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时期 《儒林外史》研究概况

本时期出版的 《儒林外史》 研究论著中,代表性的有陈美林 著 《儒林外史人物论》 (中华书局,1998年)、朱一玄等编 《儒 林外史资料汇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美林著 《清 凉文集》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李汉秋著《〈儒林外 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陈美林评注 《清 凉布褐批评 〈儒林外史〉》 (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张国风著 《〈儒林外史〉试论》 (中华书局,2002年)、周延良著 《〈文木山 房诗说〉与 〈诗经〉学案》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周兴 陆著 《吴敬梓 〈诗说〉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等。
在这些研究论著中,除了关于新发现的 《文木山房诗说》 的 论著外,其他大多带有总结性的特征。陈氏所著人物论,是此前 发表的 《儒林外史》 单篇人物论的组合。但是这些人物论的组 合,其意义却大于单篇作品的总和,因为从开篇 “隐括全文” 的 “名流” 王冕到结尾所 “添” 之 “述往思来” 的四客,这系列的 人物论放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系统的 《儒林外史》 思想研究。朱一玄的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积其本人及学术界多 年资料积累之大成,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关于 《儒林外史》 人物 时间考述的文章也颇有价值。陈美林《清凉文集》 上册是其多年 研究吴敬梓和 《儒林外史》 的论文汇编 (1998年前),其代表性 的研究论文基本上均有收录。李汉秋的 《 〈儒林外史〉研究》 则 是在收录既往之研究论文的同时,将 《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7年) 的 “前言” 以及 《儒林外史研究纵览》 的 部分内容囊括进来,也是其吴敬梓与 《儒林外史》 研究代表性研 究成果的汇集。陈美林 《清凉布褐评本儒林外史》,则是在其 《新批儒林外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的基础上,增加、 改写并补充了详细注释而成,是新时期以来注释最为细致完备、 批评最为系统缜密的 《儒林外史》 评本。
除了陈美林、李汉秋等学者继续领导着 《儒林外史》 的研究 潮流之外,九十年代初加入 《儒林外史》研究领域的陈文新、张 锦池等人,在1996年以后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学者,另外杜贵晨 等学者陆续加入,《儒林外史》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也为 《儒林 外史》 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
本时期陈文新除了出版了与鲁小俊合著的 《且向长河看落 日——〈儒林外史〉》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还连续发表 了 《颠覆传统——儒林外史的解构主义特征》 (《武汉大学学报》, 1998年第2期)、《解构与重组: 再论儒林外史对传统的颠覆》 (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6期) 两篇文章,运用西方解构主义理 论论述了 《儒林外史》 对传统 “侠义” 精神及文人 “才子佳人” 理想生活模式的 “消解”,从而从更深层次挖掘出 《儒林外史》 所蕴藏的悖逆传统的写实主义文学精神。其他如 《论 〈儒林外 史〉的写意特征》 (《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2期)、《论 〈儒 林外史〉的时间操作》 ( 《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儒林外史〉的传统人文精神: 论吴敬梓笔下的贤人及其人格追 求》 (《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吴敬梓的隐逸思想与 〈儒 林外史〉的笔墨情趣》 (《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论 〈儒林外史〉对故事的规范》 (《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 等 论文,也多有创见,体现出运用新理论解析《儒林外史》的不断 努力。
