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九十年代前期的《儒林外史》研究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儒林外史》研究继续走向深入。胡金 望《一九九○年以来 〈儒林外史〉研究综述》^①一文介绍说: “仅从1990年至1995年的研究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见诸 报刊的论文就逾百篇,公开出版的论著、辞典以及新批与点校的 原著等多达十几种,新老作者六七十人。(中略) 这些数字和类 别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者在原来较为集中研究 作家生平思想、作品思想与艺术以及版本几大块的基础上,已经 注意开拓新的领域,力求用新的方法和角度作全方位、深层次的 研究,如有的研究者从小说类型特征与时空操作角度审视作品的 思想艺术价值等; 二、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有的研究者开始着 手 《儒林外史》研究史的研究,如对古人不同的评点与今人研究 成果的再研究与再评价等; 三、人们已经意识到 《儒林外史》 的 研究必须走出纯学术的圈子,在努力提高研究水平的同时,与社会效益相结合,正确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如几部 《儒林外 史辞典》 的编纂出版,伟大作家吴敬梓走上荧屏^①,以及研究作 品中各种知识分子的类型与心态的丛书等。所有这些,均表明了 《儒林外史》 研究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展示出良好的势头和广阔 的前景。” 胡氏对这一时期研究状况的分析,实事求是,对研究 前景的展望,满怀信心。
本时期 《儒林外史》研究的最大收获是出版了多部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研究专著,特别是陈美林的 《吴敬梓评传》 (南京大学 出版社,1990年),是一部代表了本阶段 《儒林外史》 研究的高 水平的著作。该著作为南京大学匡亚明教授主编的 “中国思想家 评传丛书” 首批推出的力作,具有资料丰富、论述精审、文笔凝 重的特点。它既融进了作者本人的 《儒林外史》研究成果,也融 入了个人新发掘的文献资料,许多观点经过修订后明显地更加成 熟与完善。该书出版后,先后有二十余篇书评见诸报刊,足见此 书在读者中的反响,而其中 “精当详实,评传交辉” 的评价则可 谓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此书的特点。陈美林主编的 《儒林外史辞 典》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则融普及性与学术性于一炉, 既有对吴敬梓生平与思想的详细介绍,又有对 《儒林外史》 思 想、情节、艺术、人物形象的深入分析,还有对 《儒林外史》 研 究情况的全面总结,是一部具有较强可读性和较高学术成就的著 作 (本时期陈美林的研究成果,详见后文论述)。
李汉秋也相继推出了他的多部著作,首先是 “吸收了时贤的 研究成果”,将五十年代曾经刊刻的吴敬梓的 《文木山房集》 与 其长子吴烺的诗集 《杉亭集》合而为一,由黄山书社出版了 《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继而又将黄小田评语并入八十年代出版的 《 〈儒林外史〉会评会校本》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合成 “新会本” 出版)。天津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 《儒林外史研究纵览》,收 集了清中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儒林外史》 的研究成果,并分 门别类地进行了整理,时有评述,大致描述了这一时期 《儒林外 史》 的研究轨迹。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 《儒林外史鉴赏辞典》, 对 《儒林外史》 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汉秋的研究成 果,详见后文论述)。
除了陈美林、李汉秋以外,宁宗一、杨义等也是这一时期有 代表性的学者。宁宗一继续发挥其精于思辨、长于宏观研究的学 术特点,对 《儒林外史》 的类型特征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他所提 出的 《儒林外史》 是 “思想家的小说” 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学 者的赞同。杨义此前的学术研究重心并非 《儒林外史》,但初涉 这一研究领域,便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增 添了光彩。杨义在《江淮论坛》 连载的两万余字的长篇论文 《儒 林外史的时空操作及叙事谋略》 ( 《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 第3期),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 《儒林外史》高超的叙事谋略。 其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出人意料而又合乎情理的精辟论述均给 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外,还有一批中青年学者经过迁延时日的 砥砺,也逐步走向成熟,成为研究队伍中的生力军。其中有代表 性的如陈文新、张国风、周月亮、胡益民、胡金望、王进驹等, 他们既具有比较深厚扎实的文史功底,又系统地涉猎过西方的哲 学、文艺思想、文学理论,在研究上更善于借鉴新的方法论。而 且,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的迅猛冲击不可避免滋生的 浮躁后,他们在新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上表现得更为冷静自然。比 如张国风的 《浮世画廊——儒林外史的人间》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 《儒林外史》 人物,新意迭至, 为人物研究的力作; 陈文新的 《士人心态话儒林》 (华中理工大 学出版社,1994年) 虽为通俗读本,但以庄谐并陈的小品笔墨, 阐释小说的文化意蕴、谈论掌故轶闻,揭示儒士心态,是一部从 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儒林外史》 的佳作; 周月亮、胡益民合作的 《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 从中国 古代 “士” 文化的角度剖析 《儒林外史》 文化特征,也颇有新 见。
另外,杜志军从中国古代 “史传文学” 的传统观照 《儒林外 史》 的文本特征及其形成,为 《儒林外史》 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 〈儒林外史〉与史传文学人物的类型》,《江淮论坛》,1993年 第5期; 《史传文学的影响和情节模式的突破: 〈儒林外史〉的结 构创新及其意义》,《河北学刊》,1993年第6期)。王进驹 《士 人文学的高峰: 从小说类型特征看 〈儒林外史〉的成就》 (《广西 师范学校学报》,1993年第1期) 通过对 《儒林外史》类型特征 的研究,将它定位为士人文学,其《吴敬梓对中国古代喜剧性文 学的杰出贡献》 (《学术论坛》,1994年第5期),将 《儒林外史》 放在喜剧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评价其艺术创新,均较前人有所发 展。
