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紫薇雅词序》

见于张孝祥《于湖先生长短句》。版本见《于湖先生雅词序》条。该序作于宋乾道七年（1171）。张孝祥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南渡之后。时代要求作家包括词作家不应再局限于遣兴娱宾、偎红剪翠的婉媚风格，更不应再受词的所谓“本色”“当行”的束缚而吟唱些软绵绵的小调，而是应该用词这种已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喊出时代的强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良心的作品来。张孝祥等一批爱国词人，便创作了许多这样的优秀词作。该序对《于湖词》的这一特色作出了高度评价和中肯细致的分析。首先，该序指出，与“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晚唐词风完全不同，张词是在危难中“起衰”“济溺”的“正声”“正气”，其“骏发踔厉”的词风，来源于苏轼，“能继其轨者非公其谁与哉”！其次，该序不再以所谓本色当行、婉媚艳丽为必然的上品，也不再以援诗文、经传入词为“句读不葺之诗”而非之；而将“寓以诗人句法者”作为一大优点揭出，理直气壮地为“以诗为词”张本。该序又进一步将这一词风的形成与词人独特的生活经历相联系，分析《于湖词》之所以能“与‘大江东去’之词相为雄长”，主要即得力于张孝祥“出守四郡，多在三湖七泽间”的仕宦经历：“何哉？衡谓兹地自屈贾题品以来，唐人所作，不过《柳枝》《竹枝词》而已，岂以物色分留我公，要与‘大江东去’之词相为雄长，故建牙之地，不于此而于彼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