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1944年5月,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带回来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无独有偶,这一年的秋天,仍然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林漫也曾将他创作的题为《白毛女人》的小说稿,托交通员带给鲁艺领导人周扬。
两个故事的内容大同小异,讲的都是河北西北部小山村的一户老佃农,他受到恶霸地主的盘剥,日子过得上顿不接下顿。不过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孝顺美丽的女儿,父女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也有个盼头。可是,穷人哪怕有个布丝儿也会被恶人惦记着,更何况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呢?
恶霸地主盯上了老佃农的女儿,他的手下给他出主意,用讨租子的名义骗老佃农卖女抵债。老佃农发现真相后,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惨死在地主家门外。地主趁机霸占了他的女儿。满足了自己一时的淫欲后,地主厌弃了佃农的女儿,准备娶富家小姐,打算把她卖给人贩子,幸亏被一个善良的老妈子事先得知消息,老妈子在一个深夜偷偷放走了这个可怜的姑娘。逃出地主家后,少女怀着深仇大恨藏到山洞里,靠着偷吃奶奶庙里的供献为生。由于缺少食盐,又常年见不到阳光,她的头发都变白了,被村民们误以为是“白毛仙姑”。
直到抗战后,八路军来到这里,把她救了出来,她才得以重见天日。
白毛女这个具有现实基础的故事很动人,不过,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创作者具有相当深厚的艺术创造力。
贺敬之研究专家何火任先生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白毛女〉与贺敬之》一文中介绍了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何先生说:
“为迎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周扬极力主张在新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根据这个题材编写成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剧,作为向‘七大’的献礼。他将这一艰巨而紧迫的创作任务交给戏音系领导张庚组织力量完成,并亲自在鲁艺主持会议进行动员。
张庚让贺敬之阅读了林漫手写的情节简单的‘白毛女’的故事,又召集邵子南、贺敬之、王彬、王大化、马可、张鲁等编导人员开会,组成创作组,对剧本的主题和初步的情节进行了讨论。
会上商定由不久前从晋察冀来延安的‘西战团’成员邵子南执笔,因为他熟悉晋察冀边区的生活和‘白毛仙姑’的故事。邵子南写出前几场初稿交张庚和创作组成员看后,大家都不满意,觉得戏剧情节扣得不紧,人物性格不鲜明,又没有真正的戏剧动作,实际上不是歌剧而是一篇朗诵诗剧,无法排练,希望邵子南改写,但他不乐意……
周扬的意见不只是否定试排的这一场,而实际上否定了邵子南写的剧本。大家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认为‘此稿不适合舞台演出,故事情节的安排及人物关系都有许多可以商讨的地方,需要重新解构,另起炉灶’,而‘这些要求与邵子南同志的设想未能符合,因此,他收回了自己的稿本,退出了创作组’。
1945年初,张庚召集有关编导人员开会,进一步讨论了剧本结构的大体框架,并决定由贺敬之执笔重写。贺敬之写完第一幕需要试排时,就确定成立剧组,其中有编剧贺敬之、丁毅,作曲马可、张鲁、瞿维,导演王滨、王大化、张水华、舒强……”
20岁的贺敬之听到组织上让他执笔歌剧《白毛女》的这个要求后,却不太敢接,因为自己太年轻了,担心写不好。
得知贺敬之的想法后,上级领导找他耐心谈话,他们告诉贺敬之说:“你既然参加过秧歌剧的创作,又是农村出身,了解农民的悲苦经历,组织相信你,你就放心去写吧!”
听到这话,贺敬之把忐忑不安的一颗心放回肚子里,他躲进小窑洞,埋头写了起来。他一旦决定着手做某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不会轻易罢手。
其实听到“白毛仙姑”这个故事的时候,贺敬之就联想到童年家乡的那些穷苦乡亲们,他们中间有为了生活而卖掉儿子的小全他爹;有被逼嫁入地主家后来又被逼死的农村美丽少女小兰姑娘——贺敬之曾把他们的悲惨命运写入诗中;在延安他还曾写过一篇小说《两根秫秸》,讲的是一位老农民,因为长期吃不饱饭,两条腿瘦得像两根秫秸一样了。
贺敬之说:“第一幕里全部的细节和情感都是我的,真正触动我的感情,真正体现我的灵魂和特点的就是整个第一幕,因为这种生活和感情我比较熟悉。”
过去积累的这些素材,好像就是为这次创作《白毛女》而准备的一样。窑洞木桌上点着一盏麻籽油灯,贺敬之在跳动的光线下越写越激动,他几乎是流着眼泪写完了第一幕。等写到杨白劳自杀时,贺敬之已经精神恍惚,同窑洞的同伴跟他打招呼他都听不见了。第二天有的同学就说:“贺敬之写剧本写得疯魔掉了,他六亲不认了啊!”这种强烈的感情,引导他以强大的行动力去勇往直前,直到获取辉煌的成就。
北风吹,雪花飘,
雪花飘飘年来到。
爹出门去躲债整七天,
三十晚上还没回还。
大婶子给了玉茭子面,
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
我盼爹爹心中急,
等爹回来心欢喜,
爹爹带回白面来,
欢欢喜喜过个年……
人家闺女有花戴,
爹爹钱少不能买,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
给我扎起来!
