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周汝昌第三次出国,时间比较长,蒙老友周策纵、赵冈的安排,周汝昌获1986—1987年度鲁斯基金会资助,作为访问教授再次来到威斯康辛大学。女儿周佗苓同行,照顾老父生活起居。这一年,除了在威斯康辛大学作客座教授外,周汝昌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效果非常好。他还应邀出席纽约亚美文化协会夏令营讨论会。在美国,有老友的照顾,没有国内的纷扰,他完成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可以说,周汝昌在美国度过了愉快的一年。
在美期间,周策纵对周汝昌父女极为照顾,开车带他们去美国各地旅游。春节时,与周氏父女到野园去赏海棠(湘云的花语为海棠,因此周汝昌对海棠有别样的情致);中秋月夜,二周联吟共饮,颇为惬意。
11月,周策纵为参加胡适百年诞辰大会而赴台,请周汝昌为他代课,讲《红楼梦》、讲宋词、讲古文……周汝昌讲课生动投入,受到青年学子的欢迎。课后,听过周汝昌课的学生都感意犹未尽,盼望他能再讲下去。周策纵赴台前,拜托来自台湾的张美芳女士照顾周汝昌父女。张女士每周必主动开车来一次,帮助买菜购物。
1987年3月31日,周氏父女飞抵纽约,校方安排一个美国学生到站迎接,并开车将他们送到普林斯顿。刚到住处,就有台湾籍名教授高友工来打招呼。高教授鲜少对来访者如此热情,这次对周汝昌真是破例了。
周汝昌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前
4月1日为农历三月初四,是周汝昌70岁生日,细心的主人在餐厅桌上摆满了鲜花。见此好花,周汝昌精神十分欣喜振作。下午,在壮思堂讲《红楼梦》,颇受欢迎。晚上,浦安迪做东,在一家中华餐馆宴请周汝昌,周汝昌的故交、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吴得安作陪。次日,吴得安请周家父女和高友工吃饭。聊天时,高友工敦促周汝昌先把那《红楼梦》最关键的几回补出来!
4月3日,浦安迪、吴得安送他们到火车站,父女俩坐车到了纽约。周汝昌在纽约熟人不多,本来只想会见夏志清与唐德刚两位。可是,最先来访的却是台湾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这对夫妻都是“红迷”,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夫妇俩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周汝昌一到纽约,他们就来拜访。谈话中得知傅运筹在联合国工作,能写清秀的小行草钢笔字,赵乐德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曾孙女的女儿。从此,他们成了好友。
到了纽约,周汝昌联系了唐德刚。早在1980年红学大会上,周汝昌就结识了唐德刚,成了熟人。周汝昌对唐德刚的印象是“为人忠厚风趣,口才并不高,可文章写得真漂亮”。唐德刚为远道而来的老友安排了一次聚餐,请了好多位在美华人作家作陪,请周汝昌和夏志清上座。周汝昌给夏志清准备了见面礼,一幅红楼诗字幅。夏志清收到礼物,很高兴,马上要同座为他们俩合影,两人中间摆着字幅。第二天周汝昌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夏志清又特意将字幅带去,让同学们欣赏。
这次讲学还有一个小插曲,夏志清邀请周汝昌到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系里经费没有到位,夏志清就自掏腰包,仍要周汝昌讲《红楼梦》,还派唐翼明到中国领事馆去接周汝昌,到校时,又有查建英迎接。周汝昌就在夏志清的办公室里为一群美国学生讲《红楼梦》的意义与对原著佚失的后30回的探讨。查建英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趣,对他推考而得的情节表示惊奇。当晚,夏志清在月亮宫饭馆设宴招待周汝昌,唐翼明、查建英作陪。席间,除了聊文学、红学以及1986年夏志清、唐德刚笔战的事情,后来话题扯到了周汝昌的家事。周佗苓说起一家这些年来的艰辛。周汝昌工资不高,家里人口多,前些年,孩子们都上学,母亲没工作,生活很不宽裕,三个女儿至今没有出嫁。大哥幼年患脑膜炎,弄得又聋又哑,讨个媳妇也是聋哑人。还有一个小弟。所有这些人全在父亲家吃饭,周汝昌一月200来元人民币的工资很难维持……周佗苓给父亲做秘书,但自认对文学、对《红楼梦》都是外行。席间,周佗苓问父亲说:“爸爸,怎么你的脑子我们一点都没遗传呢?”周汝昌似乎没有听见,脸上纹丝不动。夏志清提高了嗓音,对他说:“我说你是个书呆子,只顾自己读书,老婆不管,孩子们也没有教育好。”周汝昌突然像孩子一样地笑了,说:“你这话说得最好。我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最喜欢人家叫我书呆子。”然而在座者都戚然,终席不再说话。
结束了哥大的行程,周汝昌被唐德刚请去纽约市立大学,为文学院院长、系主任等讲《红楼梦》的意义。事关《红楼梦》的荣誉,周汝昌特别上心,他虽然是燕大西语系的高才生,毕竟50年不说不用了,担心出岔子,特别请唐德刚找了一位英语流畅的沈教授作为“准备译员”。周汝昌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意义!”讲到这里,院长们总算明白了《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周汝昌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盘桓几日,他又回到威斯康辛。
没多久,纽约亚美协会的萧女士来信,请周汝昌参加一个夏令年会,去讲讲《红楼梦》,一切费用由会方负担,务必前来!周汝昌见对方恳切,便答应下来。夏令营在一个岛上活动,有各种节目,十分热闹。
周汝昌和香港两位教授、台湾女作家李昂同台演讲,前三位讲了“环境保护与文学”。轮到周汝昌,他演讲的题目是“《红楼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周汝昌用“《红楼梦》也有环境污染”开场,引起大家注意,接着他说:“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为随水流出,园外就脏的臭的乱倒——花还是沦于不洁之地了吗?这正是环境污染之证。”之后,他讲曹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价值,与程高伪续后40回截然不同。演讲马上到时间了,香港教授站起来说:我要讲的有一点周先生已讲了,不必再述,我愿让出20分钟,让周先生续讲。20分钟又讲完了,台下听入了迷。主席女士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生再续,如何?听众热烈鼓掌。就在这次夏令营活动中,台湾文化界的出版人得知周汝昌正在写《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一书,遂商议此书的台湾版权。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周汝昌突出了《红楼梦》的三个根本问题:《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他强调每个研红者都绕不开这三点,没有明确的认识,无法深入《红楼梦》的世界。
在美国这一年,周汝昌对《红楼梦》有了更高层次的理解,他将《红楼梦》放在中华文化的高度,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拓展《红楼梦》的价值,也即发现阐释中华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