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洪马辛、嗣穈,字希疆。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学名洪骍,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兴趣广泛,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研究。在《红楼梦》自传说系谱上,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影响最大。周汝昌与胡适的交流较少,只有一面之缘,更多的是书信往来。周汝昌对胡适先生的气度和为人称誉有加,在学术或者说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方面,两人则有相当的分歧。
周汝昌与胡适相差27岁。当周汝昌还是燕大一名老学生的时候,胡适早已名满天下。两人的地位、年龄相差悬殊,是曹雪芹的生卒年这个学术问题,让两人有了一段意想不到的缘分。
1947年,周汝昌在燕大图书馆找到敦敏的《懋斋诗钞》,这是研究曹雪芹生平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周祜昌也是在胡适的文章中寻到线索,让周汝昌去查的。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胡适多年来四处托人访求的书,就静静地放在燕大图书馆里。周汝昌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写成《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此文由顾随先生推荐到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主编赵万里处。赵万里很感兴趣,一则发现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文本,再则这篇文章是后学小子向社会名流胡适商榷的,更能吸引读者眼球。赵万里收到文章后,很快便在1947年12月5日《民国日报》(副刊第七十一期)上发表。
文章刚刊出,胡适本人就看到了。两天后,胡适便给周汝昌写信:
1947年12月5日,周汝昌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遂引发胡适先生回信
胡适的来信手迹
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大疑问了。
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第一,请先生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们称“芹圃”,称“曹君”,已是很客气了。第二,最要紧的是若雪芹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先生说是吗?
匆匆问好。
胡适的来信对青年学子是极大的鼓励,从此周汝昌进入《红楼梦》研究的亢奋状态。次年三月十八日(农历),周汝昌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
谢谢您给我的信(原函见《民国日报?图书副刊》第八十二期,三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自问无意抛砖,不期引玉,真是欣幸无已。可惜那封信我见到时已很晚,跟着又是忙,所以直到今天才得写信来谢您,实在抱歉之至。本来拙文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有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一部亚东版的《红楼梦》,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现在不妨把我的意思再向先生说说,也许因此竟会讨论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来,也未可知……
半年时间,周汝昌共给胡适写了9封信,胡适回了6封(也可能是7封),讨论的都是《红楼梦》的有关问题。当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周汝昌对外界的变化刻意保持距离,胡适则不然,他的身份和影响使他无法脱身。1948年年底,胡适离开北平,从此再没回来。他给周汝昌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48年十月二十四日(农历):
谢谢你的长信。
《四松堂集》,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
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红楼梦》的掌故。
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钞读了。
刘铨福是北京有名的藏书家,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有专咏他的诗,其注语可供参考。
你有好弟兄,最可欣羡。你下次写信给你令兄时,请代我致意。
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信中提到的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说的是周汝昌所借《甲戌本石头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48年暑假,周汝昌带着世人未见的奇书回老家,四哥祜昌一见之下,与周汝昌初见此本的反应一样,翻开第一页,就惊住了!因与原来所见的完全不同,不但有正文,还有朱红色的眉批,急看第一回,黑字写得明白:“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再往下看,原来那些闷话是回前卷头《凡例》的最后一条。流行的本子没有凡例,错把这一条放入首回。原来,真本《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过了!总之,一切让兄弟俩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甲戌本第一回
周氏兄弟拿到珍本,发下大愿要恢复《红楼梦》本来面目。胡适离开北平时所带书籍,这套《石头记》为其中之一。当时这套书是很珍贵的,周氏兄弟在未取得胡适同意前,分头抄录。事后周汝昌去信说明,胡适毫无责怪之言,由此可见其胸襟。另一个令周汝昌感动的细节是从借书之后,始终未再询问一字,包括什么时候还书等等。除了这本价值连城的珍本外,周汝昌还从胡适那里借了《四松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每次周汝昌写信请借,胡适便毫不迟疑地包裹好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他,当然这三部书不是一次借的。
周汝昌借胡适甲戌本后写下的跋
后来由赵万里先生引介,1948年六月二十七日(农历),周汝昌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拜会了胡适先生。胡适在书房兼客厅会见了周汝昌,邓广铭先生也在场。由于他们坐得较远,加上周汝昌听力已经有了问题,这次晤谈主要是胡适单讲,周汝昌有点拘束。临走时,胡适借他《胡适论学近著》。事后,他在信中特意嘱咐周汝昌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周汝昌还书后胡适作的三次题跋
1953年《红楼梦新证》刊行,当时大陆已有批判胡适的苗头,编者建议作者将书中敬辞删除,并加入批评胡适的内容,这些都不是周汝昌的本意。周祜昌更因为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被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并且最后“扫地出门”。海外有好事者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先生,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要他再买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学生”。由此,周汝昌由衷称赞,胡适从人品、性情而察之,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确以为,百年以来,与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学者,都还于这个“大”上难与相比。多数是专精于一科一门,兢兢自守,门庭不广,抱负有限,成就表现也显得区域广狭远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