张锦池则连续在《文学遗产》、《社会科学战线》、《北方论 丛》等期刊上发表《论吴敬梓笔端的一代人不如一代人现象: 〈儒林外史〉的创作本旨及其深层意蕴》、《论吴敬梓心目中的 “理想国”: 说〈儒林外史〉的思想本质及其文化沿革》、《说〈儒 林外史〉的主题·主题歌·主题词》、《论 〈儒林外史〉的纪传性 结构形态》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或阐述小说的文化意蕴,或探 索小说的结构艺术,或比较其他小说的异同,颇多新见。
杜贵晨本时期发表的论文主要有 《吴敬梓、袁枚异同论》 (《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儒林外史〉的 “三 复情节”及其意义》(《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儒林外 史〉新议》(《南都学刊》,2004年第1期) 等,有些文章颇有创 新之处,如“假托明代”一文根据《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认 为吴敬梓在小说中假托明代不仅是借一个年号,而是在给全书一 个几乎是明代全史的框架的同时还有关于明代人物事件的具体描 写,在总体构思和具体描写中有反思明史、总结明亡历史教训的 用心,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怀念明朝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其“三 复情节”一文认为,《儒林外史》和其他中国古代小说一样,大 量使用“三复情节”模式,如周进看范进试卷需要三次方才识得 是“天地间之至文”,严监生临死前的 “三问”,马纯上游西湖的 三次看女人、吃东西等等,杜氏借此阐述作者巧妙运用 “三复情 节”背后的深刻用意,对深入理解《儒林外史》有着积极的借鉴 作用。
这一时期,一些传统的论题仍然是学者们关心的重点,如 《儒林外史》 的主题,就有多篇文章加以探讨。张锦池的 《说 〈儒林外史〉的主题·主题歌·主题词》 (《古典文学知识》,1998 年第5期),主要从小说的 “楔子” 中来体悟其 “微言大义”。指 出 “小说开卷那首慨叹深沉的 《蝶恋花》 词实际上就是它的主题 歌”,其中 “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一 “因” 一 “果”,是这首主题歌中的 “主题曲”,又分别点染于王冕 “这个 法却定得不好”、“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天可见怜, 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 等说法。故此,“八股科举”—— “功名富贵”—— “一代文人有厄” 便成为小说首尾相应的 “一 字长蛇阵”,或同一主题思想的三个层面。作者的历史、文化、 哲学反思,亦寓于其中。而其最为 “显豁” 者当为 “贯索犯文 昌,一代文人有厄”。作者将传统的 “反科举”、“功名富贵”、 “一代文人有厄” 三种说法并在一起,运用 “因果链” 将其贯通 起来,这种思维的方式就很有新意。
本时期有些文章,对前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如贾学 清 《论 〈儒林外史〉的悲剧意识》 ( 《黑河学刊》,2003年第4 期) 中认为,《儒林外史》 作为一部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 运写真,蕴蓄着作者吴敬梓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缘自 于对现实文人生存困境的思索以及寻求出路理想的幻灭,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一、“一代文人有厄” ——哀其不幸的悲悯; 二、 无力补天的无奈; 三、人格理想幻灭的悲哀。类似的观点前此亦 有涉及,但作者做了更为细致具体的分析。不过,更多的关于 《儒林外史》 主题的文章却基本上没什么新意,如颜蕙兰 《知识 分子的痛史——评 〈儒林外史〉》 ( 《大理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0年第3期),就完全是重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旧观点。