九十年代前期、中期的 《儒林外史》研究,有关作者的生平 事迹、思想状况以及小说的创作主旨、结构艺术、人物形象等传 统论题依然是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与八十年代相比较,这一时期 尽管在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明显不及前者,但对于许多理 论问题的思索却更加深入,观点也更趋成熟,总体上呈现出纵向 掘进的趋势。
关于作者的研究,陈美林的 《吴敬梓评传》 是这一时期最重 要的成果。该书为一部大型的人物传记,全书四十余万字,共分 五章,对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家世、生平思想及创作,均作了深 入细密的传评。同时,它作为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首批推出的力作,尤其精于吴敬梓思想观念及其发展历程的探 索。为了全面、准确地展示吴敬梓的思想,它借鉴了史书的框 架,将历时性的纵向考察、共时性的横向观照结合起来,作为研 究的基本走向,系统地论述了传主对魏晋六朝风尚、明清之际的 进步思潮如 “颜李学说” 和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学风以及家风祖 德的追慕与传承,从而探索出传主思想观念形成的历史、时代、 社会的渊源。在吴敬梓家世、生平行实、交游等方面,与此前同 类著作甚至作者自己的成果相比,“评传”表现出了明显的进展。 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作者又检索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方志、别 集、笔记中的文献资料,其中许多是以往他人所未曾检索过的, 如 《屺思堂集》、《双佩斋集》、《续同人集》、《淮海英灵集》、《金 陵文征小传汇刊》、《清秘述闻》、《社事始末》、《江宁新志》、《秦 淮志》、《石城山志》 等,从中发掘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钩辑出了一些吴敬梓先人事迹的线索,并推 导了与其创作关系密切的、颇具价值的结论。如 “时代” 一章论 及清初的满汉之争,引用了顺治三年状元、著名八股大家刘子壮 的一段话: “满人曰: ‘吾所与定天下,而汝坐其成!’ 汉人曰: ‘汝何如,非吾莫能。’ 两不相能,则虽有便民之策,经国之方, 相持而不能施,施之而不能左右以尽其利。” ( 《屺思堂集·振纲 领策二》) 有力地论证了 “从满汉政权建立之日起,满汉官员相 互牵制的现象即已出现” 的观点,真切地展现了传主生活的时代 特征,这对于研究吴敬梓思想的产生无疑是大有助益的。再如, 从《铜山县志·张��传》 中考索出了吴敬梓曾祖吴国缙与张竹坡 父亲张��的交往。 根据杜登春的 《社事始末》、 《明史·姜曰广 传》 考证出全椒吴氏家族与东林党人、复社诸君子间的关系,还 发现陈廷敬之子陈天池 (字可泉) 偏爱稗官小说,曾撰有 《第一 快活奇书如意君传》 (又名 《离恨天》,卷首有作者自己以及道光 间徐璈等人作的序,目前有传本) 七十二回,这些新资料、新观 点对于研究传主的创作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九十年代 文献资料发掘与整理所取得的新成就。
对《儒林外史》创作主旨的研究,与八十年代比较,也有明 显的进展。这首先表现于学者们在前贤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新 的观点。其中主要有 “反映知识分子生活、探索知识分子生活道 路”、“文运的挽歌”、“礼赞奇人绝学” 等说法。这些论点,有的 是前人曾经论及,但未曾加以进一步申述的,有的则是重新提及 的。“反映知识分子生活” 一说为陈美林在八十年代提出的观点, 九十年代初,他发表了 《试论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及其对知 识分子出路的探索》 ( 《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4期),指出 《儒林外史》 不仅一般性地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的生 活,而且还更表现了 “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索”。这一观点既完 善了既往的观点,也反映出对作者对小说文本认识的深化。陈美 林的这一观点对学界的启发很大。此后,许多学者都是从这一角 度来论述小说的创作主旨的。如卢敬川的 《一幅围着 “功名富 贵” 旋转的世相图——对 〈儒林外史〉主题的再认识》 (《江汉论 坛》,1999年第7期) 对胡适的 “反科举” 之说提出异议,指出 《儒林外史》 是一部 “以反映封建知识分子生活和命运为主,兼 以反映明清时代的世相小说、社会小说”,将 “反映知识分子生 活” 与 “反映世情” 两种说法合二为一,又以前者为主。冯保善 《 〈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艰难探索》 ( 《明清小说研 究》,1996年第4期) 认为 “作者批判、讽刺了封建社会晚期知 识分子的丑恶,目的在于为了挽救一代文人的堕落,重建理想人 格”,并在深入分析了王冕、“真儒” 系列人物以及市井四奇人的 人格构成后指出作者认识到前两类已难以在现实中实现,“于是 让市井细民——四奇人来继承真儒精神,熔真儒精神与市井细民 为一体,铸造新的理想人格范型,便成为作者理想人格的又一探 索”。这实际上是陈氏观点的延伸。此外,萧相恺 《抨击日下世 风,探索士子人格建构的书》 ( 《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4 期)、宁稼雨 《从 〈世说新语〉到 〈儒林外史〉》 ( 《明清小说研 究》,1997年第1期)、黄强 《从 〈儒林外史〉看明清八股文人 的心理痼疾》 (《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也对此分 别加以论述,虽然有的文章角度略有差异,但均围绕着 “知识分 子” 这一中心,从而更加丰富陈氏的论点。
“文运的挽歌” 一说又可表述为 “对文运式微的叹惋”,胡发 贵的 《一曲文运的挽歌》 (《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 指 出,《儒林外史》 虽然写名士、写官场、写僧道、写隶役倡优, 着意表现的却是 “华夏文明的存亡”,亦即 “文运” 这一宏大的 主题。所谓 “文运”,指的是 “孔孟道统” 以及古往今来一切圣 贤所传承的 “微言大义”。《儒林外史》 就是通过 “祭泰伯”、“代 孔子立言”、“反对科举” 等 “星君们” 维持 “文运” 而终不可得 的过程以表现 “对文运式微的叹惋”。“礼赞奇人绝学” 一说见于 徐又良的 《一部礼赞文坛奇人绝学之书: 〈儒林外史〉主旨新探》 ( 《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1993年第3期) 一文。文章从作者 的感情基调切入,指出 《儒林外史》 “大书特书江湖上坎坷不遇 而又抱负不凡的文人”,对这些 “非正途出身而又富有叛逆性的 文士”,作者 “是肯定不是批判,是赞美而不是揶揄”,这可从三 个方面来理解: 一、从小说的主体意识看,既写了儒学传统的挫 折、一代知识分子的沦落困境,又写并且重点写文坛奇人的崛 起、儒学传统的重建与发展。二、从楔子、尾声及正文的章法布 局看,小说写否定性的人物较为简略,写肯定性人物详备,以写 肯定性人物为主,写否定性人物为宾。三、从作者传记看,豪 士、诗人、才子本是作者现实生活中的正当身份,当然也是构成 小说 “文坛奇人”群体的有机成分。四、从王冕故事看,看似平 常的 “乐学”、“安身说”、“天爵说” 即作者所礼赞的 “绝学”。 文章最后的结论为: “ 《儒林外史》 的主旨是表彰文坛奇人绝学, 而儒林丑类、败类及其不学或者为人之学只不过是奇人活动的背 景,只不过是奇人绝学的陪衬。” 这一论点与传统论点相比较, 显然已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于论者对小说人物的价值体系进 行了重新评估,一些在传统评价体系中被否定的人物与其他被肯 定的人物一道被置于被褒扬的地位,从而导致对整个意义体系的 重新认定。