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周汝昌回到北京,出版社无法正常工作,他该做点什么工作呢?既然工宣队要他写报告提出具体工作意向,周汝昌想到的还是《红楼梦》,他在报告中请求给他一些条件,以期完成《红楼梦》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这份报告,被人扣压了。他只能等着,也没有其他渠道报上去,这个计划竟拖了下来。正当周汝昌感觉势单力薄时,恰好同事戴鸿森由干校回京。某日,戴鸿森来访周汝昌,谈起《红楼梦》,他原先以为《红楼梦》不就是《红楼梦》(指坊间流行120回本),还要搞什么其他版本?!可是当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感叹道:“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一直被它骗了!”周汝昌听了这番话,正对心思,认为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事,非常高兴,二人商量:向单位打报告,出一个好本子的《红楼梦》。
戴鸿森说干就干,马上联系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约请他们校注一个新本,社方临时领导人也点头了。文学研究所也长时间没做正经活计,接到稿约,自然很高兴,很快派邓绍基等二人到出版社办理手续。谁知此时事情发生了变故,李希凡得知后,予以激烈反对。当时杜维沫是古典部的主任,他不得不向文学研究所的专家提出解约的要求。他感到十分为难,对周汝昌说:“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么尴尬!”
1974年重阳节,周汝昌收到张伯驹的一封信,信里提供了《红楼梦》版本的重要信息。信中说,一位退休教师张琦翔曾对张伯驹说,沦陷期在北大听一个日本教授儿玉达童讲课,说见过一部《红楼梦》的抄本,为蒙古旗人三多六桥收藏,80回后的情节与通行的程、高本完全不同,有探春远嫁“和番”、黛玉早亡、宝钗成婚早卒、宝玉贫至巡更等情节,都是以前诸本未见的研究线索。周汝昌接到信件,特别激动,张琦翔提供的信息与前人笔记记载的真本情况不但吻合,还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十分重要。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个抄本的真实性,周汝昌决心尽一切努力寻找这个重要的文本。当他听说日本友人鸟居要来华访问,他无法见到鸟居本人,便写信给当时中央主管文化宣传的姚文元,建议请鸟居回国后打探儿玉达童是否还在,那部珍贵的抄本又在哪里。
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了信,态度十分客气,称周汝昌为先生,且将周汝昌的请托转告了鸟居。鸟居也很认真,经过一番调查,查到儿玉尚在,只是年纪太老,已完全失去记忆力,无法追寻了。
虽然没查到《红楼梦》抄本的情况,中央领导的回信给了周汝昌很大的鼓舞,他第二次上书,正面陈述流行本子之伪劣,建议从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这次上书,石沉大海,周汝昌心中有些失望,觉得如此大事,却很难得到重视,不免有挫败感。
到了1975年。某日,周汝昌忽然收到当时北京市市长吴德的召见通知,吴德在市府的接待室与周汝昌会面,袁水拍陪同。吴德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不久,周汝昌接到通知,说要开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周汝昌特别高兴。
那已是秋天,天气极好。会议地点在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顾问
杜维沫、王思宇: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员
孙逊:研《红》人员
还有一位周汝昌记不清姓名的与会者。
周丽苓:周汝昌的助手,为周汝昌做记录(当时周汝昌正患眼疾)。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1)袁水拍讲话,宣布会议“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其庸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2)多听顾问意见。周汝昌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3)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小组组成伊始,周汝昌四川大学的旧同事,彼时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瑞莲女士来访。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对周汝昌说,你们弟兄多年研究版本,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周汝昌听了,心里很感动,对刘女士吐露了内心的矛盾和苦恼。当时他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是周汝昌最先呼吁中央整理《红楼梦》善本,当然愿全身心投入;但他仅被安排为顾问,不能参加实际工作,上面也没有这样的指示。不在其位,不为其政。周汝昌为难的是,自己钟爱的工作,限于客观条件,没有机会尽全力;若不去做,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口实。所以他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而去。
不久,刘女士来信:“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由于周汝昌不是校勘成员,该小组工作的详情了解很有限,小组骨干胡文彬、周雷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来访,说他与冯其庸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有意请周汝昌出面向有关方面反映。周汝昌婉拒周雷。第一,他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他已是局外人,慎重起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纠纷和嫌疑。
后来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邀请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其中朱彤、张锦池拜访过周汝昌,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周汝昌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本来是学术方面的事情,谁知给他惹来不大不小的麻烦。
及至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倒台,周汝昌还因此受了一回“审查”,有人说周汝昌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来往,单位里也有人贴了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案情本不复杂,对周汝昌的审查很快便解除了。消息传来,有人来慰问,其中有真心关切安危的,也有为人作“探”的。
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周汝昌的“政治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和澄清。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周汝昌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周汝昌对这件事极其看重: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此新校本亦非尽善,有待改进之处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义江与梁归智的新校本。
如上所述,周汝昌为出一部近真的善本,数十年如一日,一有机会,就谋求可能的办法,务将一个较好的、接近曹雪芹原笔本面的新定本贡献给天下后世,为的是不再“让那种以假篡真的伪‘全璧’继续蒙蔽读者,搅乱精神世界”。因为在周汝昌看来,“文化层次的高下美丑的重大分差,是不能混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