与 《儒林外史》 的主题相关,很多学者对 《儒林外史》 中体 现出的思想倾向也很关注。皋于厚《 〈儒林外史〉与 〈庄子〉的 精神连结》认为,在庄子思想中,最具有现代意义和永恒价值的 是以“任情”为核心的自然人性论和以“贵真”为标帜的人生态 度和价值取向。《儒林外史》深得《庄子》思想之真髓,对当时 社会的各种精神病患作了穿透性的剖析,并深深地思索着人的灵 魂拯救和人性康复问题。《儒林外史》承传《庄子》时又能超越 《庄子》,作者用他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来的新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 合理成分为参照系,对《庄子》中偏激的思想因子有所校正。莫 纯星的《〈儒林外史〉的佛教思想初探》(《湛江海洋大学学报》, 2003年第5期) 则在肯定《儒林外史》是一部卓绝的讽刺小说 的同时,认为作者在对儒林百丑进行讽刺时,也隐含了一些佛教 思想,诸如无常苦空、因果报应、经世济众、众生平等思想,这 些思想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伍 大福《空门不空,净土不净: 浅谈 〈儒林外史〉的贬佛思想》 ( 《玉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结合作者的创作动机来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是这一时期思 想研究的一大特色。张锦池《论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国”: 说 〈儒林外史〉的思想性质及其文化沿革》 ( 《北方论坛》,1998年 第4期) 一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吴敬梓心目中 “理想国” 的特 点: “敦孝悌”和 “笃忠恕”是吴氏“理想国” 的最高道德规范; “以仁义服人”是这一“理想国” 的政治纲领; “礼乐兵农”是这 一“理想国”的治国经纶; “清议”与 “致用”是这一“理想国” 的士林学风。既与程朱理学对抗,又与陆王心学分庭,是吴氏心 目中 “理想国” 的文化总体特征,《儒林外史》 中的民主主义思 想不属于具有近代色彩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而是中国儒学固有 的朴素民主主义思想。吴波的《 〈儒林外史〉的创作动机与创作 主旨》(《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 则结合吴敬梓的人生 经历,分析其创作动机、创作主旨以及对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 形象塑造的影响; 王进驹的《品评士林与自我鉴赏——〈儒林外 史〉的创作宗旨探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结合作者的自我形象塑造来探析其创作宗旨。这些观点,对前人 之见均有所发明。另外,鲁仁道的 《三百年文木芬芳——吴敬梓 和他的思想自传 〈儒林外史〉》 (《滁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年第1期) 等文章,也将吴敬梓本人的生活思想与小说作品结合 起来分析,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儒林外史》 的结构艺术,是这一时期学人关注的热点,而 且很多文章颇有创见。张锦池通过对中国现代直至当代关于结构 的几种论点的考察 (即 “连环短篇”、“功名富贵”、“时间顺序”、 “单体多彩” 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时间顺序’ 是 《儒林外 史》 情节结构的暗线 (这是源于作家的史家态度),‘功名富贵’ 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明线 (这是源于作者的价值观念), ‘连环短篇’ 是 《儒林外史》 的外在特征”。这种结构可以称为 “纪传性结构” ( 《论 〈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文学遗 产》,1998年第5期)。强调史传文学对 《儒林外史》 结构的影 响这在过去亦有论述,但张文能从纵横、内外深加分析,并综合 众家之说,论述显得更为完整。
徐又良则认为,《儒林外史》 并非如 《缺名笔记》 中所言没 有主角、没有主干,而是主角、主干俱存,只不过没有为人所发 现而已。根据中国古代 “理一分殊” 的观点,小说中的 “百十个 小星实际上均是一文昌星 (即文曲星) 的变相,写百十个小星就 是写一文曲星。而百十个小星在现实中的变相就是诸名士”,它 “象征着一群独立不羁、富有叛逆性的文人”。这些人即为小说的 主角,他们贯穿于小说的始终,统领着全文,使之成为一个整 体。而其主干,即为小说的 “主脉事件”——“维持文运的事 业”,这一事件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的跨越的逻 辑进程。第一阶段为反对成王败寇,不以成败论人; 第二阶段以 诗名抵制科名,开始整个否定八股取士制; 第三个阶段为不计是 非,及时行乐; 第四个阶段重修礼乐,再兴斯文; 第五个阶段为 封建王伦重振、儒学传统复兴。整个情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 一回为第一部分,写王冕,意在表彰一种文人精神、文人传统 (乐学、安身说、天爵说); 第二回至第五十二回为第二部分,写 继承王冕精神的第二代文坛奇人,这是小说的主体部分; 第五十 三回至第五十五回为第三部分,写继承上一代文坛奇人的精神、 学术的第三代奇人。