在论者看来,小说所表现的 “儒林群体之奇不只在于 有虞博士等真儒之奇,还在于有三湖之豪士、诗人、才子之奇。 豪士、诗人、才子、真儒都是和正宗文人、科举迷相对立的奇 人。只以贤人君子为奇人正宗,那么,正直、自由的文人阵营就 未免太单纯,势力也太单薄了,须知天上是 ‘百十个小星’ 下凡 啊”,可见,文章将 “奇人” 的标准放得颇宽,除了诸如周进、 范进等极少数 “八股迷” 外,其他的庶几皆可列入 “奇人” 之 列,这其中固然有诸如虞、庄、杜、迟之类的 “真儒”,同时自 然也包括杨执中、权勿用、支剑峰、杜慎卿之类的所谓 “豪士、 诗人、才子”。文章之所以将他们纳入到 “奇人” 之列,并加以 褒扬,主要是看重他们与科举正统相对立的一面。不可否认的 是,杨执中、权勿用、支剑峰等人的行为的确存在着背逆正统的 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此论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杨执中、权 勿用、支剑峰等人无论是从个人的品质还是为人处事的方式,都 是不能与虞、庄、杜、迟之类的 “真儒” 等量齐观的。将他们置 于同一地位,无疑值得商榷。撇开作品的客观描写不谈,单从作 者所选择的人物原型的角度来考察,其中的原因就不说自明,如 权勿用这个人物形象是以当时江南以虚伪矫饰著称的人物是镜为 原型的,作者之所以选择是镜作为原型,无疑是寄寓了明显的情 感倾向的。像他这样的人,作者能加以 “礼赞” 吗? 而且,作为 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在经历了现实的严肃思索以 后,对虞、庄、杜、迟等人所躬行的的道德人生也并未完全认 同,最后以市井四奇人作结,实际上就表现出他对虞、庄、杜、 迟等人的道德人生也有一定的怀疑。既然如此,又如何能说吴敬 梓在小说的总体倾向上对他们加以 “礼赞” 呢?
九十年代的结构研究比较侧重于对 《儒林外史》结构类型体 式的认定以及其来源的追溯,并兼及其特征的研究。与八十年代 注重于从结构内部构成中探讨其整体存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 这一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杜志军认为,《儒林外 史》 在叙事结构上既广泛借鉴了以 《史记》 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的 表现手法,又赋予了新的创造,从而使之有了 “近代型” 小说的 特征 (《史传文学的影响及情节模式的突破》,《河北学刊》,1993 年第6期)。对 《儒林外史》 的结构提出新见解的还有杨义,他 认为 《儒林外史》 的结构采取了类似于八股文布局 “原、反、 正、推” 式的叙事程序: 小说前后写了四类人,这四类人 “都是 对题旨在不同方向的推衍,形成了充溢着悲凉感的无限烟波”。 其外在的形态类似于我国唐宋旧籍装帧的 “叶子” (欧阳修 《归 田录》 卷二云: “版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 子”),是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 “百年反思的 ‘叶子’ 式的长篇结 构体制”,它不仅具有形式上的独创性,而且更 “从丰富的层面 和角度,展示了八股取士制度造成的社会情境和内在的心理驱 力” (《〈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及叙事谋略》,《江淮论坛》,1995 年第1、2期),从而更确切地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杨义对 《儒林外史》 结构特征主要是从文化学、叙事学的角度加以诠释 的。新的理论推导出了独到的见解,其独具机抒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美学特征也是《儒林外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八十年 代曾有许多学者撰文论及于此,如平慧善、宁宗一、赵齐平等。 九十年代,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延续。赵山林 《 〈儒林外史〉 的美学特征》 (《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2期) 一文将其美学 特征概括为 “因 ‘戚’ 而 ‘谐’,‘戚’ 中含 ‘谐’”,即 “喜剧与 悲剧的混合”,这一论点实际上是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中 “ ‘戚’ 而能 ‘谐’”以及宁宗一、赵齐平等人 “悲喜融合” 观点 的发展,但文章义按照作者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集团、不 同的社会个体的不同感情,将 “戚” 与 “谐” 这种美学特征落实 为四种不同情感倾向,即 “有情的讽刺”、“无情的冷嘲”、“深沉 的慨叹”、“充满哀怨的诅咒”,这实际上又更丰富了前贤的观点。
九十年代,在人物形象研究方面也取得突出成就。据不完全 统计,同时期见诸报刊的研究论文总数不下四十篇,而其中以陈 美林的成果最多。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将人物研究作为重点课题 加以研究,先后撰写了三十余篇人物专论,陆续刊载于 《文史知 识》、《明清小说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等学术期刊 (这些 人物专论加之后来又添写的同题论文被中华书局汇辑成 《儒林外 史人物论》 一书于1998年出版,详见后文论述)。此外,本时期 所编辑出版的两部辞典 《儒林外史辞典》、《儒林外史鉴赏辞典》 中也辟有专门的篇幅讨论人物形象。
除了陈美林的 “人物论” 系列论文外,还有一些论著也是研 究人物的,如张国风的 《浮世画廊——儒林外史的人间》 (江苏 古籍出版社,1992年)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小说的人物形象,角 度新颖,分析透彻,亦为人物研究的重要论著。单篇论文则如蔡 景康的 《儒林外史妇女形象脞谈》 (《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 3期) 则是专门研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作者以沈琼枝等四位 女性形象作为典型,挖掘吴敬梓塑造女性形象的意义所在。这一 问题引发了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如虞卓娅的 《封建末世女性生活 的现实图景—— 〈儒林外史〉写女性》 ( 《明清小说研究》,1998 年第1期) 则从小说史的角度将 《儒林外史》 的女性描写的成就 加以客观评价与定位,说《三国演义》 中的女性 “只是男性可以 享受也可以随意丢弃的衣服,最多只是政治谋略中美人计的工 具”; 《水浒传》 中的 “不仁不义的 ‘四大荡妇’ 是忠义双全的梁 山英雄的对立物,而 ‘母大虫’ 一类豪杰却也脱尽女人本色”; 《西游记》 “把女性幻化成魅人、害人的妖精,反衬了男子修成正 果的诱惑和 ‘困难之大’”; 《聊斋志异》“专写乐于为男性奉献的 女性,其中颇有男子 ‘白日梦的意味’”; 《金瓶梅》“是把女性作 为主体来写”,但又可惜 “把所有的女人都集中在淫棍西门庆家 中或身边来写,似乎她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成为西门庆最 亲密永久的淫乐伙伴”。只有 《儒林外史》 中的女性,不再是 “读来满口余香的爱情传奇中的情痴,也非只会追求性欲满足的 特殊动物,也不是异化为男人的女人”,她们 “是现实生活中普 通平实的女性,面对中国十八世纪沉重的人生,她们必须考虑的 是怎样在社会中生存”。这两篇文章都较好地把握了女性形象在 小说中的地位以及意义,并导出了吴敬梓塑造女性形象的心态及 审美追求。
