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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基27岁入学(厦门大学)时留影
成为王亚南的首批弟子是邓子基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
王亚南教会邓子基的是,“中国人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正是这一点,启发了邓子基独立思考,在学术探索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国家分配论”这一财政学主流学派的主要倡行者之一。
那时的王亚南不仅是校长,还身兼研究所所长、导师多重职务。年轻的邓子基在王亚南的悉心教导下,经济学功底日渐深厚,为日后在财政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王亚南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王亚南是邓子基的人生坐标。师从王亚南的两年,是邓子基夯实基础、塑造人生的关键阶段。邓子基用这两年时间潜心攻读《资本论》,一生都受益无穷。
邓子基那届的8名研究生中,最后按期毕业的只有4人。王亚南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对邓子基做学问、为人治学等方面的影响很大。
作为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者,邓子基一生始终倡导、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饮水思源,“国家分配论”的根源就是《资本论》,教授《资本论》的老师就是王亚南。是《资本论》给了邓子基一个理论基础,也给了他一个根本方法。
《资本论》的翻译和出版是王亚南思想前期和后期的一道分界线。此前,他主要是翻译、宣传并研究《资本论》等著作;此后,王亚南则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用马克思经济原理研究中国经济形态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我虽然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理论体系……却显然是到了厦门大学以后开始的。”王亚南后来谈到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曾这么说过。
王亚南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强调要以开阔的视野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王亚南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联系中国实际,1946年完成了学术著作《中国经济原论》的撰写,这本书是马克思经济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王亚南倡导的“中国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在这一著作中,他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范畴,在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实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其与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说明旧中国那些具有资本外观的各种经济形态,如雇佣劳动形态、商业资本形态等在本质上都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的具体表现。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财政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关系中的分配关系。《资本论》里说,税收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财政的主要来源。而财政就是分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所以,财政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分配,财政的本质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的对象与本质这两个概念就是这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