三代贤人君子前后辉映、薪尽火传。三个部 分一脉相承,文人精神、学术传统彰显而出,合乎古代美学家所 追求的 “凤头”、“猪肚”、“獭尾” 的结构美学形式 (《短篇其表, 长篇其里—— 〈儒林外史〉结构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98 年第1期)。徐又良有关结构的论述与其关于思想主旨的论述是 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前者实际上是后者的延伸与发挥。正如我 们不能忽视其关于思想内容见解的新颖一样,我们同样不应忽视 其在结构论述上的独到。其新颖孤诣处在于,他在繁复的头绪中 为小说寻觅到了一个足以贯穿统领全文的 “主角” 及主干,而这 正是解决情节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当然,其中有些问题尚待进一 步商榷,这又另当别论。
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研究 《儒林外史》“解构” 特征的文章,如陈文新、鲁小俊的 《颠覆传 统——〈儒林外史〉的解构主义特征》、《解构与重组——再论 〈儒林外史〉对传统的颠覆》 便是其中的代表。“解构主义” 又称 “消解主义”,“反结构” 或 “非结构主义”,是继结构主义后,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兴起的后结构主义的一大流派,代表人物 为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斯·德里达 (J · Derrida)。作为一种新 怀疑主义的批评方法,它认为世界上并没有永恒的存在,存在只 是暂时的、瞬间的,人类就是这样追求一个永恒的中心,又在不 断地粉碎着自己决定的 “永恒的中心” 中心,德里达就曾说过: “……结构概念的全部历史,就必须被认为是一系列中心对中心 的置换,仿佛是一条由逐次确定的中心串连而成的链环。中心依 次有规律地取得不同形式和称谓。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整个西方 历史一样,成为由这些隐喻和换喻构成的历史。” “中心不该是被 认为是以一种此在的形式存在,中心从来就没有自然的所在,它 不是一个固定的所在,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所在,这里云集着 无数的替换符号,在不断地进行着相互置换。”^①根据这一理论, 陈文认为诞生于清代乾隆时期的 《儒林外史》 是一部具有 “解构 主义” 特征的小说,颠覆传统是其创作宗旨。《儒林外史》 对传 统的颠覆是多方面的: 经由丁言志、聘娘形象的塑造,颠覆了自 古以来爱情题材中所流行的 “才子佳人” 式的 “诗性品格” —— 过去那种 “名士与妓女相互倾慕,共论诗歌以至心心相印的浪漫 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才情与才情交流之雅为花钱与看诗之俗所代 替,容貌与风度相互赏玩之风流由付不起钱被逐出妓院之尴尬所 代替”。借张铁臂、沈琼枝、凤四老爷、萧云仙形象的塑造,颠 覆了传统 “豪侠” 形象的 “诗性品格”。“侠客” 张铁臂虽然打着 “侠义” 的幌子却干着违反侠义精神的勾当。萧云仙行侠仗义、 建立功勋,却又落得削职破产的结局,凤四老爷侠肝义胆,只不 过惩罚了船上的暗娼和欠账不还的赖账人,救了一位假中书。而 作为女侠的沈琼枝与盐商斗狠,居然也输了,逃避到南京后除了 沉浸在自命侠女的感觉中,并无多大作为。动机与效果的变异使 传统豪侠 “救人于厄,赈人不赡” 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对社会所起 的感召力在这里化为消解状态,古代文学作品中豪侠所无拘无束 的自由境界亦不复存在。通过虞博士、杨执中等 “圣贤”、“畸 人” 的描写,旨在回到平易、亲切的人生境界。借时知县拜访王 冕、娄三、娄四公子造访杨执中,“批判和颠覆笼罩在 ‘礼贤下 士’ 这一词语上的神话色彩,重新建构了这样的一个命题: ‘礼贤下士’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只是 ‘慕贤者’ 的化妆表演”。此外, 文章还认为 《儒林外史》 对传统表现技巧也有所颠覆,如有意地 回避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直接描写人物心理,化诗境为讽刺, 对经典情节如 “三顾茅庐” 等的讽刺性模拟等。总之,按文章的 理解,《儒林外史》 从内容到形式都对传统进行了一次大 “颠 覆”。这篇文章是运用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研究传统小说的一种尝 试,在理论上具有创新的意义。但从本质上看,实际涉及的还是 一个传统的论题,即小说与传统的关系的问题。