在传统论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的同时,另一方面,随着西方 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愈来愈多的学者将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运 用到 《儒林外史》 的研究中,又触及到了一些此前没有或者是较 少有人涉及到的研究论题,如对 《儒林外史》 的类型特征、叙事 特征、文化意蕴、“解构主义” 特征的研究探讨等等。这些问题 的提出与探讨,表现出九十年代的学者在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拓 展研究领域方面所做出的可贵的努力。
类型特征的研究是本时期 《儒林外史》研究中比较集中的话 题,有关的文章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王进驹的 《士人文学的 高峰: 从小说类型特征看 〈儒林外史〉的成就》 (《广西师范大学 学报》 1993年第1期)、宁宗一的 《从小说文体演变看 〈儒林外 史〉与 〈红楼梦〉的类型品位》 ( 《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 期) 等,均是研究探讨《儒林外史》 的类型品位和特征,并以此 对它的审美价值加以评估的,但各自所选择的角度又不同。王进 驹将 《儒林外史》 纳入到 “士人文学” 的范畴加以论述,认为它 “使士人文学题材内化了丰富的个人、时代和历史文化的涵蕴, 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宁宗一则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主 体与客体的关系两方面来探讨 《儒林外史》 的类型特征,认为从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大致可划分为 “非小说 家” 与 “小说家” 两个类别。前者具有较强的 “消费商品” 特 性: 注重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以读者的接受为价值导向。《三国 演义》、《水浒传》 等属于此类; 而后者则以 “抒写性灵” 为主, 着力探索人生意蕴和人生的奥妙,“反思性” 是它的主要特征, “作者个性化艺术特征极强,理念思辨的意味较浓”。《儒林外 史》、《红楼梦》 等小说则属于这一类。同时,《儒林外史》 与 《红楼梦》 又分属于 “学者型” (或 “思想家” 型)、“诗人” 型两 种不同的类型。其区别在于,《儒林外史》 的传奇色泽较淡,思 辨性强,“作者始终在沉思一个巨大的哲学命题: 即他要唤起民 族的一种注意,要认识自己身上的愚昧性……他想到的不仅仅是 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是借助于他所熟悉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考察民 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素质。他以自己亲身感知的科举制度和举业 至上主义为轴心,开始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思考去观察自己 的先辈们和同辈们的民族文化 ——心理结构和政治生涯。” 也正 因为这种深刻的反思性,使 《儒林外史》 “具有了思想家” 的品 格。而 《红楼梦》 更偏重于 “感觉”,更注重 “对美的发现与表 现”,“愿意更含诗意地看待生活”。朱万曙综合考察了中外作家 的气质类型和吴敬梓的创作经历,认为 《儒林外史》 属于理性小 说作家创作的 “理性小说”。其 “理性特征” 表现于思考的深刻 性、人生主题的普遍意义、及作者以 “常醒的理解力” 借助形象 传达的理性内容等三个方面。
对 《儒林外史》类型与品位的探讨,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继 续关注,如许建平的 《 〈儒林外史〉: 一部意在言志的诗化小说》 ( 《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期)、朱万曙 《儒林外史: 理性 作家的理性小说》 (《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等等。朱 万曙 “理性小说” 与宁宗一 “思想家小说” 的分类存在着明显的 共通之处。许建平将 《儒林外史》 归于 “诗化小说”,认为 《儒 林外史》 属于 “诗化小说”,特点为 “意在言志抒情”、“重在检 索一段事件情境本身的意义”。在故事的组合上具有 “共时性放 大与历时性跳跃” 的特征,风格 “风静云闲含蓄优美”。陈文新、 欧阳峰的 《论 〈儒林外史〉的写意特征》 ( 《明清小说研究》, 1998年第2期) 没有直接对 《儒林外史》 的类型加以归位,但 指出了 《儒林外史》 是一部具有 “写意特征” 的小说,并对其 “写意特征” 详加阐述。如具有明显情节淡化倾向、注重主观情 感的抒发,援诗境于小说等等,这又进一步补充丰富了许文的观 点。
上述文章分别从题材、作家、艺术形式等方面对 《儒林外 史》加以分类,它们划分的标准不同、角度各异,得出的结论自 然也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小说文本的研究。相反,因为选择的角 度是全方位的,还促进了文本研究的深化。因此也说明了学者们 已充分意识到把握小说的类型特征对文本研究的特殊意义。其 实,对文本类型特征的研究 “古已有之”,希腊著名的哲学家、 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早在公元前就提出 “按所用的媒介不同, 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 《诗学》) 将艺术分成不 同的种类。而我国古代 《易经》 中即有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的说法。建安时期魏文帝晋丕 《典论·论文》 中所云 “夫文本同 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则是我 国文体分类及类型特征研究的滥觞,刘勰的 《文心雕龙》 中 “括 囊杂体,功在诠别” 也是强调文体分类的重要性,可见早期的文 艺理论家均注重通过分类及类型研究来把握其美学特征。九十年 代学者们的类型研究实际上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通过 对类型特征的研究,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总结探讨了 《儒林 外史》 的文本特征,无疑更深化了文本的研究。
研究 《儒林外史》 的叙事特征与手法,以杨义连载于 《江淮 论坛》 的 《〈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 (《江淮论坛》, 1995年第1、2期) 长篇论文为代表。文章深入地研究了 《儒林 外史》 独特的时空操作和叙事谋略以及它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它 指出 《儒林外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小说,而是对八股取士 的科举制度进行百年沉思,因而充满世纪悲凉的 “文化小说”。 它具有一个与其叙事结构相贴合的 “独特视角”,即 “对八股取 士的科举制度进行百年沉思”,这是作者进行时空操作的基本逻 辑起点,制约着他对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的选择: “百年及思想 的时间意识,左右着小说观照八股取士制度下士绅社会的独特视 角,很难设想它还有可能以一个家庭或一个主要人物,去展开对 百年文化厄运进行批判性沉思的审美命题”,也正因为这样,文 章认为,“它最佳的选择,也许就是把一大群秀才,还有少量进 士、翰林和名士放逐到百年流浪旷野上”,而表现于艺术结构的 选择上,则采用了类似八股布局的 “原、反、正、批”式的叙事 程序: 《儒林外史》前后写了四类人,“都是对题旨在不同方向的 推衍,形成了充溢着悲凉感的无限烟波”,结构形态则类似于我 国唐宋旧籍装帧的 “叶子”。这种独特的长篇结构体制 “从丰富 的层面和角度,展示了八股取士制度造成的社会情结和内在心理 驭力,亦刚亦柔地迫使数代 ‘士人’ 不顾 ‘文行出处’ 而追逐 ‘功名富贵’,从而导致精神荒谬和荒芜的人间悲剧”。
