、 佥事,皆今之道员。既托名明官,不能径称今制。此亦疏忽之 过。”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这些均反映出张文虎对小说的 文体特征认识的偏差。既然存在着这样的错误观念,他刻意地去 考证小说的人物原型和情节本事也就不难解释了。张文虎的错误 观念受到了后世学人的批评,即使同样重视考据的学人,对他的 评说也不尽赞同。如稍后的平步青,称其为 “粘滞”,在第一回 中,他针对张文虎对王冕形象塑造的评述,说 “如本 《传》,则 叙次不能一线,故云父殁,非诬先贤,亦非传闻异也”,意谓小 说素材应服从叙述的需要,即做到 “叙次一线”,不能因为拘泥 于史实而影响到情节叙述的整体进程。第二十六回则针对张评 “既托名明官,不当径称今制,此亦疏忽之过” 的说法,评道: “此等皆稗官家故谬其辞,使人知为非明事,亦如 《西游记》演 唐事,托名元人,而有銮仪卫明代官制; 《红楼梦》 演国朝事, 而有兰台寺大夫、九省总制节度使、锦衣卫也。江秋珊《杂记》 嫌其芜杂,亦未识此,此评可删。” 相比之下,平步青的观念比 张文虎就进步得多,这也说明尽管平步青也重视考据,但在对小 说文体的认识上,尚能抓住其本质特征,与金、张二人具有本质 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儒林外史》考据者对小说本质特征的错误认识直接影响到 了后世学人对他们考据成果的价值评估。长期以来,不少学人就 是以此来否定他们的学术价值,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撇开 这一点不谈,单从考据本身而言,不可否认的是,考据家们追源 溯本、用力颇多,的确也爬梳出 《儒林外史》 不少人物原型及情 节本事。目前,我们虽尚缺乏足够的资料来探究作者的创作过 程,但如果将考据家们所考证的人物原型、情节本事与作者身世 及文本综合比照,的确能探寻彼此间的对应关系。如从杜少卿的 经历、性情中,可以照见作者本人的影子,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 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武书等也都深深地打上了作者族人、 亲友、师长的烙印。还有,小说的许多情节也与原型的事迹相关 合,如沈琼枝逃婚、作 “咏柳诗” 与松江张宛玉 “与夫不协,私 行逃脱”,以及当堂咏枯树之诗显然是暗相吻合的,而汤奏攻打 “野羊塘” 与其原型杨凯取 “野牛塘”、胡八乱子踢凤四老爷肾囊 与 《清稗类钞》 中所载胡赖子踢甘凤池等情节简直如出一辙。
同时,对那些见诸载籍的情节考据爬梳,于中可以觇知作者 借鉴移植之痕迹,从而探讨作者的创作过程与意图,也是小说研 究之一法。如考据家指出小说情节多出于 《桂苑丛谈》,包括小 说中 “虚设人头会”、“葬神仙马二先生送葬” 等故事,这些情节 不仅与诸籍所载略同,而且与作者也多有关连。对于 《桂苑丛 谈》,赵景深先生曾指出: “ ‘桂苑’ 意犹中科举的集团,苏轼诗 云 ‘飞腾贵籍他年事’,那么,‘桂苑’ 像 ‘儒林外史的译名’。” (赵景深 《〈儒林外史〉摭拾他籍》,《绸缪月刊》 二卷五期) 既然 如此,《桂苑丛谈》亦可视为科考之士之轶闻集。吴敬梓早年于 研习时文之际,博极群书,“涉猎群经诸史函”,很有可能曾经读 过此书,成年后创作 《儒林外史》 这样一部 “穷极文人情态” 之 小说,因为彼此性质类似,于中摭取创作素材应是极有可能的。 因此,清代 《儒林外史》 考据者的成果中虽然尚存在着不少问 题,但是它并不像后来的 《红楼梦》 “索隐派” 出自于某种政治 目的的需要,一味地穿凿附会、想入非非地去求索小说所影射的 历史人物或政治事件,而是就事论事,其内容尚未超越学术的范 围。而且其考据能将文本与作者身世等因素联系起来寻找彼此间 的契合点,毕竟言有所本,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成果对后人 科学地研究作者的创作思想以及文本的特点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 材料,这也应该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