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邬沧萍对老年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首先,他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的大会发言中提出了重新审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老龄问题现在不仅是个社会问题,而且已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之后,他又针对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分四个方面进行了呼吁:
第一,避免出现一个经济上相对贫困的老年群体;第二,减轻健康上最脆弱群体的压力;第三,尽量减轻抚养比提高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第四,缓解家庭养老的困难。接着又他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要提高全党全民特别是决策人和中青年的老龄意识;第二,把老龄工作作为一项政府职能;第三,不失时机地做好对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各种准备工作;第四,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大力推行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老龄化;第五,要建立一种使老年人能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机制,使老年人有一定的经济保障。
邬沧萍在发言中直言不讳的呼吁和简要阐明的建议,立即引起了与会的政协委员们的关注,很多委员表示赞同邬沧萍的发言,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后,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但是邬沧萍并没有停步,他依然在中国老年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1999年10月,一部浸满了邬沧萍十几年致力于中国老年学辛勤汗水和治学心得的《社会老年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由邬沧萍担任主编,他培养出的博士生杜鹏、姚远、姜向群任副主编的《社会老年学》是邬沧萍和他的学生经过几年的时间共同研究的社会老年学的成果,也是他们为发展中国老年学作出的卓越贡献。
2006年,在民盟成立60周年大会上邬沧萍与民盟主席蒋树声
此书中,邬沧萍不仅担任主编,还亲自撰写了序言及第一、二、六、七、八、九、十二、十八、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章。为中国编写一部有关老年学研究的书,则更是在邬沧萍的心中已埋藏很久。不管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学,还是在80年代开始创建中国老年学,以及后来在研究、撰写论文的十几年中,邬沧萍始终都没有放下编写此书的愿望,并为此积极做准备。而正是这十几年的研究积累,为邬沧萍完成此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谈起《社会老年学》从编写到完成的整个过程,邬沧萍更有一段详尽的回忆:
我萌生编写一部老龄科学方面的书,作为对我国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智力投资,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时就已预感到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的未来将不能不面对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两难抉择。
1982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我特意研究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更加强了中国将走向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并对老龄化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情有独钟,从而开始收集和撰写老龄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同年,中共中央在十二大上做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正确决定。虽然我认为计划生育与重视老龄化问题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但考虑到大多数人包括一部分学者对此尚缺乏清楚的认识,至多认识到生育率持续迅速下降是加速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我也考虑到当时正是全国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时候,出版一部老龄方面的理论著作,不甚合时宜,所以我暂时搁置了撰写老龄方面专著的念头,转而进行理论、舆论、人才和资料方面的准备。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人口研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老龄方面的论文和文章,并在很多国内外的重要会议上作了有关老龄问题和老年学的演讲或谈话。诸如,《老龄问题与我国的对策》《漫谈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是相辅相成的》《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老年学和我国的老龄问题》《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老年学》《实现健康的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科学涵义和社会意义》构建一个健康的老龄社会,等等。与此同时,我还开始培养社会老年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推动老年学学会组织和开展老年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并展开讨论。这些会议和讨论提出的观点和思路,使《社会老年学》获益匪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始料未及。老龄问题已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注。全面推进中国的老龄问题研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老年学,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迫切需要。因此,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作为中国老年学会的会长,自己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992年,我赴美国考察老年学,并有幸列席了联合国第47届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和其他21国家的代表协商向联合提出了《联合国老龄问题宣言》,并获得了通过。会议还决定将1999年定为国际老年人年。这次大会使我想到了中国的老年学建设,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国出版一部《社会老年学》已刻不容缓。1993年春,我考察完美国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情况之后,立即回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本书的编写工作中。
根据在社会老年学方面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有关成果,我提出了全书的书写提纲、主题设计、指导思想和具体的编、章、节,然后由我们四位主要作者共同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反复多次。据我记忆,写作提纲已四易其稿。大纲确定之后,我们分头执笔。每位作者的初稿、讨论稿都要经过其他三位作者的审阅。所以说,本书既反映了我的学术思想,也体现了集体的学术智慧……
邬沧萍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地区社会科学与医学大会
由于书中既借鉴了西方老年学的研究成果,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因此《社会老年学》出版后,一直成为我国国内开展老年学教学研究的必读书目。该书无疑同样浸满了邬沧萍与共同参与者的艰辛付出,因此《社会老年学》出版后,邬沧萍对与他一起完成的弟子和此书的撰写者们充满了赞赏和感谢:
《社会老年学》最终脱稿时,正逢“1999国际老人年”。这部书是我和曾由我指导的三位博士杜鹏副教授、姚远副教授、姜向群博士在几年的时间里共同研讨社会老年学的成果。回想编写这部书的漫漫岁月,我深深感到,做学问是不容易的,水滴石穿,没有安心、静心和执着之心,学问是做不了的。所以我感谢三位博士对我这项工作的支持,也赞赏他们对老龄科学事业执著的追求。
同时,我还感到,好的研究成果一定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众人拾柴火焰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苏苹教授和陈杰老师。她们编写的“人的寿命与生理衰老”和“个体心理老化”等两章,以其清晰的思维和出色的文笔,不仅概括了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使本书大为增色,在结构上更加完整。
《社会老年学》是邬沧萍带领他的学生共同取得的成果,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力更是不容置疑。但邬沧萍并没有满足,他觉得这部书的完成,不过是这一阶段取得的成果,而且社会老年学还有很多问题待挖掘研究,在老年学研究的领域里,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如他在《社会老年学》的序言里所谈到的:
任何研究成果都是阶段性成果,都是承上启下的一环。人类社会的实践没有完结,人们对真理的研究和探索也不会完结。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深深感到社会老年学还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还有很多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有的存而未论,有的甚至还是空白。例如,现代社会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问题、养老理论问题、代际关系问题、代际间物质和精神交换问题、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尊老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等等。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书,能够有助于推动对中国老龄科学的探索。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将继续。
如今,《社会老年学》出版已是第18个年头,但无论是它自成体系的章节有序和深入浅出的论述,还是它符合中国国情可以作为中国老年学、社会学及人口学教材的特点,都使它在学术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力,至今仍在中国老年学研究领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邬沧萍则认为,如果从《社会老年学》开始编写算起,至今已经有20年了。20年的时间,全世界老龄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因此修改《社会老年学》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