《儒林外史》在时间操作的另一 “谋略”,“就是把清代雍正、 乾隆年间士人行为的一些素材,经过审美幻化,移到明代成化至 万历年间,前移了两百年左右”。之所以采用这种运作方式,从 作者方面而言,首先 “是为了从历史上寻找文化风气和文化精神 的契合点”。根据顾炎武 《日知录》 中的记载,八股文彻底程式 化当为明代成化年间以后的事,将小说的情节运行的年代推移至 这个具有界碑意义的年代以后,则能更好地考察“科举制度中这 座精致的文字形式的迷宫,如何用前有功名利禄的诱饵,后有穷 愁落魄的压力,驱使一代代士人在毫无文化积累价值的竞争中耗 费生命的”; 其次,它还有利于作者 “以个人的切肤之痛和历史 的超越性,去进行这两百年时间推移的审美操作的”。清代沿袭 明制,仍以八股文开科取士,其目的则在于 “笼络人才和窒息理 智”,吴敬梓屡困场屋,为此遭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屈辱,对此具 有切肤之痛。这样推移以后,使他能超越感伤主义的情调,对百 年士人悲剧进行理性的反思,进一步扩张这种自由的审美心态, 在更深邃的历史中和更广阔的人世间寻找自己的精神属性。
同时,这种时间的大跨度移位,又 “为广阔幅员的空间操作 提供了内在的需求和用武之地”,时间与空间是相互联系的,而 且这种随时间互动的空间向心力又具有某种内在的文化象征意 蕴: 《儒林外史》 的空间变动性很大,行文没有在一个城市或县 乡逗留三月以上而不作转移的。空间转移的重心分为北京和南京 两个阶段,中间临时重心在嘉兴和杭州,这是两者中间的过渡。 小说楔子后的头七回写的是功名富贵的热衷者,“功名富贵之心 都向当时的帝都北京倾斜”,直至王惠在南赣依附宁王反叛,才 使这种 “帝都情结” 象征性地毁掉了。所以,北京实为 “由科场 到官场的象征”。相对北京而言,南京则是 “真假儒、真假名士 的精神家园和演戏的舞台”。并且与北京作为八股取士的帝都、 群相竞逐功名富贵的帝都相互对峙而存在,从而构成了小说叙事 空间南北而异的双焦点的。由于时空感受的独到,作者对人的生 存状态的考察也更加透彻: 他思考着人的生存状态中的瞬间与永 恒、滑稽与崇高,展示了人文理想的抒情性,以及对世俗成规、 功名追逐的嘲讽性。也正因为如此,“《儒林外史》 的深刻的讽刺 意味,以及其悲剧相交融的深层情调,都是以它的 ‘百年易过’ 的空幻感和 ‘千秋事大’ 的执着精神的异构交融作为心理学基础 的。” 杨义的这篇文章视角独特,新意迭出,所论虽然聚焦于 《儒林外史》 的叙事特征,却糅合了文化学、文体学等多方面的 内容,对小说的艺术特征、思想内容多有新的阐述,体现了作者 对 《儒林外史》 独到的思索。
杨义对《儒林外史》叙事时间的研究,激发了众多学者的研 究兴趣。1996年以后,有多篇文章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如贾 红棉的 《论 〈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 (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7年第2期),与杨文所不同的是,它主要侧重于小说局部情 节之间先后顺序以及排列与组接关系的分析。文章认为,按照现 代叙事学理论,叙事作品必然涉及到两类时间,一种为故事时间 (即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 一种为叙事时间 (即小说家对故 事时间的安排,它是通过具体的叙事活动得以实现的,又称为 “文本时间”)。作者的叙事谋略主要通过 “顺序”、“时距” 等 “文本时间” 得以实现的。不同的艺术作品往往有不同的安排方 式。就《儒林外史》 而言,它以 “史” 名篇,明显地表现出中国 小说传统的 “慕史” 倾向。作者首先确立了明晰的叙事时间框 架,与故事保持总体一致。另外,同时又采用 “预叙” 和 “倒 叙” 来造成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错位,从而避免了采用单一叙 事时间的呆板。“时距” 指的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比较, 《儒林外史》贯穿着 “省略”、“概要”、“场景”、“停顿” 四种 “时距” 的交互运用。但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又并非平均使用力量: 前半部分 ( “泰伯祠大祭” 以前) “场景” 所占的比重较大,“概 要” 和 “停顿” 时间装点其中; 后半部分,“概要”、“省略” 增 多,“停顿”、“场景” 减少,这样,自然形成了艺术节奏的不同: 前半部分,节奏比较缓慢,人物被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充分 地展示自我,颇多精彩的片段。而后半部分节奏则明显加快,人 物匆匆上场,又匆匆退场。文章认为这种安排与人物的深层心理 状态是相一致的。这篇文章从情节段落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考察 了小说的叙事特征,其着眼点在于小说的内部结构,与前面杨文 所论角度及内容均有区别,但彼此又可相互补充,更加丰富了人 们对 《儒林外史》叙事特征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该文在讨 论 《儒林外史》 “叙事时间” 的同时,还提出它的 “艺术节奏” 的问题,这是前贤所未曾论及的。“艺术节奏” 起源于音乐,古 代 《乐记》 中有 “节奏,谓或作或止,作则奏之,止则节之” 的 记载,后又被运用到其他的艺术门类之中。节奏的安排,不仅仅 是一个艺术处理问题,还与作者的创作思想等密切相关,是一个 古老而很有研究必要的论题。而在此之前尚未有人论及,从这一 意义上言,贾文无疑拓展了 《儒林外史》 的研究领域。同样的问 题是,我们在采用新的理论分析作品时,能否顾及到小说作者的 实际创作过程与创作构思。我们期待这方面的研究能进一步深 入。
受到 “文化热” 的影响,本时期许多学者还探讨了 《儒林外 史》 的文化意蕴、文化特征。其中有的是从整体上加以探讨的, 如胡发贵的 《一曲文运的挽歌: 试谈 〈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 (《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王平的 《 〈儒林外史〉: 文 化反思与整合的艺术显现》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 期)、胡益民、周月亮的 《〈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 (《名作欣 赏》,1996年第5期); 也有的是就其一两个人物或某一两个情 节由点及面式地挖掘小说的文化意蕴、文化特征的,如皋于厚的 《祭泰伯祠与 〈儒林外史〉的文化意向》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第2期) 和 《 〈儒林外史〉“真儒” 形象新议》 (《明清小 说研究》,1993年第3期)、韩石的 《披洒在日落时分的心灵之 光——论 〈儒林外史〉中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及其时代的和声》 ( 《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这类文章所论主要包含三 方面的内容: 一是 《儒林外史》 所包含的文化意蕴。胡发贵认为 《儒林外史》 是 “一部文运的挽歌”,主要描述了文运的 “衰败” 以及 “星君们” 为维持文运所作的努力,而最后又以失败告终的 悲剧历程。胡益民、周月亮指出吴敬梓所思考的是 “文化现状” 与 “文化记忆” 的矛盾问题。“文化记忆” 指的是对 “所谓 ‘处 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 的那种士人理想的追忆与向 往”。