文章多方面论述 了 《儒林外史》 对传统的 “超越”,这无疑是对吴敬梓现实主义 特征进行了一次有力的诠释。中国是一个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的民 族,在文学作品中,多有粉饰现实作品,这是这种民族 “乐观主 义” 的消极表现。对此,王国维、鲁迅先生都曾经有过精辟的论 述。《儒林外史》 虽然在艺术形式上也具有 “诗性品质”,但在对 现实的态度上却是严肃认真的。陈文所论及的它对传统 “诗性” 的超越就是深刻地把握了它的现实的特征。换言之,又从另一角 度阐述了它的现实主义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章的理论价值 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吴敬梓虽然不断地超越 传统,但同时也因袭传统; 既怀疑传统,也依赖传统,这中间既 包括传统的理念、传统的思想,也包含着传统的表现技巧和手 段。事实上,按照解构主义理论,传统本身也是不能隔断的,德 里达就从不相信哪种文化真的会死亡,即使是死亡的东西还会以 死亡方式起作用。他说,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走出传统哲学,甚 至 “认为他们早也以骑士般的潇洒做到了这一点,殊不知 ‘在哲 学之外’ 举步要远比他们通常所想像的困难得多,他们往往被他 们声称已经摆脱的整个形而上学的话语系统吞没了。” 因此,在 充分地肯定对传统 “解构” 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对传统因袭、 依赖的一面。
金晓民 《 〈儒林外史〉结构新解》 ( 《泰安师范专科学校学 报》,2002年第1期) 则拓开 《儒林外史》 结构解释的平台,把 着重点放在作者的现实批判精神上,进而解释了作品结构的意 义。该文着重分析《儒林外史》 结构的 “脱中心” 意义和其近代 性意味,以此说明 《儒林外史》 的独特结构是非常合乎于反映作 者的现实认识,而且是成功地体现作者思想的创造性结构。类似 这样的见解,前人亦有表达,只是没有这样系统地借用西方理论 而已。
《儒林外史》 的美学风范,也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热点之一。 包绍亮发表文章认为,《儒林外史》 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 理念的终结 (《〈儒林外史〉: 中国古典美学理念的终结》,《中共 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7期),因为明中叶以前的小说 是以 “非奇不传” 为其审美理念的,而《儒林外史》 对科举制度 和封建道德的自觉、严肃的反思与批判,从生活出发塑造典型审 美途径的开拓,自然深沉、浑然天成的艺术表现,“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 的审美风格的形成,都标志着小说以崇高为核心的 “无奇之奇” 的审美理念的成熟和古典审美理念的基本终结。
对小说中悲剧与喜剧这一对审美范畴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一 般习惯于以 “喜剧的形式、悲剧的内容” 加以概括,这一观点从 理论上言无疑是合乎小说实际的。但是因为过于强调其悲剧性的 内容,其喜剧性的形式反而不为人所注重。这一问题在九十年代 受到重视,许多学者撰文对此加以论述。王进驹的 《论 〈儒林外 史〉喜剧表现形态的构成》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将 《儒林外史》 的 “喜剧性” 特征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加以 考察,认为 “吴敬梓在继承前人喜剧性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把否 定性人物和肯定性人物以及兼有两种价值属性的人物组合在一起 作为喜剧对象,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喜剧性艺术处理: 使讽刺、幽 默、滑稽等几种主要的喜剧表现形态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实际 上是以 “喜剧性” 来涵盖小说的美学特征,与传统的 “悲喜融 合”的观点拉开了距离。文章还详细地论述了这种美学特征在人 物形象身上的具体表现。指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都存在着一定的 “喜剧性”,而构成这种 “喜剧性” 的原因在于形象所处的不协调 状态即一般所谓的 “悖反”,这一 “悖反” 经由作者的艺术处理 便构成了喜剧性的情境。《儒林外史》 的 “喜剧性” 特征主要表 现于三种形式: 对于诸如严贡生、胡屠户、严监生等人物则 “毫 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渗透着作者对丑恶假的蔑视和激愤,这样通 过对丑的自炫为美的否定,从而揭穿内容上的虚空,伪善以及无 价值,这种喜剧性的特征,主要居于讽刺的表现形态”。