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1861年10月5日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刊登于同年10月21日该报第6411号。现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
文章揭露了《泰晤士报》的真面目以及它与英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帕麦斯顿( 1784—1865,先后担任过英国外交、内务大臣和首相)之间的关系。
对于所谓“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的说法,作者认为,这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内改革,就从来没有在《泰晤士报》的支持下实现过;相反,《泰晤士报》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就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
文章指出: 《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实际上,这个报纸为帕麦斯顿所操纵,对外政策的舆论为他个人所垄断。帕麦斯顿使用种种手段,《泰晤士报》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奴隶。他设法把这个报纸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到内阁去担任次要的职位,把另一些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予以安慰。于是“从这时候起,《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就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的舆论。《泰晤士报》必须为帕麦斯顿勋爵想做的事准备舆论,并且强使舆论赞同他已经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