“文化现状” 则是由八股士、假名士以及全民性趋炎附势的 势利见识这三类流行色所构成的现状。小说所反映的就是它们两 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本质又是 “精英文化” 与现状间的 矛盾。二是 《儒林外史》 的文化意向与构成。皋于厚对小说的 “第一等大事”“泰伯祠大祭”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吴敬梓生 活于封建末世普遍的精神危机、文化失范的特定环境中,因此, 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对这种颓风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末世 的颓风的同时,思考了民族的前途命运和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 思考着如何挽救衰世颓运,并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有价值的因 素,从贤才大儒及下层人民身上发现理想的人格素质,以此为基 础来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而祭泰伯祠 “正体现了作者对古典 道德文化的眷恋、反思和弘扬”。对 《儒林外史》 文化内涵的构 成,王平等人认为是极为复杂的多重组合。王氏从封建道德型文 化与政治型文化相糅合的角度加以论述,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 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是中国文化所关注的 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 “道德型文化” 与 “政治型文 化” 的特征。《儒林外史》 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对绵延几千 年的文化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根据自身的经历感受和时 代思潮的要求,对这一文化体系给予了重新的整合。三是对《儒 林外史》 文化价值的评估。胡益民、周月亮认为 《儒林外史》 “对研究中国士文化” 具有不可取代的 “个案价值”。因为小说的 面世,“意味着真正的文化人作为真正的叙事人 (而不是代言人) 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另外,《儒林外史》 的取境与立意 不再跟着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民间市井心理走了。从中国古代 “士” 文化的角度对小说文化价值加以肯定。《儒林外史》是一部 “学者型”作家写就的 “文化小说”,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小说内容 上的一大特征,但它给作品和读者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就学者 而言,它提升了小说的类型品位; 就读者而言,却又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它与普通读者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使之在接受中呈现出 “曲高和寡” 的状况。应该说二十年代鲁迅、胡适等人慨叹 “《儒 林外史》不为人所懂” 也并非无由。因此,《儒林外史》 的文化 研究不仅是正确理解这部小说的需要,同是也是读者接受的需 要。九十年代学者的文化研究,对于引导读者正确地研究与阅读 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比较研究在九十年代也日见甚众,代表作如张锦池 《究竟是回归,还是叛逆—— 〈红楼梦〉与 〈儒林外史〉社会观 念比较研究》 (《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期) 一文认为吴敬梓 与曹雪芹的 “社会观念却是殊途的——一个呼唤着对原儒的回 归,憧憬 ‘三化之治’,终至归于现实面前的幻灭和失落; 一个 对原儒亦失去了信仰,认为王道也在吃人,终至归于 ‘醒时幽怨 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儒林外史》所发出的 “救救文人” 的呼喊只 “宣告了旧世纪的终结”,而《红楼梦》 “还标示着新世 纪的开端”。这些论点都是颇值得学术界注意的。
总之,新理论、新方法的普遍运用是九十年代的 《儒林外 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不仅类似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而 且大多数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只是吸收了它们的方法,而绝 少在理论上故弄玄虚,以至陷入理论的盲区而不能自拔,这说明 学者们在理论的运用上更加成熟,标志着 《儒林外史》研究又向 前迈进了一大步。
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地继 承前人、超越前人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儒林外史》 的研究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说,《儒林外史》 的研究 历程实际上就是众多的学者彼此之间的不断继承、否定然后超越 的历史循环,每一项成果的获得、每一个见解的提出都是以或继 承或否定前人的二元选择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然而,七十年代 末以前,尽管学者们的研究均遵循这样的规律,但是有意识地从 正面论述研究前人观点的文章倒并不多见。七十年代末 “文革” 结束以后,学者们反思意识明显增强,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再批 评,对整个研究发展史的归纳、总结的文章也渐次增加。这一时 期,陈美林先后发表了 《略评胡适对 〈儒林外史〉的研究》、《鲁 迅与吴敬梓》 (均收入 《吴敬梓研究》 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试就卧本评语略论 〈儒林外史〉的民族特色》 等文 章,对 “卧评” 以及现代胡适、鲁迅等人的研究加以述评。李汉 秋则在他所编纂的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 (中华书局) 的 “前言” 以及 《儒林外 史》 “黄小田评本” 的 “前言” 中描述了自清中叶以迄八十年代 中期的研究历程,对一些重要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评价,但从 整体看,涉及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少,论及的范围也比较狭窄。如 对清代的评点家的研究多集中于 “卧评”、现代学者则多关注胡 适、鲁迅等大家。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情况,李汉秋的 “研究历 程” 略有述及,但限于文章的篇幅及体例,论述还比较简略。迨 至九十年代,随着新世纪的临近,回顾与总结二十世纪的文学研 究成就成为学者们所着重关注的问题,为下一时期全面总结与回 顾 《儒林外史》研究揭开了序幕。