而对于 正面人物 “不是像一般作品中惯常使用的正面歌颂赞美的方式, 而是使肯定形象具有某种不协调的因素,通过揭示这种不协调的 因素引发喜剧性的笑,从而肯定形象的正面本质和价值”。《儒林 外史》 肯定性形象的 “悖反” 因素构成的喜剧性情境,有如下几 种常见的形式: 一、改一本正经的赞美为故抑实扬的逆向表现方 式,使实际上有价值的内容以貌似无价值的形式出现,通过揭示 这种不协调的状态,造成喜剧性的情境; 二、人物自身的言行表 现与现存的一般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处于相 “悖反” 的状态,并 带有现实的色彩,从而构成喜剧性的情境。《儒林外史》 喜剧表 现形态的构成的第三种形式是滑稽,滑稽 “是较低层次上的喜剧 形态。滑稽主要体现着客观对象的某种外在的不协调的喜剧性, 主要包括人的客观表情、姿态、语言特点,不习惯等外在的喜剧 因素”。《儒林外史》 中有的喜剧性情境中保留着戏曲闹剧式的滑 稽特色,如第十回中蘧公子、鲁小姐婚礼上的满堂折腾,混乱的 情景就是其中表现之一。另外,滑稽因素也经常与讽刺相结合, 如周进的撞号板、范进中举等均伴随着外部形态的夸张、变形而 构成不协调,这也都是滑稽中富有浓厚的讽刺意蕴,王文对 《儒 林外史》 的喜剧性特征及构成论述得很充分,也比较中肯,这是 大致可以肯定的。但是将 《儒林外史》 的整体美学风貌概括为喜 剧性是否恰当倒是颇值得商榷的。因为喜剧是 “将无价值的东西 撕破给人看”,如果说在表现讽刺的否定性的对象,其喜剧性自 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一般性的 “真儒” “贤人” 同样以喜剧性 笔调以出之就很难确定,任何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都要灌注自己的 思想情感,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笔调,吴敬梓也一样,对于 曾经过寄寓过作者自己情感的 “真儒” “贤人” 作者应是以庄笔 出之的,这些不应纳入到喜剧性的范畴中。卧本第三十六回中对 虞育德的评价 “此篇纯用正笔、直笔,不用旁笔、曲笔,是以文 字无峭拔凌驾处。然细想此篇最难措笔,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 纯正无疵,如太羹元酒,虽有易牙,无从施其烹饪之巧”。此是 的论。
本时期还有一些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是此前学术界较少关注 的,如孙步忠 《 〈儒林外史〉打破了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 的结构模式》 (《云梦学刊》,2003年第6期) 认为,《儒林外史》 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在叙述中夹有大量的诗词文赋的缘饰了。它 的这种在文体上的变革,显示了其现代小说的特征。促成 《儒林 外史》 这种文体上的变革,有着复杂的原因: 既有其 “简捷地奔 向戏剧” 的小说艺术方法方面的原因,又有小说用 “写实而真 实” 的创作手法创造其 “形象体系” 方面的原因,更有小说作者 以理性思考的方式来创造小说的 “意象体系” 方面的原因。再如 李健秋 《吴敬梓深层心态的真实投影——浅析 〈儒林外史〉中虞 华轩形象的内涵及其与吴敬梓的关系》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3年第1期) 中说,《儒林外史》 中以吴敬梓本人为原型的人 物,学界一直公认是杜少卿,对于紧接其后上场的虞华轩,大多 数学者并未给予太多重视,他认为这个人物与吴敬梓之间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是吴敬梓为自己设计的另一化身,也是其深层心 态的真实投影。其他如刘曙 《试论 〈儒林外史〉中文士的说谎现 象》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汪崇儒 《〈儒林外 史〉中以盐商为背景的落伍文人》(《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 1期)、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的狎游风习》(《明清小 说研究》,2003年第4期) 等,均是既从吴敬梓那一时代出发, 考察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又带有关注当今现实的特 征,表现出新时期学者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注相结合的研究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