哎,扎呀扎起来!
《白毛女》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彩排,唱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主题,取得非常强烈的反响,轰动了全鲁艺及延安文艺界,大家一致认为歌剧《白毛女》是秧歌剧运动发展以来最动人的歌剧。当地的农民观看彩排后,哭成了一片。
贺敬之作为歌剧《白毛女》的主要执笔者,把全部情感都投入到创作之中,经常处于心情激荡状态,有时甚至彻夜难眠;另一方面,为了赶进度,他多日来都挑灯夜战,终于在快完稿时病倒住院了,组织上决定由丁毅执笔写完最后“斗争会”这一场戏。
1945年4月22日,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参加七大的来自全国的547名正式代表以及208名候补代表,还有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全都赶来了。毛泽东主席来了,朱德总司令来了,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
贺敬之说:“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我格外注意台下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当演员们高唱‘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毛主席禁不住擦起了眼泪……许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和广大观众也一起流泪了。还有一位坐在窗台上的观众大声叫好,一看,原来是陈赓将军。”
《白毛女》上演后,反响相当强烈,观众们边看边流泪,全场哭成了一片。在延安先后上演三十多场,大多数人都看过一遍,有的人连看几场,还有人从安塞、甘泉赶来观看。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飘扬着《白毛女》中的歌曲。演员们走在街上,常被热情的路人围住,大家纷纷指着他们说:“看,这是白毛女!这是杨白劳!”并送上喜爱的眼神;而饰演黄世仁、穆仁智、黄母等反派角色的演员则“倒了霉”,从鲁艺到党校礼堂演出的路上,孩子们常常围住他们,骂他们“大坏蛋”、“地主婆”,还用土块、石头打他们。
歌剧《白毛女》喜儿饰演者王昆
1946年,张家口保卫战时,华北联大文工团在怀来演出,当地盛产水果,当演到斗争黄世仁那一幕时,随着台上群众演员“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的口号声,台下突然飞来无数果子,一个正好打到演员陈强眼上,第二天他就成了“乌眼青”。
最出格的是在冀中为部队演出,演到最后一幕斗争黄世仁时,士兵们在台下泣不成声,突然,一位新参军的战士咔嚓一声子弹上膛扣动扳机射向舞台上的黄世仁,结果把幕布射穿了一个洞。此事导致军区首长不得不决定部队观看《白毛女》演出时子弹一律不得上膛,经过检查才能入场。
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白毛女》演出盛况说:“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田汉说《白毛女》“是为革命立过功劳的”。
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的影响扩展到国外,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白毛女》演出热。而演员们的“遭遇”,也还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951年,在德国柏林和德累斯顿演出《白毛女》,谢幕时,观众献给“喜儿”的鲜花都快抱不动了,可饰演黄世仁的陈强却一枝花也没有,有人想献给陈强一把花,一位老太太竟然大喊起来:“不许给他——”那人只好把花又从“黄世仁”手中夺过来,重新献给“喜儿”,引起全场观众大笑……
国外也有许多贺敬之的“追星族”——在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很多人都对诗人贺敬之非常尊敬。
意大利姑娘Tiziana Tota虽未曾到过中国,但在意大利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了解到了新歌剧《白毛女》,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喜儿”,也就是《白毛女》歌剧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后来这位“洋喜儿”专门写信给贺敬之,热情地提出很多关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问题。
1945年冬天,贺敬之对《白毛女》剧本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使戏剧和音乐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歌剧形式上更为统一和完美。这次的修改本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并被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于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歌剧《白毛女》1962年修改稿手迹
歌剧《白毛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崭新的艺术形式,为新歌剧创作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它是中国新歌剧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