首先,陈美林将对清代评点家的研究由 “卧评” 延及至其他 各家,连续发表了 《新近发现的 〈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漫议》 (《文献》,1990年第3期)、《〈儒林外史〉张评略议》 (《文学遗 产》,1994年第3期)、《略论 〈儒林外史〉齐省堂评》 (《河北师 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等系列文章,对清代 “儒林四 评” 加以全面论述: 考辨其版本、作者,评述其主要见解,归纳 其风格特色。“四评” 之中,刊刻于嘉庆八年 (1803年) 的 “卧 评” 出现得最早,价值也最高。陈美林八十年代即已发表从 “卧 评” 看《儒林外史》 民族特色的文章,九十年代在其主编的 《儒 林外史辞典·资料篇》 中又刊载了 “《儒林外史》 卧闲草堂评本” 一文 (本文原载 《首届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论文集》,河海 大学出版社,1990年),从正面、以辩证的态度对其加以论述。 文章高度赞赏 “卧评” 将 《儒林外史》 与 《史记》、《汉书》 相提 并论,以此来提高 《儒林外史》 的学术地位的做法,认为在普遍 卑视 “稗官小说” 的历史环境下,能公然以 “修史” 的眼光来看 待吴敬梓创作 《儒林外史》是 “慧眼独具”、是 “极有胆识” 的。 但同时又对其称小说为 “史之支流”、“外史” 持保留态度,指出 它 “尚未能将作为文学的小说完全与史学区别开来,并使之与史 学并驾齐驱”,仍流露出它的局限性; 同样,文章也肯定了 “卧 评” 对《儒林外史》 写实主义特征的评价,特别是 《儒林外史》 以 “功名富贵” 为中心广阔反映现实的笔法。但又批评了它以王 冕史传中的事迹来推求小说中的人物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 “对 其后之数种评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既指出 “卧评” 十分强调 稗官小说的教育作用,又客观地分析了它所谓的 “有功于世道人 心” 包孕着 “讲究以忠孝廉节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强烈的门阀 意识” 等陈腐落后的思想,并适时地加以批评。此外,文章还细 致地分析了 “卧评” 对 《儒林外史》 人物形象、艺术结构、语言 特色诸方面的见解,对其精到的见解表示赞同,如 《儒林外史》 的艺术结构在五四前后曾受到了一些学人的非难,认为 “没有结 构”、“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 (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 “卧评” 却持肯定态度,并且高度 称赞它的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在回评中写道: “凡做一本大书, 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 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 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 此外,“卧评” 许多回评中还一再分析研究,如评语中所谓 “起首”、“递入”、 “引出”、“大结束”、“结穴处”、“八音繁会”、“结局”、“流风余 韵” 等均为标示小说结构的词语,以此来诠释小说的长篇艺术结 构。对此,陈美林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进一步阐述 《儒林外 史》 的结构发展,以此来回映 “卧评” 的有关论述。这样既总结 其 “得”,又指出其 “失”,对它的观点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
“卧评” 之后,“黄小田评”、“齐省堂评” 以及 “张文虎评” 相继而出。他们或者是对 “卧评” 批评、或者是对 “卧评” 观点 的阐发,此外还有彼此间的递相批评。这些评论的见解、态度及 风格则通过对 “卧评” 的再批评,或者对其他人意见的认同或否 定显示出来,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陈美林对后出的几家主要采 取比较的研究方法,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力图在比较中把握它 们的特点。在小说的观念上,如上所述,“卧评” 为了提高稗官 小说《儒林外史》 的地位,将其视为 “史之支流”,这种见解较 之 《汉书·艺文志》 以来的传统观念自属进步。但陈氏认为, “黄评” 直接将小说从史学中剥离出来,“无疑要较卧评更为切合 近代的见解”。关于人物原型与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陈氏很赞 同 “黄评”、“齐评” 的观点,特别是对 “齐评” 所谓 “稗官虚虚 实实,信笔游行,未可刻舟求剑耳” 以及读者对稗官小说 “姑存 其说,仍作镜花水月观之可耳” 的见解更是推崇。而对 “张评” 中存在的 “粘滞” 之病提出批评。对小说的教育、教化功能,其 他三家与 “卧评” 意见大致一致。但 “黄评” 主要是从 “醒世”、 “救世” 的角度加以论述的,“齐评” 则是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感 化力来立论的。对于 《儒林外史》 的思想内容,其他三家评均同 意 “卧评” 所谓的 “功名富贵”之说。但在具体阐述时,彼此之 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识见也存在高下之别。“黄评”、“齐评” 更着重于将 “功名富贵” 与 “官” 联系在一起加以笔伐。而 “张 评” 则对举业与功名、学问与做官、举业与文行的关系等方面详 尽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还能将审视眼光从举业一途延及到 整个封建制度,将批判的视野由儒士扩展及整个社会。相比之 下,“张评” 显然高于其他两家。但在对待沈琼枝这一妇女形象 的认识上,陈氏认为,“卧评” 与 “齐评” 的识见远较 “黄评”、 “张评” 进步。如 “卧评” 第四十一回回评中首先指出: “ (萧) 云仙,豪杰也; (沈) 琼枝,亦豪杰也。” 对此,“黄评” 批道: “此评大谬”! “张评” 也说: “不伦!” 既认定沈琼枝行径荒谬, 又指责 “卧评” 大谬不伦。而 “齐评” 不仅在眉批中提出不同的 看法,而且在第十一回加写评语道: “沈琼枝一段,大为巾帼中 人吐气。世之陷入圈套埋没终身者,比比皆是。而此写得生龙活 虎,不可捉摸。” 对她 “生龙活虎” 般逃出牢笼大加赞赏。可见 在对待妇女婚姻自主方面,“齐评” 远较其他各家进步。对 《儒 林外史》 表现手法的评价,陈氏认为三家评都比较重视,并在 “卧评”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十分精辟的观点,如 “黄评” 对 《儒林外史》 的篇章结构、情节转换、人物登场、语言个性等方 面作了中肯的批评。而 “张评” 的评点则更为细致,“既有微观 的剖析,又有宏观的审视,小到字、词、句、章,大到谋篇布 局,均属于他的批评范围”。而且视角新颖、见解独到。在谋篇 布局方面,陈氏认为张氏批评尤重于人物的进退和情节的发展。 对小说的描写手段,张氏总结出了 “烘染法”、“烘衬”、“反衬” 等方法。此外,张氏还十分重视小说中对比手法的运用,等等。 “齐评” 十分重视对人物形象的批评,同时对于全书结构的完整、 情节的变化,也有精辟的论述,如 《儒林外史》 的最后一回 “幽 榜”,金和跋语说为他人 “妄增”,“齐评” 则在增订例言中充分 肯定了这一回的作用,“藉以收结全部人物,颇为稗官别开生 面”,对于 “后人续貂” 之说,仅表示 “未知然否,姑不具论”, 引而存疑,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慎重态度。对三家评的批评方 法、批评风格,陈氏也加以分析和归纳,如对于 “张评” 的批评 风格,他引用了黄安谨 “旁见侧出、杂以诙谐”八字以概括,并 指出张评风格不同于三家评之处,在于它 “有以原文批评、以反 语批评、以斥责语批评” 等特色,“这种 ‘诙谐’ 风格与小说原 作的 ‘讽刺’ 氛围是极为协调、相得益彰的”。这些论断,均是 从诸多零散的眉批、夹评、回评中提炼出来的,颇符合评点者的 实际。总之,这一时期,陈美林关于 “卧评”、“黄评”、“齐评”、 “张评” 的研究论文,又构成了 《儒林外史》 评点本研究的新体 系,这对于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原著,推动 《儒林外史》 研究向 纵深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 《儒林外史》 研究历程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 果。李汉秋撰写的 《儒林外史研究纵览》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年,以下简称 “纵览”),对1989年以前关于 《儒林外史》 研究情况作了总体介绍和概述。陈美林发表的 《二百余年来 〈儒 林外史〉研究之回顾》 (此文乃应1996年国际小说研讨会特约撰 写,摘要先后发表于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 《稗海 新航》 及 《文史知识》 1996年第11期及1997年第1期,全文 刊载于韩国 《中国小说论丛》 Ⅵ期,1997年),对清中叶至二 十世纪初两百余年来 《儒林外史》 研究状况作了简要的回顾与总 结。“纵览” 是一部资料丰赡、视野广阔,并且具有一定学术价 值的研究专书。它的突出特点在于资料的丰富性。《儒林外史》 问世以后,研究专家层出不穷,研究资料更是汗牛充栋,“纵览” 将古今研究资料系于 “史略”、“提要”、“综述”、“索引” 四编, 介绍研究沿革、归纳分析研究成果、评介各学派及不同学术观 点、预测当前的研究动态及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该著分门别类、 条分缕析,堪称当时收集资料最完整的研究专书。其次,“纵览” 作为天津教育出版社 “学术指南丛书” 中的一种,其宗旨虽然主 要是介绍本学科的研究状况及研究成果,但它并非仅仅一般性的 客观介绍,还能在行文中发表一己之见,这又使此书具有一定的 学术品位,特别是 “史略编” 与 “综述编”两部分,学术性表现 得更加充分。“史略编” 主要描述了自清中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前的《儒林外史》 的研究进程。对每一时期研究特点、研究方 法的总结与归纳,对一些重要学者研究成果评介,作者均能从宏 观与微观两方面加以总结。如果说“史略篇” 主要是从历时性角 度勾勒《儒林外史》 的发展历程,那么,“综述编”则是从共时 的角度总结了《儒林外史》 的研究状况。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 罗列了清中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特别是八十年代 《儒林外 史》研究中关于吴敬梓家世、生平、思想以及《儒林外史》 的创 作时间、版本、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形象、结构艺术、比 较研究的主要观点。从总体上看,作者以综述为目的,基本上能 做到客观介绍《儒林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但是某些论述也明 显地违背史实,如关于吴敬梓与魏晋六朝文学、思想的关系问 题,最早是由陈美林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的,但是李汉秋却将这 一贡献归入自己名下,说是 “李汉秋首先提出这一论题” (第 279页),显然不符史实; 此外,在1984年讨论《儒林外史》 的 创作方法时,李汉秋曾在 《光明日报》 1984年9月25发表《就 儒林外史创作方法问题答驳难》 一文,但书中对 《光明日报》 1984年10月30日发表的周中明 《“以公心讽世之书” —— 〈就 儒林外史创作方法问题答驳难〉读后》一文,只字不提 (第328 页),甚至在书末所附论文索引中又将此文剔除,不予著录。关 于此节,可参看周中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吴敬 梓研究的科学性》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 期)。这类缺点是其不足之处。但在其对主要论点分门别类的梳 理中,亦可见作者对《儒林外史》研究状况的宏观把握。即使是 “提要编”,虽然大多来源于《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其主要观点 亦为同书后 “编者按” 的申述,但也羼入了作者少数新发现的资 料,如在“情节素材提要” 中又辑录了新发现的若干情节素材, 表现了作者研究的深入与新进展。
再次,九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对当代学人研究《儒林 外史》 研究成果的评介文章,主要集中于《儒林外史》研究领域 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陈美林、李汉秋两位代表人物。其中尤其以评 介陈美林的文章居多。据统计,本时期国内评介陈美林研究成果 的文章多达四十余篇。其中有的为综论,如宋伦在 《人民日报》 海外版发表的专访文章《陈美林和 〈儒林外史〉》 (1991年5月7 日),子衿、婉沁的 《创新和超越——陈美林教授和 〈儒林外史〉 研究》。还有的是对他的研究成果的专论,如评论 《新批儒林外 史》 的就有李忠明的 《新批 〈儒林外史〉问世》 ( 《文献》,1990 年第3期) 与 《第一部当代学者评点的古代小说》 (《古典文学知 识》,1991年第5期)、钟源的 《新批 〈儒林外史〉介绍》 ( 《文 学遗产》,1990年第2期)、吴圣昔 《喜读 〈新批儒林外史〉》 ( 《人民日报》 海外版,1990年6月13日)、卢兴基的 《传统形 式的新收获》 (《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第6期) 以及 《评陈美 林 〈新批儒林外史〉》 (香港 《大公报》,1990年6月13日)、 《书海遨游——评 〈新批儒林外史〉》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7 年5月11日) 等; 评论 《吴敬梓评传》 的有巩本栋的 《吴敬梓 研究的新开拓——读 〈吴敬梓评传〉》 (《江海学刊》,1993年第3 期)、《精当翔实,评传交辉——评陈著 〈吴敬梓评传〉》 ( 《文史 知识》,1992年第3期) 以及 《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评 陈著 〈吴敬梓评传〉》 (《书讯报》,1992年11月9日)、《评陈美 林 〈吴敬梓评传〉》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2月20日)、 《儒林一杰,书苑奇葩——评陈著 〈吴敬梓评传〉》 (《中国图书评 论》,1992年第5期)、《陈美林先生的 〈吴敬梓评传〉》 (韩国 《中国小说研究会报》,1993年6月) 等。这些文章追溯了陈美 林《儒林外史》 研究的历程,总结了他的治学方法与风格,客观 公允地评介了他的研究成果,对当代学者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评介李汉秋的研究成果的文章则如傅正谷的 《李汉秋的 〈儒林外 史〉研究》 (《光明日报》,1993年3月31日)、黄岩柏 《攀上研 究 〈儒林外史〉新高度: 李汉秋一年来三部新书评述》 (《宁波师 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等。这种现象表明,在形成 《儒 林外史》研究群体的同时,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专家人物,陈 美林、李汉秋即其中的代表,他们的治学历程、方法、风格以及 研究成果已广为学界所关注。同时,也表明 《儒林外史》 研究之 研究的范围也已经由古代、现代延及至当代。而整体研究则呈现 出全方位、开放型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